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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提高湘军技艺。熟悉阵法，曾国藩详细制定了一套课程，作为操练的依据：

一、每逢三、六、九日午前，本部堂（曾国藩）下教场，看试技艺、演阵法。

二、每逢一、四、七日午前，着本营官下教场演阵。并看抬枪、鸟枪打靶。

三、每逢二、八日午前，主要营官带领赴城外近处跑坡、抢旗、跳坑。

四、每逢五、逢十午前，即在营中演连环枪法。

五、每日午后，即在本营练习拳、棒、刀、矛、钯、叉，一日不可间断。

当时，湘军练习的主要阵法是戚继光的鸳鸯阵、三才阵《握奇经》的四面相应阵，以及后来的一字阵、二字阵和方城阵。

在练技艺租阵法上，曾国藩反复强调是熟练，以达到保护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他说：“总不外一个熟悉字：技艺极熟悉，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所以，曾国藩在湘军操练上，严格要求，从不间断，在循序渐进的基础上达到熟悉掌握技艺的程度，从而训练出一支精强的军队。

曾国藩靠峻法整顿军队，计议筹划定了后就采取行动，遭受挫折而不屈服，意志坚定如金石，稳重如山岳。诸将均受了他的感化，虽离他远出，均遵守他的约束而不改变。

曾国藩治军严明主要表现在对队伍的严加约束上，在这方面，曾国藩可谓六亲不认。如湘军初建时，纪律涣散，尤其是靖港之败，练勇大批溃散，即使在湘潭之役中获得胜利的水陆勇也到处抢劫，携私潜逃。因此，他自岳州、靖港、湘潭之役后，立即着手整顿湘军，凡溃散之勇不再收回，溃散营哨的营官哨长也一律裁去不用，连他自己的弟弟曾国葆也在被裁者之列。经过整顿，水陆各勇仅留五千多人。与此同时，他调罗泽南、李续宾所部湘勇到长沙，又令在战斗中英勇可靠的塔齐布、杨载福、彭玉麟等大量招募新勇，新增数勇，广东派山东登州镇总兵陈辉龙带水兵四百名、炮一百尊，广西派升用道员李孟九带水师一千名来湘入战。又在衡阳、湘潭分设船厂，新造战船六十多只。

湘军经过这次整顿之后，更加兵精械足，“规范重整，军容复壮”，水陆两师达二万之众。

而在当时的湘军中，以治军严明著称的当数彭玉麟，可以说是得曾国藩峻法之真传，以至民间有“彭打铁”之雅号。

湘军的严明为打败太平军奠定丁基础，也为曾国藩不断高升搭起了天桥。

好的人才有血性而没官气

曾国藩在评价湘军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水陆两支队伍的好处，全在官兵们没有官气而有血性。假如官气增加一分，血性就会减少一分。”

可见，对于选择人材的标准，曾国藩主张德才兼备，但是更注重血性。所谓血性是指忠义精神，曾国藩在纯朴之中选择人才，以忠义廉洁为本。官气即浮滑之气，讲资格摆架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得之弊，处世圆润，无实干之精神。

曾国藩对于人才的识别、培育、任用上有属于自己的一整套理论。

曾国藩形成了自己训练军队的想法，在实践中他又是如何操作，将湘军训练成一支有主义韵队伍的呢?其是如何选将、如何募兵、又是如何训练的，这些足为后世者所师法，但当今之世与曾氏所处之时代已大为不同，后世之借鉴者须做到“彩必遗弃，惟取其神”方可。

曾国藩还认为，“血性”、“廉”、“明”等素质对于一个将领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三者缺一，就像车辆缺少了车轴和辕木、车轮一样，寸步难行。”所谓“血性”，是指“忠义”精神。而对于“廉”“明”二字，他解释说：“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人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在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得廉二字以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

曾国藩还认为，“朴实”二字对于一个将领来说也很重要。在给左宗棠的一封信中，他指出：“李迪庵兄弟之选营官，专取简默朴实，临阵不慌。弟之能于临阵观人，而取简默朴实，略仿李氏之意。”崇尚朴实，就必然反对浮滑。在给姚浦的信中，他指出：“将领之浮滑者，足以淆乱是非。是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弟一人然也。”

当然，对于一个将领，所谓“不善说话”，并非是要其说话“无条理”，反而是要求将领力诫浮猾。曾国藩在给家人的一封信中指出，将领“说话宜有条理”。还在另一封信中具体举例说：“杨镇南不足恃，余与其平日说话知之，渠说话最无条理。凡说话不中事理，不但斤两者，其下必不服，故《说文》看字后从口，言在上位者，出口号令，足以服众也。”

此外，曾国藩还特别指出，湘军所选拔之将领绝不能是那样难以与众人共事的人。因为曾国藩从一开始就悉心要在湘军将领中培养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在《与江忠源》书中，他写道：“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期胜，见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先死呼吸之顷者。”而要想早一日剿灭太平军，惟有将湘军培育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手足之师，万众一心，或有成功之一日。

曾国藩的选将要求可以总结为如下四点，即：一血性为主；二廉明为用；三简默朴实；四打仗坚忍。

所谓“血性为主”，就是要求湘军将领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决心。曾国藩认为强调这一点对于选拔将领至关重要，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然苟阙其一，则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在曾国藩看来，选用有“忠义”、“血性”者为将，整支军队就可以达到“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的效果。带动全军为维护封建统治和纲常名教而战。从而使湘军不但具有镇压起义的军事功能，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其次，吹捧“廉明为用”。曾国藩说过：“为将之道，谋勇不可强几，‘廉明’二字则可学而几也。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喷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务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

曾国藩强调“守廉”，因为他深知，绿营将帅克扣兵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腐败行为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种情况日益加深兵士们的不满情绪，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那么，现在他要组建一支新军，能否在这个问题上使将帅有所收敛，将直接关系到湘军战斗力的强弱。因此，他要求将官以“廉”自守，“欲服军心必须尚廉洁”，并常常以“崇俭朴”，“不要钱”与部属相标榜，反复告诫他们说：“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著意，如营官于银钱上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截旷而后议之也”。

曾国藩对于官场中的腐败积弊是深有体会的，他当然也认识到了仅靠口头上的训诫与要求并不能真正杜绝腐败，必须辅之以实际上的物质利益，使官吏将领本身既可享有比较优厚的奉禄，完全不必再“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曾国藩为解决这一问题，决心从根本制度上将将官的利益明确规定下来：“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的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之“养廉”，试图用这种方法防止将领克扣兵饷，从而维持军心的稳定。曾国藩曾私下开导部属说，守“廉”并不吃亏，“守个‘廉’字，名位日尊，岂有怕穷之理。常使在下之将官多占些便宜，士卒多沾些恩泽，则人人悦服，切不可，处处打算，惹人谈论。得了名就顾不得利，莫作名利双收之想。”为了得到更大更远的利益，而暂时舍弃眼前的小便宜，这是十分必要的。

至于“明”字，主要是要求将领努力做到赏罚公道，是非不淆。曾国藩强调，将官必须要有“明”的素质，“‘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威，某弁回合力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他认为，“一军之内，亦必其是非不揆于正，而后政绩少有可观。”，将领必须“得‘廉明’二字以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若不从此二字下手，则诸德亦茫无把握。”

应该说，曾国藩选将强调守“廉”以及具有“明”的品质，这对调整湘军将卒之间的关系是有好处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维系部队内部的团结。湘军战斗力之所以高于绿营军队，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再次是“专取简默朴实之人”。曾国藩曾抨击绿营军队积习难改，即使“岳王复生，或可换孱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遽变营伍之习气”。他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太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真意**然”之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主张“军营宜多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强调“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并明确规定：湘军不用人营已久的兵和守备以上的官，希图用这种办法来摒除军队中的衙门习气，亦即官气。他说：“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案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曾国藩主张重操守、轻官气以及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的选将要求，就是尽量舍弃一切官气重、心窍多、浮滑取巧之人，而选用那些能够耐劳实干、不浮夸虚饰者为将，这种做法无疑对提高整个湘军的战斗力和耐久力极为有利，从而使湘军在与太平军对抗的过程中，迅速成为一支最强悍的力量。

最后是“打仗坚忍”。曾国藩非行伍出身，他以儒生治兵，建军之始也没多少军事经验，但他知道，行军作战备尝艰苦。将领平时须带兵士严加训练，整肃营务；战时则要有临阵胆识，敢于冲锋陷阵。因此，他选将以“耐冷、耐苦、耐劳、耐闲”为警句，提倡“习苦为办事之本”具有苦熬苦撑，敢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后来，薛福成评论曾国藩时，称他率领湘军将弁“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而后“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震撼之际，每百折而不回”。薛福成对曾国藩的评价自然有溢美之词，但也无庸讳言，“打仗坚忍”的选将要求，对提高湘军士气和军事素质是有一定成效的。

仔细分析以上四条选将要求，由此可知，曾国藩反复强调和首先要求的是将帅的品质操守，也就是注重“德”而不是“才”。因为不论是“血性”、“廉明”，还是“朴实”、“坚忍”，均属于思想品德范畴。作为封建社会末代的道学家，曾国藩主张“才生于情”，一个人的思想品德乃是至关重要的基本条件，才能的优劣都要以此为前提。

另外，曾国藩选拔将官时所用的“文人带兵”的思想也颇有独见，应给予足够的注意。中国旧知识分子是传统文化思想精神之中的保守者和创新者，他们往往将作为精神价值的“忠孝礼义”视同生命，为做到这些节义之事，他们往往虽万死而不辞。曾国藩要立“文人带兵”的思想，正是要利用文人较高的智商和急欲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调动起他们的忠诚，为剿灭太平军而拼死效力。故曾国藩在选拔将官时，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据历史学家罗尔纲的考证，在湘军的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可考人数的近百分之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