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屋

人生之乐（第1页）

人生之乐

苏轼一生中，共有两任妻子，一位侍妾，三个儿子。

苏轼的第一任妻子王弗与他是同乡，也是眉山人，是乡贡进士王方之女。她比苏轼小三岁，与苏轼结婚的时候才刚刚十六岁，据民间的传说，他们俩人是因为家乡的奇景“唤鱼池”命名，而结下良缘。婚后俩人感情甚笃。但是好景不常，王弗在治平二年（1065）五月二十八日病逝于汴京，去世的时候只有二十六岁，留下不满七岁的儿子苏迈。

王弗的性格较为内向，苏轼说她“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公婆，皆以谨肃闻”，而苏轼对王弗的评价很高：一是“敏而静”，就是聪敏而不张扬；二是“有识”，就是有见识有见解。

其实刚结婚的时候，苏轼还有点儿看不起夫人，只是觉得一个小县城的女孩儿，没有文化，也就是做做家务，伺候伺候公婆而已。王弗也不爱说话，只要看见苏轼在那儿读书，“则终日不去”，拿着针线活静静地在一旁听着，也不吭声。可是有好几次苏轼背书，背着背着突然卡了壳，记不起来了，王弗便抿嘴一笑，轻声给他提个词儿。这可让苏轼吃了一惊，没想到这个安安静静的小女孩儿还识字，不仅识字还懂得读书，还能帮助自己纠正错误!于是，苏轼指着满屋子的书逐一“拷问”，没想到王弗“则皆略知之”，都能说出个大概意思来。苏轼这才恍然大悟，自己的夫人不是个闷不做声的笨丫头，而是一个沉静聪慧有内涵的聪明女孩儿!

王弗矜持而稳静的性格与苏轼坦直豪放的个性形成鲜明的对照，却又能相辅相成。她对自己的丈夫有着深人的了解。一方面，她对少年成名的丈夫充满崇拜，但另一方面，她也发现在实际的生活中，这个天才的文学家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因性情率真而口无遮拦，在处世待人上往往犯糊涂，分不清好人坏人。王弗以自己洞察世情的慧心，时时照顾着苏轼。每当有客人来拜访，王弗就会“立屏间听之”——悄悄地躲在屏风后面听他们谈话，过后便帮助苏轼明辨人情是非。

一次，一个来访者走后，王弗对苏轼说：“这个人说话模棱两可，总在暗暗揣摩你的意思，一味迎合你，你何必和他多说话浪费时间?”还有一次，一个与苏轼初次见面的来访者与苏轼显得非常亲密，王弗分析道：“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这种人的交情不会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

苏轼后来不得不承认，夫人的这些判断往往比他要准确得多，事后也往往得到证实。章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初在凤翔时，他就与苏轼主动交往，他的儿子章援也是苏轼的门生，但后来害得苏轼年老投荒却“皆悖所为也”（赵翼《瓯北诗话》）。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没道理：苏轼知识渊博，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诗人、学者，是优秀的进士、官员，然而他大事清楚，小事糊涂；夫人王弗不过是个粗通诗文只有生活常识的普通女人，不理睬什么大事，只关心小事，然而生活基本上是由许多小事组成，大事通常不多，所以苏轼常常只好听夫人的话。一个杰出诗人与一个普通女子生活在一起，结果往往是妻子比丈夫更聪明，这就是生活的逻辑!

王弗除了在苏轼的人际关系上常有建言外，对于苏轼做出的一些逾越常规的事，也善于利用苏轼对父母的尊孝而予以劝诫。苏轼喜欢文物收藏、研究炼丹，他在《先夫人不发宿藏》中回忆，自己在凤翔时，因为怀疑坟地之中是“古人藏丹药”的地方，居然想去掘墓挖坟!王弗借婆婆的话，劝戒夫君停止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使吾先姑在，必不发也”，让苏轼十分惭愧。

苏轼对妻子王弗的感情很深，俩人之间不只声气相投，夫人的聪慧有识对他更有很大的帮助。“有识”二字，乃是古代对读书人的极高评价，苏轼用这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夫人，可见他对王弗是多么敬重。对苏轼来说，王弗既是爱妻，又是诤友，他将她看作是自己精神上的依靠。可惜好景不长，王弗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与苏轼的恩爱婚姻只有十年。对此，苏轼只能在墓志铭的结尾不胜悲伤地叹息：“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

在王弗去世十年后，四十岁的苏轼又在梦中见到了她，苏轼深情地写道：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的阴阳隔绝并没有能够减轻他对妻子的深情怀念。十年来，诗人经历了更多的人生仕途上的艰难险阻，这些都引发出他更为强烈的关于人生无常、岁月无情的感伤。生活上的困顿，让他一次次地回忆起王弗的聪明睿智及对他的深情与体贴。可是十年后的自己早已是苍颜白发，往昔的意气风发、俊朗潇洒已不复现，现在即便相见，相信妻子可能也认不得自己了!而聪慧的夫人那美丽沉静的模样却永久地收藏在诗人的心里。恍惚之间，诗人仿佛又一次见到了久别的妻子，还是那样年轻，还是那样深情，可千言万语又从何说起呢?只有泪水止不住的流淌……

第一任夫人王弗在苏轼心目中是那么的聪敏、智慧，在苏轼人生的天伦之乐中留下短暂但极其美好的第一乐。

苏轼的第二任夫人王闰之是苏轼原配夫人王弗的堂妹，他们相识于苏轼治平三年（1066）蛰居家乡服父丧期间，熙宁元年（1068）七月苏轼除父丧，十月成婚。当时王闰之二十一岁，比苏轼小十一岁，她给苏轼生了两个儿子，即苏迨与苏过。

王闰之的性格质朴贤惠、温柔体贴，她精心照顾着这个家庭，全心全意地体贴丈夫。这在苏轼为她写的《祭亡妻同安郡君文》里有很详尽的叙述：

维元祜八年，岁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苏轼，谨以家馔酒果，致奠于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灵。呜呼!昔通义君，没不待年。嗣为兄弟，莫如君贤。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

在祭文中，苏轼写出了他对王闰之的评价，第一，“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王闰之对堂姐留下的长子苏迈，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苏迨、苏过一样疼爱。这在苏轼看来尤为难得。第二，得失如一，随遇而安。在与苏轼共同生活的二十六年的时间里，她经历了苏轼在朝为官、八年外任、遭贬黄州、返回朝廷等各个时期，与丈夫在政治风浪中起伏升沉，饱受磨难，但始终保持着朴实诚挚的品格——既不因苏轼遭贬而口出怨言，也不因苏轼的荣耀而喜形于色。她的安于忧患，穷而不怨，富而不骄，令小叔苏辙亦感佩服。他在为王闰之写的祭文中说：“贫富戚忻，观者尽惊。嫂居其间，不改色声。冠服肴蔬，率从其先。性固有之，非学而然。”（《祭亡嫂王氏文》）意思是说：苏轼的命运起伏跌宕、时欢时悲，面对如此地覆天翻的生活境遇，旁观者都觉得无法适应，但王闰之却不改声色，处之泰然。锦衣玉食，她不惊喜，牛衣耕织，从不埋怨。苏辙认为，她的这种平和恬淡的大度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决非后天的培养。她像一块温润的美玉，维持着这个家庭吉祥、平静的氛围。

王闰之虽不像王弗那样，可以在苏轼的交游往来间给予意见，但她对苏轼的日常起居和习**好，了如指掌，对苏轼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包容和体谅。当苏轼在山东密州作知州时期，正值旱灾肆虐，蝗灾四起，百姓饥馑，民不聊生。当时密州的荒凉境况到了“绿蚁沾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洒涕循城拾弃孩”（苏轼《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的程度。苏轼身为地方父母官，为百姓之苦而深感黯然。然而他自己家中的境况也是捉襟见肘，当时的苏轼已“仕宦十有九年”，身为一州之首但却“家日益贫”“斋厨索然”，以至于与通判刘廷式绕城墙求“杞菊食之”（苏轼《杞菊赋》）。这种说法也许有文人的夸张成分在其中，但却是身处灾祸境遇下身心交瘁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境况下，他的心情如何能够好起来?

有一天他正在书房里走来走去，为密州百姓的生计而愁眉不展的时候，三岁的小儿子苏过走了过来，拉住他的衣服，非让爸爸陪他玩耍。苏轼平时最喜欢小儿子，可最近哪有这心思?苏过太小没眼色，几次三番不放手，惹得苏轼火冒三丈，忍不住一声断喝，吓得小苏过放声大哭。王闰之连忙跑进来将孩子抱给丫鬟。

苏轼气哼哼地说：“这小子真不懂事，傻透了!”王夫人柔声劝他：“小孩子不懂事，你何必跟他生气?”转身出去拿来一小壶酒，几碟小菜，瞅了眼满脸怒气的丈夫，轻声细语地说：“你说咱们儿子傻，我看你比他还要傻，整天愁眉苦脸有什么用呢?来，喝杯酒，开心点儿吧。”

苏轼曾在《后赤壁赋》中记录了王闰之给他与朋友们提供“及时酒”的事情：“有客无酒，有酒无肴，如此良夜何……妇日，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须。”这个故事也足以证明王闰之对丈夫的了解和体贴。

王闰之虽则贤惠，但的确不如王弗精明聪慧。比如“乌台诗案”爆发时，苏轼在湖州被抓走之后，王闰之“几怖死”，几乎快被吓死，她担心朝廷会从书稿中再次罗织苏轼的罪状，就在一怒之下烧毁了丈夫的许多诗文手稿。苏轼后来在给朋友文彦博的信中说：“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黄州上文潞公书》）意思是说，我被抓走后，老婆骂道：“就喜欢写这些诗文著作，有什么好处，几乎把我们吓死!”于是全都拿来烧了，等到后来再整理，已经烧毁了十之七八。在当时那种危急的时刻，王闰之不可能冷静地思考这些诗文手稿对于苏轼的重要性，对于一个文学家而言，这些诗文手稿凝聚着他的情感与心血。但一个弱女子，当他面对被官府抄家，前途茫茫，丈夫又锒铛入狱生死未卜的局面时，一时迁怒于那些惹祸的诗文，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被谅解的。

王闰之虽然烧了苏轼的诗文手稿，但是在黄州时期，却充当了苏轼种田的好帮手。有一次，家里的耕牛害了重病，快要死了。僮仆赶紧请来牛医，谁知医生看了半天也找不出病因。王闰之听说后，亲自来到牛棚，看罢之后说：“这牛患了豆斑疮，赶紧多给它饮青蒿粥。”僮仆们立即煮了一大锅青蒿粥，病牛吃罢后很快痊愈，恢复了体力，又能下地耕田了!苏轼十分高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曾自豪地谈及此事。

其实，王闰之也不是一个只知操持家务完全不解风情的妻子，有时候她也会表现出多情多才的一面。元祐七年（1092）正月，苏轼在颍州任知州。一天晚上，梅花盛开，月色明媚，王闰之对苏轼说，“春月色胜如秋月色，秋月令人惨凄，春月令人和悦”，为什么不叫朋友们来梅花月下饮酒呢?苏轼大喜，说：我不知道夫人也能作诗啊!夫人的一番话真是诗人的语言!于是招呼朋友们来喝酒（赵令畸《侯鲭录》）。随后更乘兴作《减字木兰花》词：

春庭月午，影落春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

轻风薄雾，都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

苏轼所达到的文学艺术高度，是王闰之难以企及的，但苏轼对她却充满感激，只因她的出现弥合了这个因王弗弃世而残缺的家庭，为苏轼营造了一个得以憩息、宁静温馨的港湾。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八月一日，苏轼担任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倍享荣耀，四十七岁的王闰之却不幸去世了。王闰之陪伴着苏轼走南闯北，共度宦海浮沉的艰难岁月，这个贤内助的骤然去世，对当时年已五十八岁的苏轼可说是个重大的打击。苏轼极其悲痛地在祭文中号呼：“我日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

在苏轼的心目中，第二任夫人王闰之，是如此的温柔、坚韧，在苏轼人生的天伦之乐中留下了重要但又不无遗憾的第二乐。

除了这两位夫人，苏轼的情感生活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他的侍妾王朝云。苏轼为三个与自己最亲近的女人，都写过诗词，比起那两位夫人，苏轼有关朝云的文字最多，比如《悼朝云并引》、《朝云墓志铭》、《惠州荐朝云疏》、《朝云诗并引》、《西江月》等祭文、诗词。从这些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敏而好义、忠敬如一的朝云。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当时的苏夫人王闰之怜悯朝云的身世，将她买下作为侍女。当时朝云年仅十二岁，二十三年间她一直跟随苏轼辗转南北，无论升陟贬黜，始终忠诚不二。在宋代，姬妾本是荣华富贵的美丽点缀，姬妾没有义务与主人荣辱与共。苏轼在朝中为官时为了应酬方便，也曾蓄养过数名歌女，但后来都相继辞去，只有朝云随他南迁惠州，成为他流放生涯中忠实的伴侣。为感念朝云对他的情义，苏轼写下《朝云诗》：

不似杨枝别乐天，恰似通德伴伶玄。

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