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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世篇（第3页）

吴祐的无为而治不是消极的，他是针对从前的弊端而制定的全新措施，是顺应了“道”的规律，看似无为，实则是内含道理的。之前的几任知县不顾这种道理，而想以自己的方式强加上去，结果使得原本可以运转正常的变得混乱了，结果也就导致了百姓的贫困。

汉惠帝即位的第二年，相国萧何病重。汉惠帝亲自去探望，问他将来谁来接替他合适。萧何不愿意表示意见。汉惠帝又问他：“你看曹参怎么样?”

萧何和曹参早年都是沛县的官吏，跟随汉高祖一起起兵。曹参虽然是身经百战，但是到了晚年却专修黄老之术，讲清静无为之道。平时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生活非常恬淡。虽然两个人关系一般，但是萧何知道曹参是个治国的人才，所以汉惠帝一提到他，他也表示赞成，说：“陛下的主意错不了。有曹参接替，我死了也安心了。”

曹参本来是个将军，汉高祖封长子刘肥做齐王的时候，叫曹参做齐相。那时候，天下刚安定下来，曹参到了齐国，召集齐地的父老和儒生100多人，问他们应该怎样治理百姓。这些人说了一些意见，但是各有各的说法，不知听取哪个才好。

后来，曹参打听到当地有一个挺有名望的隐士，叫盖公。便把他请了来，向他请教。这个盖公是相信黄老学说的（黄老就是指黄帝、老子），主张治理天下的人应该清静无为，让老百姓过安定的生活。曹参依了盖公的话，尽可能不去打扰百姓。他做了9年齐相，齐国所属的70多座城都比较安定。

萧何一死，汉惠帝马上命令曹参进长安，接替做相国。曹参还是用盖公清静无为的办法，一切按照萧何已经规定的章程办事，什么也不变动。有些大臣看曹参这种无所作为的样子，有点着急，也有的去找他，想帮他出点主意。但是他们一到曹参家里，曹参就请他们一起喝酒。要是有人在他跟前提起朝廷大事，他总是把话岔开，弄得别人没法开口。最后客人喝得醉醺醺地回去，想提的意见还都没说出来。

汉惠帝看到曹相国这副样子，认为他是倚老卖老，心里很不高兴，也感觉挺不踏实。曹参的儿子曹窋，在皇宫里侍候惠帝。惠帝嘱咐他说：“你回家的时候，找个机会问问你父亲，高祖归了天，皇上那么年轻，国家大事全靠相国来主持。可您天天喝酒，不管事，这么下去，怎么能够治理好天下呢?看你父亲怎么说。”

曹窋回家把惠帝的话一五一十跟曹参说了一遍。曹参非常生气，他骂道：“你这种毛孩子懂得个什么，国家大事也轮到你来啰嗦。”说着，竟叫仆人拿板子来，把曹窋打了一顿。曹窋莫名其妙地受了责打，非常委屈，回宫后向汉惠帝诉说了此事。

第二天，曹参上朝的时候，惠帝就对他说：“曹窋跟你说的话，是我叫他说的，你打他干什么?”曹参向惠帝请了罪，接着说：“请问陛下，您跟高祖比，哪一个更英明?”汉惠帝说：“那还用说，我怎么能比得上高皇帝。”曹参说：“我跟萧相国比较，哪一个能干?”汉惠帝不禁微微一笑，说：“好像你不如萧相国。”曹参说：“陛下说的话都对。陛下不如高皇帝，我又不如萧相国。高皇帝和萧相国平定了天下，又给我们制订了一套规章。我们只要按照他们的规定继续办，不要失职就是了。”汉惠帝沉吟道：“你说得也有道理。”

曹参用他的黄老学说，做了3年相国。由于那时候正在长期战争的动乱之后，百姓需要安定，他那套办法没有给百姓增加更多的负担。因此，当时有人编了歌谣称赞萧何和曹参。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萧规曹随”。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见到一些新上任的管理者，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力，并显示自己与前任不同，总是急急有所作为。但事实证明，这种急于求成不顾原本的运行规律的做法往往是欲速则不达的，其原因就是他们违背了无为而治的管理原则，想以个人的力量去使事物运转的规律臣服。

〈原典〉：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老子·四十一章》）

〈释义〉：

所以有人说，真正清楚明白的“道”在愚昧的人看起来似乎是晦暗不清的；最高畅通无阻的“道”在愚昧的人看来却是最闭销不通的；最宽阔平坦的“道”在愚昧的人看来却是最崎岖坎坷的。

明白了大道就抛弃了小聪明，在只有着小聪明的人眼中看来反而是糊涂了；走上了歧途还以为自己是走在正道上，那是因为从未真正体会到正道的存在，或者说从来就没接触到过那个境界的边缘。最完美的美德就是虚怀若谷，只有这样才能归纳百川，然而人们往往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只要有一杯水就以为自己得了大智慧，只要有了一块石头就以为自己拥有了天下。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走不出自己的路，前途在他们眼中迷迷茫茫，歧途甚多，有时候循着自然大道才走了没多久，被旁边的小聪明的人说上几句，就以为自己走错了路，慌慌张张地改道而行，殊不知这才是歧路。

因为看起来通往“道”的路是如此崎岖不平，而且晦暗不清，所以人们觉得走这种路是太艰险了，可是风光往往只有在险峰上才可以领略。

北宋真宗时，契丹人入侵宋国，告急的文书连连发到朝廷，却都被宰相寇准给扣下了，不让真宗皇帝知道。

真宗在别处听说这个消息，非常着急，就向寇准问讯。寇准说：“大敌当前，如果有拼死的决心，任何妙计都是无用的。我请求皇上御驾亲征，为将士们击鼓打气。”

真宗害怕了，说：“我贵为天子，怎么能以身犯险呢？除非你能保证我的绝对安全，否则就是对我不忠了。”

寇准说：“如今敌军气势正盛，我军连连失地，这种局面必须改变了。皇上虽然冒些凶险，但只有这样才能鼓舞将士们的士气，挽回颓势。我想敌军万万预想不到皇上会亲自上阵，他们一定会十分恐慌的。”

真宗被寇准劝服，勉强出征。走到南城的时候，随行的大臣又劝真宗回去，他们说：“契丹的兵力强大，皇上为什么要和他们硬拼呢？不如迁都到南方，以后再作打算。”

寇准舌战群臣，坚持请真宗到澶州督战。他说：“成就大业，就不能回避风险，以求安稳。现在契丹势在灭我大宋，我们如果退让，那么就会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真宗犹豫不决，寇准于是把负责军事的武将高琼找来，对他说：“国家危难，皇上决心难下，还请你去劝谏皇上不要后退。如今人心不稳，这也是你们武将为国报效的时候了。”

高琼便去面见真宗，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是很自然的事，皇上不该听信南迁的话。皇上带领我们杀敌，军心一定大振，我军一定会大胜的。”

有了武将的保证，真宗终于安心了一些，于是亲临澶州督战，全体将士奔走相告，士气大振。契丹人果然胆怯起来，不敢进攻了。

最后，双方签订了“澶渊之盟”，大宋北方的一些领土得到了保全。

寇准力主真宗涉险亲征，这在大多数人眼里都是一条不可取的路，然而正因如此才避免了宋朝亡国的命运。人们不愿冒险走自己认为是不清楚的路，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有时候只有那些他们认为不安全的路才是真正合乎“道”的，是顺应事物发展趋势的正确之路。在这一点上，只有像寇准这样的有远见的人才能坚持正确方向。

在面临紧要关头的时候，因为人们缺乏远见，更加不容易看清前途，这种时候尤其容易选错了路。

公元９7９年初，宋太宗御驾亲征北汉，北汉主刘继元走投无路，只好投降。面对这巨大的胜利，宋太宗心花怒放，难以自持，他不顾兵疲财缺的现状，主张乘胜伐辽，收回被辽占据的燕云十六州。

宋朝大将潘美反对此议，他对宋太宗恳切地说：“我军大胜，此刻也不能志得意满，轻敌冒进。眼下尚需稳定形势，巩固胜果，士卒也需要休整。”

但是宋太宗求胜心切，坚持大举北进，快到高梁河时，宋军遭到辽军的伏击，损失惨重，宋太宗一时也不知去向。

当时，宋太祖赵匡胤的长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也随宋太宗亲征，他手下的将领猜测宋太宗不是被杀就是被俘了，于是私下商议立赵德昭为帝。众人讨论过后，就去劝说赵德昭：“皇上失踪，想必已经蒙难。如今军心不稳，大敌当前，郡王如不当机立断，承继大统，恐怕变乱不止。恭请郡王速即帝位，以此平定军心，号召天下。”

赵德昭面对众将拥立，一时心动。本来宋太祖赵匡胤去世时没将皇位传给儿子赵德昭，却是传给了弟弟赵匡义，就让赵德昭很是郁闷。但是后来他为了避免宋太宗的猜忌，就处处表现得恭敬，丝毫也不敢表现出自己的怨尤，这才君臣相安无事。此时面对众将的拥立，在最初的欣喜过后，他开始考虑这件事关系太大，万不可因贪图帝位而犯下致命之祸。虽然在众人看来，此刻走上帝位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如果太宗并未蒙难，一旦回来看到他轻率即位，必然不会放过他，到时候大难就要临头了。

于是他故作愤怒之状说：“皇上生死未明，大敌在侧，尔等不思报国杀敌，却在这里胡言乱语，动摇军心，这是忠臣所为吗？我为皇上臣子，誓死效忠皇上，岂能受你们的唆使，干下这等大逆不道之事？你们真是昏了头了！”

众将面面相觑，口中只好自称有罪，但是心里未免异样。

为了安抚他们，赵德昭又低声说：“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荣辱之事，岂可操之过急？再说赵氏江山谁做皇帝都是一样，我岂能趁皇上危难而行其私呢？倘若皇上真的遭遇不幸，为了宋室江山，我还是不会令各位失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