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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唐宋文（第1页）

卷九唐宋文

驳复仇议

柳宗元

【导读】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原籍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在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贡献，是与韩愈一起成功地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他诗文并工，尤擅长散文。有《柳河东集》传世。

本文反驳了陈子昂在《复仇议状》中提出对徐元庆应“诛而后旌”的矛盾主张，认为应该“穷理认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赏和罚、褒和贬应该是统一的。他指出如果官吏依仗权势，挟私怨违法杀人，而又没有得到惩处。受害者的子弟在呼号无告，贪冤负屈时。可以复仇，而不应受到诛戮。这种主张在当时对人民是有利的。

本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说理清楚。是作者在长安任礼部员外郎时所作的一篇有代表性的政论文。

臣伏见天后时〔1〕，有同州下邦人徐元庆者〔2〕，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3〕，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陈臣陈于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4〕，且清编之于令，水力国典。臣窃独过之〔5〕。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6〕，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7〕。旌其可诛，兹谓僭〔8〕，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

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9〕。向使刺谳其诚伪〔10〕，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11〕，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12〕。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13〕，虐于非辜〔14〕，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15〕，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16〕，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17〕，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18〕，是悖骜而凌上也〔19〕。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族焉？且其议曰〔20〕：“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21〕。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22〕。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23〕，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24〕，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25〕，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26〕复仇，此推刃之道圆，复仇不除害〔27〕。”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

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28〕，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28〕，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注释】

〔1〕伏见：看到。“伏”是俯伏在地之意，和下文的“窃”都是旧时下对上书面所用的敬词。天后：武曌（zhǎo），即武则天。〔2〕同州：唐州名，辖区相当今陕西渭水以北、洛水以东、黄梁河以南地区。下邦（guī）：今陕西渭南县东北，当时是同州属县。〔3〕县尉：主管一县军事、治安的长官。〔4〕谏臣：陈子昂在武则天时曾任右拾遗之职，其职责是向皇帝提出批评建议，进行劝谏，故称谏臣。〔5〕过：过错。这里作动词用。〔6〕贼虐：逞凶害人。〔7〕黩刑：滥用刑罚。〔8〕僭：非法，过失，超越本分。〔9〕统于一：指使礼和刑的目的与效果归于一致。

〔10〕向使：假使。刺谳（yàn）：侦查审讯定罪。诚伪：真假。〔11〕原始：推究。端：头绪、缘由。〔12〕判然：明白地。离：区别。〔13〕奄：施展。吏气：当官的气焰。〔14〕非辜：无辜。〔15〕枕戈：睡觉时头下枕着兵器。指时刻不忘报仇。〔16〕介然：坚贞的样子。自克：自我实现、自己能完成。〔17〕愆（giān）：失误。〔18〕戕（qiāng）：杀害。〔19〕悖骜：桀骜不驯。〔20〕议：指陈子昂写的《复仇议》。〔21〕大戮：指死刑。〔22〕暴寡胁弱：侵害孤寡威胁弱小。〔23〕调人：周代官名，主管司法。〔24〕反杀：指别人有正当的理由杀死自己的亲人，自己还要反过来去杀死别人。〔25〕不受诛：未犯死罪却被处死。〔26〕推刃：往来相杀不止。〔27〕复仇不除害：指这样的复仇行为并不能消祸除害。〔28〕爱：吝惜。〔29〕附于令：附在法令之后。

【译文】

臣见到史载在则天皇帝时，有个同州下邦人叫徐元庆的，他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所杀，但他终于能亲手杀掉他的杀父仇人，然后自捆双手去投案自首。当时的谏臣陈子昂建议处死徐元庆，然后在徐家的巷口立牌坊挂匾额予以表彰；并且要求把处理这案件的结果编进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典章法制。臣个人私下认为陈子昂这主张是不对的。

臣听说礼制的根本作用，是在于防止社会秩序混乱。譬如说不许随便逞凶杀人，凡是做儿子的为报亲仇而杀人的都不可赦罪。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用来防止社会秩序混乱的。譬如说不许随便逞凶杀人，凡是治理百姓的官吏无辜杀人的都不可赦免。礼和刑的根本作用是相同的，使用的方法则不一样，表彰和诛杀是不能同时并用的。杀掉那应予表彰的人，这叫做滥杀，那用刑就太轻率过分了。表彰那应该处死的人，这叫做过失，是对礼法的最大破坏。果真把这样的处理方法颁示全国，传于后世，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不知何去何从，躲避灾害的人也会弄得手足无措，把这作为法典，可以吗？

古代圣人之所以订立规矩，无非是彻底推究事理以定赏罚，本着人之常情以明确褒贬，使礼和刑的目的与效果归于一致罢了。假如能审讯判定案件的真伪，考定其是非曲直，推究他一开始为什么会犯罪的缘由，那么刑和礼的应用，就能明显地区别开来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并未触犯国法获罪，赵师韫之所以杀他完全是出于私怨，滥施他当官的气焰，残害无罪之人，而州官却不知将他治罪，刑官也不加过问，上下相互包庇，对黎民百姓的呼吁号叫充耳不闻；而徐元庆则把不共戴天的父仇未报视为奇耻大辱，把念念不忘报仇认为是合乎礼教的事，一直处心积虑地想要戳穿仇人的胸膛，坚决相信必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毫不遗憾，这正是遵守礼法而施行孝义啊。当官的对此理应感到惭愧脸红，将对他认错陪罪还来不及，又为什么要处死他呢？

或许徐元庆的父亲确系违法犯罪，赵师韫的处死他并不违背法律，那么他并不是死在官吏之手，而是死在触犯刑法上面。国法是可以仇视的吗？仇视天子治国的法律，而去杀害执行法律的官吏，这是桀骜不驯犯上作乱。把这种人抓起来处以死刑，正是为了明正典刑，又为什么还要表彰他呢？而且陈子昂的《复仇议》中还说：“凡是人一定都有儿子，做儿子的一定也有双亲，各人为了爱自己的双亲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的情况由谁来制止？”这是对礼的莫大误解。礼法上所说的复仇，指的是冤沉海底沉痛万分，而却叫天不应求告无门；并不是指触法抵罪被处死刑的那种情况。现在却说“他杀了人，所以我就要杀他”，这种不论是非曲直的做法，不过是侵害孤寡威胁弱小罢了。其违背圣贤经传的教导，岂不是太过分了吗？

《周礼》上说：“调人，职掌万民冤仇之事。”“凡是杀人而合情合理的，要告诫被杀者的子弟不许复仇，如果复仇的话就处死。”“有反过来再去杀人的，全国人人共诛之。”这样又怎么会有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杀人的事呢？《春秋公羊传》里说：“父亲未犯死罪却被处死，做儿子的可以复仇：父亲犯了死罪而被杀，儿子再去复仇，这是为往来相杀不止开了先河，这样的复仇行为并不能消祸除害：‘现在如果根据这原则来判断赵师韫与徐元庆双方相互杀戮的是非，那就合乎礼法的规定了。’”

况且不忘报父之仇，这是尽孝道；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坚持义气。徐元庆能按照礼法，克尽孝道，为义而死，那他一定是个通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一个明理懂道的人，难道会把王法视为仇敌的吗？而陈子昂等议论此事的人反而将徐元庆处死，这种滥用刑法破坏礼教的做法，完全不可以当作法典，这是显而易见的了。

请将臣的议论附在法令之后颁布天下。今后凡有审判这类案件的，不该再依从前陈子昂的意见处理。敬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