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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第二次新政（第2页）

但是，该法案却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他们指责社会保险违反了美国一向珍视的“节俭精神、首创精神和自助精神”，称所有的美国人从此都不得不忍辱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上一个印着社会保险号码的铜牌，就像挂块狗牌一样。他们还指责说，推行社会保险法案就等于将节衣缩食的彼得的钱抢过来，送给不懂积蓄的保罗。新泽西州参议员哈里·穆尔甚至刻薄地指责说：

“我们也可以从育婴堂抱来一个孩子，然后给他雇一个保姆，让他不必尝受生活的艰辛。”

在国会期间，关于这一社会保险法的争论也相当激烈，共和党坚决认为这是鼓励懒汉的行为，决不能通过。但最终表决时，众议院以372对33、参议院以76对6的票数获得通过。

（三）

在第二次新政期间，劳工关系一直都是罗斯福特别关注的领域。他很清楚，如果得不到有组织的劳工的支持，社会动**的局面就无法控制，更谈不上实施私人投资计划了；而且在支持他的选民当中，有组织的劳工是非常有力的集团。

在第一次新政实施期间，《全国工业复兴法》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连带导致该法中有关劳工权利的规定也失去了法律效力。这对罗斯福鼓吹的“社会改革”和“劳资合作”无疑是个打击。许多大企业家度过危急时刻后，也都纷纷从支持新政变为反对新政，右翼报刊更是大加鼓噪。因此，在罗斯福的强烈要求下，在工会的大力支持下，国会很快也采取了行动。

在《全国工会复兴法》被取消不到40天，1935年5月，参议院批准了国会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于10年前提出的《全国劳工关系法》（也称《瓦格纳法》）。7月5日，该法签署生效。

该法令规定：禁止雇主干预或图谋控制劳工组织，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雇主不得拒绝与工人集体谈判合同，不得禁止工人罢工，不得歧视工会会员；成立全国劳工关系局，处理劳工对雇主的申诉。

《瓦格纳法》通常被认为是6年多的“新政”期间最为激进的立法革新之一。它倾向于用政府的力量支持劳工的集体谈判权和组建工会权，并放弃了从前那种让垄断资本自行其是的不限制政策，逐渐摆脱了与垄断资本的伙伴关系，限制了各个垄断集团的过分剥削和压迫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工的经济、政治处境，这也是为了达到“磨损劳工运动的激进锋芒，并将其纳入民主党改良政策的轨道，使美国的现行社会制度得以在新的基础上继续运行”的长远目的。

6月19日，罗斯福又向国会提交了一项激进的税制咨文，目的是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这一“直接掏富人腰包”的提案自然是遭到了企业界、保守派议员的激烈反对。费城《问询者报》甚至指责罗斯福是在“玩弄明目张胆的政治安抚”；保守派议员则指责这一提案等于在歧视有产者而实施有利于平民的阶级立法。

但在激烈的斗争中，最终参议院进步首领拉福莱特以大胆的行动表达了对总统的支持，这才扭转了局势。

8月底，税收法中又取消了遗产税，并将累进的公司所得税减少到仅有象征意义的程度。但它提高了房地产税、馈赠税和财产税，对利润超过15%的企业还要征收超额利润税，对5万元以上的个人所得税征收附加税。

该法案同样激起了企业界以及高收入阶层的强烈不满，但罗斯福认为，重新分配财富是当今世界的新思想。而要在美国同共产主义作斗争，就必须要注意这个新思想。

8月23日，由罗斯福任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埃克尔斯起草、经参议院保守派卡特·格拉斯修改的《银行法》获得通过。该法案虽然使“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所保险的金额有所下降，但该公司的监督权力却大有扩展；它授权总统任命联邦系统新设的董事会7名成员对地区银行进行更为直接的管理，董事会有权对储备银行的再贴现率和必需的储备进行更大限度的管理。它将各家银行的信贷政策移交给“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样就将公开市场经营活动的管理权转移到政府手中。

从长远的利益来看，该委员会购销公债券的权利将成为控制货币的主要工具，它要求各大州的银行须在1942年7月以前加入联邦储备系统。这样一来，罗斯福就扩大了联邦政府管理货币和信贷的权力。

（四）

到1935年8月27日，罗斯福实施的第二个“百日新政”结束了，国会还通过了其他的一些立法，比如通过的格非-斯奈德煤炭保护法，其实是重申了被裁决违宪的旧烟煤法规的规定；修改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条例和农业调整法；制定了新的农场抵押法和铁路职工退休法；通过了黄金条款和联邦登记法；将州际公共汽车和货车置于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管辖之下；削弱了银行家对铁路调整的控制法规；批准了由州际商务委员会管理运价并调节劳工关系的航空邮递阀；制定了联邦酒精饮料法和中央统计法；等等。

罗斯福的两次新政几乎涉及到美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是那种以新质去取代原有结构的革命，而是一种旨在让这个结构免遭来自内部的耗损和毒害、适应飞速变化的时代要求，并使其长久地良性运行下去的社会改良。

罗斯福曾经声明，他正在寻求一种恢复众所周知的、早经确立的，而在某种程度上被损害和遗忘了的美国的理想和价值观念。为此，他多次向国会和人民表示，他这个“新政大夫”所实施的手术将极力避免或根本不会引起震**、灾难和脱节，新质的培植和确立将平和地内化为这个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谐的原则以及必要性本身都要求新的建筑结构必须同原有的基本线条溶于一体，正是这种新旧的相互结合，才标志着国家和平的前进”。

以下所摘录的是出自罗斯福本人对于其所实施的新政的原话，对于我们深入和完整地了解新政具有一定的帮助：

“我们运用实事求是的原则，一起来渡过难关。”

“民主政府就其本质来说，能够帮助人民抵御过去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灾害，能够解决过去被认为是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一条真理。”

“我们寻求的是经济制度中的平衡；要对过去限制和妨碍了机会均等的许多其他弊端进行建设性的改革。”

“我一直认为，我们近来所经历的大部分困难，是在政治上未能掌握这种经济上互相依赖的事实的直接结果。”

……

以上几点都充分地说明了罗斯福新政的总的指导原则。在这些大前前提的指导之下，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罗斯福新政的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有效举措：社会救济与福利制度说明政府对全体公民的福利负有一种终极的责任；以工代赈和经济复兴是为了让美国人民的道德和精神气质不被懈怠的麻醉剂所损害；面对日渐复杂的社会形势，总统权力与政府职责必须要加强，因此需要赋予政府充满活力的个性；为拯救银行和保险公司、抵押公司及铁路，为照顾千万濒于饥饿边缘的人民，政府可以采取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方式来解决难题；……

在罗斯福的多次演说中，他都在向广大听众反复强调，并提醒大家记取这样一个事实：1932年灾难性的经济大萧条与经过几年新政后的景观——两者之间对比之鲜明已经无法同日而语，甚至连“崩溃前的那个黄粱美梦般的繁荣的狂欢时代”也不能与1935年后的社会形势相提并论。

“从1929年到1933年，这个国家螺旋式地向下滑——不断地向下——一直滑到1933年3月3日，整个文明结构完全陷于停顿。这是美国历史上灾难深重、令人触景生情的4年……在这4年结束时，我们的国家及时采取了行动，扭过头来又开始走向上升的道路。”

1936年，罗斯福在收集政府各个机构详细列表上报的成绩中发现，结果毫无例外地表明，新政在促进经济复兴、市场繁荣、银行信用坚挺、人民生活水平和环境保护有所好转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总之，新政在摆脱经济萧条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是有目共睹且显而易见的。罗斯福在芝加哥曾更加坦率地向众多选民指出，正是新政挽救了被拖到毁灭性边缘的私人利润和自由企业制度。

虽然新政不能永远地治愈经济危机这个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伴而行的痼疾，但经过罗斯福的新政，“过去曾使我们的经济生活产生的一连串不正常的繁荣与灾难性的衰退相互交替的现象，现在联邦政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能够更好地加以防止”。

这就是所谓“新政的遗产”中最大的一笔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