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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缉捕 锒铛入狱（第1页）

千里缉捕锒铛入狱

最先得知这个坏消息的是驸马王诜，他的夫人是神宗的姐姐。王诜与苏轼交情深厚，他火速通知在南都（今河南商丘）任职的苏辙。苏辙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惊呆了，立刻派人飞马奔赴湖州，希望赶在皇甫僎之前通知苏轼，好让兄长有个思想准备。苏辙派出的飞马哪里赶得上皇甫馔这个官差的骏马?多亏皇甫馔到润州（今江苏镇江）时，儿子忽然生病，结果耽误了半天，苏辙的信差终于抢先一步赶到，给苏轼报告了这个爆炸性消息（事载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七月二十八日，皇甫馔一行抵达湖州。此时苏轼正在休假，由他的副手、湖州通判祖无颇代知州事。皇甫馔身穿官袍官靴，手持笏板，气势汹汹径直闯入州衙。两位御史台军士身著白衣，头扎青巾，怒目圆睁，脸色狰狞，分列在皇甫馔两侧。衙门上下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苏轼哪见过这阵势!他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非常害怕，不敢出去，在衙门后与祖无颇商量对策。祖无颇安慰他说：“事已至此，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总还是要出去应对吧!”苏轼问：“我现在已经是罪人了，恐怕不能再穿朝服了吧?”祖无颇头脑还算冷静，他对苏轼说：“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罪名，还不是罪人，当然应当穿朝服出迎。”

苏轼的情绪这才稍稍稳定，他穿上官服，手持笏板，出去见皇甫馔，祖无颇等官员也都身穿官服排在他身后。但见那两位御史台军士的腰间鼓鼓囊囊，好像藏有匕首。皇甫馔脸色铁青，一言不发，气氛更加恐怖。最终还是苏轼先开口，他说：“我知道自己多次激怒朝廷，今日使者前来，肯定是赐死，死倒不怕，只求能与家人诀别。”皇甫馔这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倒还没有那么严重!”

祖无颇这时上前问：“您一定带来皇上的诏命了吧?”皇甫馔厉声问他：“你是何人?”祖无颇回答：“代理知州。”皇甫馔于是拿出诏命，众人打开一看，不过是将苏轼革职带进京的普通公文，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皇甫馔催促立即上路，两名士兵立刻上前将苏轼五花大绑，片刻之间，苏轼这位湖州知州如鸡犬一般被拉出城外，拖上官船（事载《孔氏谈苑》）。

苏轼的妻儿老小急忙追赶出来，哭天抢地紧随在后。苏轼心里既慌乱又难过，但他依然不失文人本色，在这个当口儿，忽然想起一个故事来：当年宋真宗招揽贤才，有人推荐诗人杨朴。宋真宗立即召见，让杨朴作诗。杨朴说不会，真宗问：“你临走的时候有人作诗送行吗?”杨朴说：“没有，只有我老婆写了一首绝句，说：‘且休落魄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宋真宗听了哈哈大笑，就把杨朴放回家了。

这个故事苏夫人也听说过，这会儿苏轼回头安慰夫人说：“别难过了，你能不能像杨朴的妻子一样，写首诗送我?”苏夫人不禁含泪失笑（事载苏轼《东坡志林》）。

这边儿苏轼刚押走，那边御史台就派人去搜查苏轼的诗文。当时苏轼的全部家人正乘船奔赴南都投奔苏辙，官府连夜在宿州拦截这艘船，翻箱倒柜搜查一通，吓得一家人魂飞魄散。个性一向温顺的苏夫人不禁怒火中烧，她气愤地说：“都是吟诗作文惹来这场大祸，他究竟得到什么好处，把我们吓个半死!”一怒之下，将手中残存的苏轼手稿烧了个干净（事载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

半个月后，御史台开始正式审理苏轼这起皇帝钦定的大案要案。这个案子怎么审?

起诉书上罗列苏轼的一大堆罪状，几乎都与诗文有关，那就先调查诗文的真实含义再说吧?不行!先定罪再说。审讯一开始，审讯官员就问苏轼五代以下有无誓书铁券。誓书铁券乃是皇帝特赐给功臣及其子孙的免死诏书，苏轼出身低微，哪有什么誓书铁券?这完全是讯问死囚犯的方式（事载宋·朱或《萍洲可谈》）。可见李定等人早就将苏轼内定为死罪，只等证据拿到，再屈打成招，便算大功告成。

证据在哪里?唾手可得!

首先，将已经出版的苏轼诗文全部收集起来，选出一百多首认为有问题的作品。其次，向各地方政府发出公文，务必上交个人手中所有苏轼的诗文，不得隐瞒。结果短到一张便条，长到一首完整的诗统统上交御史台，仅杭州一地就上缴了数百首之多。然后拿出一首，让苏轼自己解释一首。最初，苏轼只承认个别诗作有讥讽朝政乃至新法的意思。御史们立刻暴跳如雷，他们一口咬定苏轼不老实，展开车轮战法，除非苏轼对诗歌的解释符合他们的心愿，否则就没完没了。

实在不想说实话，那就只有辱骂和暴打了（事载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

面对如此的刑讯逼供，苏轼感到自己前途险恶、生死难料，他的精神多次面临崩溃的边缘。在押往汴京的途中，他就曾想投江自尽，想到兄弟亲人才作罢；入狱后他又准备了一些丹药，想着一旦被判死罪就先行自杀（事载宋·孔平仲《孔氏谈苑》）。面对苏轼的遭遇，我们不禁要问，苏轼究竟有没有写“抨击新法、讥讽朝政”的诗文?这些诗果真罪该杀头吗?我们来看一看、评一评：

第一，平心而论，苏轼的确写了不少讥讽、抨击新法的诗歌。这其中，有的是因为新法中确实存在问题，有的则是苏轼对新法的偏见。比如朝廷在全国推行各种新法，苏轼在诗中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五绝》）。意思是说，农民一趟趟往城里跑，就是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法令条例，好处没得到多少，跟在大人身后的小孩儿反倒学会了城里人的口音。要对付许多的新法条例当然会有些麻烦，但归根结底，这些麻烦的新法还是给农民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好处，总不能因噎废食吧?这就是苏轼的不对了。

第二，只是一般性地讥讽朝政，并不一定针对新法，更不至于讥讽皇帝。比如朝廷实行官盐专卖，增加国库收入，苏轼在诗中说“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山村五绝》）。意思是说老百姓吃春笋没有味道，原因是三个月都没有吃盐了，其实就是埋怨官盐的价格太昂贵。官盐专卖是北宋开国以来就有的法令，并非新法的新规定，但也总算是讥讽朝政。

第三，含义比较模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执一词，但也被归人讽刺新法一类。苏轼有两句诗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杭州著名的钱塘江潮到来时，常常有人到江潮中浮游冲浪，甚至有人借此下赌获利。这种行为非常危险，皇帝曾下令不准百姓冒险弄潮。这两句诗的字面意思是说，龙王如果明白皇上的用意，最好将东海化作桑田，弄潮儿就老老实实去种田了。但是据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记录，苏轼在拷问中自己承认，这两句的意思是：龙王如果知道皇上喜欢大兴水利工程，索性直接将东海改造成万亩桑田算了，而这显然是荒唐不可行的事情。所以这两句诗有可能在讥讽宋神宗推行农田水利法不可能成功。但这是在拷问之下逼供出来的解释，究竟是不是苏轼的本意就难说了。

第四，就纯粹属于歪曲诬陷了，这一类在证据中占据大多数。

一天，宰相王珪忽然对神宗说：“苏轼对陛下确有不忠之心。”神宗吃惊地说：“苏轼固然有罪，但对我还不至于不忠吧。你为什么这么说?”王珪将苏轼写的一首描写桧树的诗交给皇帝：“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他指着后面两句说：“陛下飞龙在天，而苏轼却求知于地下的蛰龙，这不就是不忠吗?”神宗虽然年轻，被这个案子弄得焦头烂额，但脑子还算清楚，他不以为然地说：“诗人之语怎么能这样理解呢?他不过是描写桧树而已，不关我的事。”翰林学士章悖也觉得王珪说得太离谱了，解释说：“龙并不惟独指国君，作臣子的也可以自称龙。”神宗点点头说：“自古自称龙的人多了，如诸葛孔明自称卧龙，他并不是国君。”王珪这才不吭声了。但是你看看，他们污蔑陷害的本领有多高!下朝以后，章悖实在忍不住了，问王珪：“你是不是非得让苏轼家破人亡才觉得高兴?”王硅说：“这都是舒直出的主意。”章悖不客气地说：“舒宣舒宜，他的口水也是可以吃的吗?”章悖后来评论王珪的卑劣行径说：“无所顾忌地诬陷残害他人，竟然可以达到这种程度!”（事载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宋·王巩《闻见近录》）

说来说去，究竟有没有一首诗可以导致杀头之罪的?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结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苏轼不过是个做过几任地方官的诗人，政治立场较为保守，看问题虽然比较尖锐，有时候也很片面，再加上免不了有些文人习气，喜欢写诗发牢骚，喜欢在诗里说些尖酸刻薄的话，仗着博学多才，喜欢在诗里用些刁钻古怪的典故发泄怨气，在士大夫圈子里传来传去，造成一些不利于变法的舆论，但仅此而已，跟杀头的罪名八杆子都打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