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尼禄皇帝在酩酊大醉中一把火烧毁了大半个罗马城时,人们想起了基督徒关于所有大城市都将毁灭的预言。
罗马人在恐惧中失去了理智。
犹太人和基督徒遭到搜捕,被投进监狱。他们在酷刑之下屈打成招。一连好几个星期,刽子手和野兽忙得不可开交,保罗和彼得就在其中一次行刑中被劈死。
然而视死如归的殉教者是对一种新信仰的最好宣传。以前,基督的学说只在厨房里有拥护者。现在,客厅里的人也开始感兴趣了。到1世纪末,已经有不少高级官员和贵族妇女因改信基督教而被处死,他们拒绝供奉旧神以向帝国显示自己的忠诚。
屠杀激起了反抗。起初十分温顺的基督徒终于开始挺起身来自卫了。既然不能在公共场所或私宅里聚会,教会就转入了地下。
罗马四郊的废采石场很快就变成了聚会场所,虔诚的教徒每周都去聚会一次,聆听一些四处传教牧师讲道,讲述100多年前那个来自那萨勒的木匠的故事。他们就从这些活动中寻找慰藉。
这样一来,基督徒变成了一个秘密社团的成员。这是以前没有的事。
罗马的官员把秘密社团视为心腹大患是有充分的理由。在一个奴隶占人口80%的国家里,召开当局无法监控的秘密会议是绝对不能令人放心!
罗马的行省传来了基督教不断蔓延的报告。有些总督保持着冷静,等待着人们恢复理智。也有些总督接受了基督教徒的好处,一声不吭。还有些总督采取了镇压行动,希望以此博得罗马皇帝的欢心。他们把凡是同那个可疑的“加利利疑案”沾边的男人、女人、孩子都屠杀了。
不论在什么地方,受害者对当局的回答都是一致的。否认自己有罪。他们在绞刑架上大义凛然的表现为他们赢得了许多的朋友,每次行刑之后,更多的人皈依基督教。
这样,当屠杀结束的时候,原来的小团体已经发展壮大,需专人管理了。必须有人在法律面前代表教会和管理虔诚的教徒捐献的基金。
最初是些年纪较大的人,即所谓的“长者”出面管理团体的日常事务。后来,为了更有效地工作,某一个城镇或某一个城区的教会组织合并在一起,由一位主教或总执事负责指导公共事务。
主教,就其职能的性质而言,应是使徒的直接继承人。随着教会的发展,主教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不过犹太或小亚细亚一个村庄的主教不如意大利或法国一个大城市的主教影响大,这是毫无疑问的。
很自然其他地方的主教必然对罗马的主教怀有敬畏之情。
罗马这座支配世界命运近500年的城市有大量精通政治和外交的人才。随着罗马的日趋衰落,野心勃勃的年轻人逐渐失去在军队和政府的施展才华的机会,因而他们自然而然转向了教会,指望教会能给他们一个成就一番事业的机会。
旧的帝国已经走投无路。
由于从共和国时期起,农民就是士兵的主要来源,现在,经济管理不善,农民日益贫困。他们一齐拥进城市,吵闹着索要面包和娱乐。
亚洲中心地区战乱不已,大量游牧部落被迫向西迁徙,侵入属于罗马的土地。但是与首都的政治形势相比,各行省的混乱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一个又一个的皇帝登上宝座,不久就被杀死在大内皇宫。雇佣军为所欲为,他们是帝国的真正主人。
最后,罗马的皇帝们住在这座城市里已经没有安全感了,他们离开了台伯河畔,另选居住地。恺撒的继承人一走,罗马的主教们自然就成了最有权势的人。由于他们代表着唯一有序的组织,他们承担起领导的责任。皇帝们在从旧的首都搬走之后,需要他们的支持才能在意大利半岛维持名誉的统治。
帝国的皇帝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313年,正式颁布关于信仰自由的法令,宗教迫害结束了。一个世纪以后,罗马被公认为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的宗教之都。
教会取得了胜利。
从此以后,那萨勒先知的教诲,穿过战争与乱的喧闹,在人类的天空回**。他请求用融合万物的终极之爱去治愈这个世界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