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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与禅让（第2页）

说得如此斩钉截铁，好像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但戏还得演下去，这就需要傀儡皇帝上场了。两天后，汉献帝正式向魏王曹丕下了禅位诏书，并派兼御史大夫太常张音为专使奉上皇帝的玺绶。尚书令桓阶等立即上书：“天命弗可得而辞，兆民之望弗可得而违”：请求召集文武大臣，公布诏书，顺应天命，并着手制定禅让的礼仪。曹丕下令：“只能商议不该接受的理由。现在正在军旅之间，等回去后再正式答复。”尚书令等再次上书：“汉高祖接受天命时正在军旅之中，为了畏惧天命，不敢拖延，就在驻地举行即位仪式。现在您接受禅位的诏书，应该召集百官，集合全军上下，使大家都知道天命。军营中地方狭小，可以在附近平地建坛，布置举行仪式的场地。我们与侍中、常侍等已经擅自讨论确定了礼仪，太史官已选定了吉日。”曹丕说：“我实在不敢当，其他事情还有什么好谈呢!”

侍中刘廙、常侍卫臻等又奏：“汉家遵照唐尧公天下的道理，陛下（注意，已不称殿下了）以圣德接受历数的安排。上天和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应该顺应灵符，及时即位。根据太史丞许芝的意见，本月十七日己未是吉日，可接受禅位，已经安排布置了坛场，具体情况另行奏请。”曹丕说：“你们怎么可以随便设坛场呢?这些东西搞它干什么?我是要辞让不接受诏书的。那么就在帐前开读玺书，仪式与平时受诏时一样。再说现在天气寒冷，应该停止筑坛工程，让工匠回家。”在开读汉献帝的诏书后，曹丕下令道：“我岂能接受诏书，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必须起草辞让的表章，奉还皇帝玺绶。古代尧让天下于许由、子州支甫，舜让天下于善卷、石户之农、北人无择，他们不是回到颍水之阳去耕地，就是以疾病作推托；或是远入山林，让别人不知所在；或带了妻子出海，终身不再返回；或者把这看成是自己的耻辱，投水自杀。况且颜烛为了返璞归真而辞去官职，王子搜在丹穴中即使被烟熏死也不愿出来，柳下惠不因为三公之贵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曾参不以晋、楚二国的财富而放弃仁义。这九位先哲都有很高的节义，不为富贵所动，因而被史书记载，流芳百世。求仁得仁，仁其实并不远，就看你自己的态度，我难道就不如他们吗?我坚决不接受汉朝的诏书，宁可跳东海自杀。赶快上奏章归还玺绶，布告天下，让大家都知道我的决心。”曹丕的决定于十月十五日公布。

大臣们自然知道这是献忠心的好机会，辅国将军清苑侯刘若等120人联名上书，居然大胆地反驳曹丕的理论根据：“石户、北人，只是匹夫的狂狷，行为不符道理，在历史上也少见，所以司马迁就不以为然，实在不是圣贤所应该仰慕的。况且虞舜不拒绝尧的禅让，夏禹也没有发表过辞位的言论，说明圣人都知道天命不能违背，历数不可推辞。”他们表示将不顾曹丕的反对，“昧死以请”，并照样“整顿坛场，至吉日受命”，大有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意思。带头的刘若还是汉朝宗室，由他出面劝进更显得大公无私，也证明天命的确不可违背。曹丕的答复依然是否定的：“以往柏成子高为了不接受大禹的任命而避往荒野，颜阖为了退回鲁侯的馈赠而隐居不出，为什么他们俩会将王侯的器重不当一回事呢?是因为有高尚的气节。所以烈士追求荣誉，义夫重视气节，即使只能过贫穷的生活，也会乐在其中。孔子向王骀学习，子产尊重申徒，就是这一缘故。诸位都是我的肱股心腹，照理应该理解我的心意，如今却做出这样的事来，看来你们追求的是物质，而我向往的是精神，没有共同语言也就不足为奇了。赶快起草奏章退还玺绶，别再搞新花样了。”

这120位大臣却理直气壮地再次上书，指责曹丕的做法是“违天命而饰小行，逆人心而守私志”，上对不起上天的关怀和信任，中忘了圣人应该通达的教导，下影响了臣民翘首企盼的热情。他们认为侍奉君主首先得分清是非，坚持真理就可以与皇帝对着干，决心不理会曹丕的命令而“以死请”。曹丕却要把文章做足，推辞的话说得更加恳切：“现在百姓中还有人没有吃饱在挨饿，还有人穿不暖在受冻，鳏夫讨不到老婆，寡妇嫁不了好男人；孙权、刘备尚未消灭，不是唱凯歌的时候，而应该秣马厉兵；对外的战争没有平息，国内的士民不得安宁”；“诸位为什么不能让我殚精竭虑，顺天时，合人和，把这些事情都办好，让应有的祥瑞都能出现，那时再议论此事不是更好吗?何必如此相逼，出我的丑呢?”

大臣们知道这场戏还得演下去，于是侍中刘虞等上奏，表示由于“圣意恳恻，臣等敢不奉诏”?立即准备奏章，派遣使者回复汉献帝。曹丕唯恐大家不理解他的苦心，又下令道：“泰伯曾三次以天下让给他人，没有人不称赞他的，孔子叹为最高的德行。我这样做又算得了什么呢?”

十月十八日，曹丕上书献帝，表示奉玺书后“五内惊震，精爽散越，不知所处”；说自己“无德以称”，并派毛宗送还玺绶。第二天，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上表，从天文分野和岁星的位置论证，魏国得岁与周文王受命完全相同，今年正是时候。而曹氏的始祖是颛顼，与舜是同一祖先，十月份受禅与颛顼受命相符，取代汉朝是以土德代火德，又与舜代尧一致。他们警告“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劝曹丕不要“上逆天命，下违民望”，而要“以时即位”。其实曹丕正在筹划下一轮的表演，只是答道：“我已经上书辞让，希望得到皇帝批准，也要让全国都知道。”

二十日，献帝下了第二道禅位诏书。尚书令桓阶等又“敢以死请”（上一次遭到曹丕拒绝后居然并没有死），请求立即“修治坛场，择吉日，受禅命，发玺绶”。曹丕的答复是：“那么急干什么?我希望辞让三次，如果还得不到批准就再说。”所以在二十二日第二次上书献帝，奉还玺绶。刘廙等上奏相劝，说这几天“时清日晏，曜灵施光，休气云蒸”，证明“天道悦怿，民心欣戴”。况且“群生不可一日无主，神器不可斯须无统”，“臣等敢不重以死请”（注意，加了一个重字）!曹丕在拒绝的同时表示：“此岂是小事一桩?公卿们还没有都表态呢!应该在坚决辞让之后再商议实行的办法，”

二十四日，献帝下第三道诏书，并命令使者张音不许再将玺绶取回。在曹丕的导演下，满朝公卿都表态了，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等46人联名上书劝进。曹丕答复道：“就德行而言我是不够的，就形势而言敌人也没有消灭。要是能在你们的辅佐下平平安安地当魏王，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要说天降祥瑞和百姓拥戴，那都是先王的圣德留下的成果，与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敢从命。”二十六日，曹丕上书献帝，作第三次辞让，请求献帝召回张音。

大臣们都知道曹丕的“三让”已结束，劝进的热情自然更高，华歆等公卿立即上表，起草者更施展出了浑身解数：“《易经》称圣人奉天时，《论语》说君子畏天命，正因为天命不常有。皇帝才要禅让。尧知道自己天命已尽，不得不禅位于舜；舜了解自己应了历数，不敢不接受。不得不禅位，是奉天时；不敢不接受，是畏天命。汉朝虽然已经没落，还能奉天命，效法尧禅让帝位；陛下处在大魏受命之初，却不像虞舜、夏禹那样通达，反而学延陵这般退让，真是顾了小节，损了大德，注意了小事，忽略了大事呀!连国内一般人都不以为然，要是死者有灵，舜必定会在苍梧的墓中忿忿不平，禹必定会在会稽山阴的葬地郁郁不快，武王（曹操）必定会在高陵的地宫中生气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死相请。”在歌颂了曹氏的功德，列举了数不清的祥瑞后，又道：“古人说：‘要没有大禹，我们早就给洪水淹死了。’要是没有大魏，我们这些人早已变成白骨横在荒野了。”魏国的功德和瑞应真是“三王无以及，五帝无以加”。“百姓的命运托付给魏国，民心向着魏王，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是千世难得、万年难逢的机会，需要的是通达远见，完全用不到顾忌小节。以前没有及时顺应天命，这是我们的罪过，所以已经在布置坛场，筹备礼仪，选择吉日，将要昭告上帝，祭祀众神，然后在朝堂召集百官，讨论改年号、正朔、服色等事项后上奏。”至此，曹丕答复：“我原来只想像舜那样终身吃粗粮，过苦日子；但舜接受了尧的禅位，穿上他赐的衣服，娶了他两个女儿，也是顺天命的表现。公卿臣民一定要说‘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违’，我还有什么好推辞的呢?”

二十八日，献帝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下了禅位册文。尚书令桓阶等立即上奏：明天就是太史令选定的吉日，可登坛受命。曹丕批了一个“可”。二十九日，曹丕登上筑在繁阳亭的受禅坛，参加仪式的有文武百官和匈奴等四夷的使者共数万人。在完成了典礼后，曹丕对群臣说：“舜、禹的事，我现在总算明白了。”

从黄龙出现在谯县算起，已有七个月时间。但从李伏上书算起，这场密锣急鼓的戏只演了二十余天，“汉魏故事”就圆满闭幕了。曹丕踌躇满志之余，肯定不会想到，仅在45年以后，他的侄孙曹奂就充当了汉献帝的角色，如“汉魏故事”，将帝位禅让给了司马炎。

明明是一场假戏，却非要演得如此逼真，在今人看来未免滑稽可笑，但在当年是非如此不可的，否则曹丕与群臣就大可不必煞费苦心，“汉魏故事”也不会在七百多年间反复上演了。再说，曹氏代汉虽然已是大势所趋，但最终能顺利完成，还得归功于这场戏的导演和演员。

曹操早已大权在握，汉献帝只是他任意摆布的工具。建安十八年，曹操将三个女儿给献帝当贵人，第二年就找借口杀了皇后伏氏。曹操派华歆带兵入宫，伏氏关了门躲在壁橱中，还是给抓了出来。披发赤脚的伏氏拉着献帝的手说：“难道你不能救我吗?”献帝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哪一天死呢。”两个月后，三位曹贵人之一被立为皇后，献帝成了曹操的女婿。要废掉或杀掉献帝是再容易不过的，使曹操不能不有所顾忌的无非是刘备、孙权的存在和舆论的压力。曹操死前两个月，孙权向曹操称臣，并劝他称帝。曹操将孙权的信给大家看：“这小子是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当陈群等也劝他及时“正大位”时，他明确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以曹操的军事、政治观察力，他自然知道儿子曹丕不可能很快消灭刘、孙，只是希望到曹丕一代时舆论上会对曹氏更加有利，以便水到渠成地取代汉朝。司马光在评论曹操时说：“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见《资治通鉴》卷68）虽不尽然，但不无道理。

正因为如此，曹丕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造祥瑞和符谶，以证明曹氏、魏国和他自己已经拥有天命。用中国曾经风行过的话说，就是“先造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从传说中的尧、舜、禹，到秦始皇、汉高祖、王莽、汉光武帝，以及陈胜、吴广、张角（黄巾）等，无论是登基、禅位、篡夺，还是造反、起兵，都离不开这一套。对统治者来说，制造祥瑞和符谶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为一旦造出来，绝大多数愚昧的人果然会坚信不疑，就是极少数智者又有谁敢、谁愿意揭露真相呢?所谓祥瑞，一部分是世上根本没有的动物，如龙、凤凰、麒麟，只要有人说见过，当然没有人能否定；一部分只是珍稀动植物或普通动植物，如白雉、灵芝、蝗虫等，存心要采集本来也不是难事。而且献祥瑞的官员会得到提升或赏赐，当地百姓也能沾光，如向曹丕呈报出现白雉的饶安县被免除全年田租，所在的勃海郡又获得牛酒的赏赐，特许合郡官民大喝三天。这样的事何乐而不为?

符谶的制造当然要依靠知识分子，必要时还得争取著名学者或大臣的配合，但对统治者来说也不是难事。虽然我们不能妄断曹丕时的符谶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却可以举出宋真宗亲自炮制“天书”的事实：当王钦若劝宋真宗举行封禅仪式以洗刷澶渊之盟的耻辱时，这位皇帝最担心的是不出现“天瑞”，找不到封禅的理由。王钦若与一位老儒杜镐却告诉他，所谓“河图洛书”本来就是“圣人以神道设教耳”，都是人为的，只要君主相信，公布天下，就成了“天瑞”。真宗还怕得不到宰相王旦的配合，但一方面有王钦若事先疏通，王旦已心领神会；另一方面真宗亲自赐宴，又赏王旦一壶酒带回去与太太一起喝，回家后王旦发现壶中竟塞满了名贵的珍珠。于是真宗就向满朝文武宣布，他梦见神人告诉他将降《大中祥符》天书三篇，十二月初一果然发现天书已挂在左承天门楼上。王旦带头拜贺，全国庆祝，各地争相上报祥瑞。如此天人感应，真宗自然只能顺天命去泰山封禅了。

曹丕的“南征”与祥瑞的出现看似巧合，其实是他代汉的第二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南征是他集中精锐兵力的最好理由，既能巡视各方，显示实力，又可随时镇压反抗势力。曹丕回师后既不回魏都邺城，也不进汉献帝所居的许都，而是留驻许都附近。连受禅仪式也在军营旁进行，显然是出于军事控制上的考虑。这是“汉魏故事”的重要一部分，一般人可能会忽略，仿效者却不乏其人。五代时周太祖郭威代汉，就是以“契丹入寇”而率军北征为序幕的。以后宋太祖赵匡胤代周，也是在“契丹入寇”时率大军离开首都后，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的。

曹丕的“三让”也不是他的发明。当年刘邦在垓下击败项羽后，实际已是天下之主，但在诸侯将相共同请他称帝时，他还要表示“吾不敢当”。然后群臣坚持，“以死守之”，刘邦三次辞让，“不得已”才说：“诸君一定认为这样对国家有利，那就当罢。”前后也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刘秀的“三让”过程更长：更始元年（公元25年）正月他驻军平谷时，诸将上尊号，派马武劝他到蓟城（今北京）即位，他大惊，说：“你怎么敢说这话，该杀头。”四月，刘秀至中山，诸将又劝，他还是不听。到达南平棘，诸将又“固请”，他才表示“吾将思之”。果然，在抵达鄗（今河北柏乡县北）时，各种祥瑞和符谶纷纷出笼，刘秀登坛即皇帝位，此时已是六月。

但曹丕的“三让”表演得有声有色，不用说远比刘邦和刘秀精彩，以后的禅让者也都望尘莫及。这自然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因为曹丕本人就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文学家、学者，他的臣下也不乏文人学者，这一劝一让，正是他们施展文才的好机会，所以都千方百计将假话写得动听得体。曹丕的令和表虽然不无出于秘书之手的可能，但多数大概是自己写的。凭曹丕的学识和教养，他完全能将假戏演得十分逼真，绝不会像无赖出身的刘邦那样动不动骂人或自称“乃公”（你老子），或者在关键时刻离不开导演的操纵。另一方面是由于曹丕胜券在握，不怕夜长梦多，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操作起来也相当从容。而有的禅让却非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才能完成，就不能那样讲究了。

像周太祖郭威本是一介武夫，向他“劝进”的是一批军人，当时又正在行军途中，上演的只能是一场闹剧。十二月十六日，军队抵达澶州。据说当天早晨太阳边冒出一股紫气，正对着郭威座骑的头。十九日，郭威下令部队停止前进。第二天，将士大叫大嚷，涌向他所住的驿馆。郭威闭门不出，将士从墙上爬入屋内，请他当皇帝。军人挤满一屋，“扶抱拥迫”，有人撕下一面黄旗披在他身上，呼声震天动地。郭威被众人包围，说话都没有人听见，昏过去了几次，左右亲信侍卫都找不到了。直到被大家拥上城楼，才安定下来，由军队拥护着回首都去。这是《旧五代史》的记载，固然是为了掩盖郭威的策划，但导演的拙劣和当时的混乱已可见一斑。赵匡胤在陈桥驿“接受”军队的拥戴后，第二天清晨就回师开封。当时百官正在上早朝，将士将宰相王溥、范质等大臣押到赵匡胤的公馆，赵匡胤流着泪说：“我受世宗皇帝的厚恩，现在被军人逼到这样的地步，实在对不起天地，你们看怎么办?”还不等范质说话，有人拔出宝剑厉声说道：“我们没有主人，今天非立了皇帝不可。”范质等不知所措，王溥赶快到台阶下跪下叩头称臣，范质也只得随着下拜，于是请赵匡胤到崇元殿举行禅让仪式。黄昏前百官齐集，典礼即将开始，却发现最重要的禅位诏书都没有准备，幸亏翰林承旨陶谷事先私下拟了一份，当场从袖筒里摸出用上。这场快餐式的禅让只用了一天时间，不愧为速战速决的范例，赵匡胤所处地位非曹丕可比，哪有三劝三让的时间?即使陶谷没有备好诏书，也会照禅不误。只要真当了皇帝，还怕臣下不会补这个漏洞？不过，曹丕辞让的话表面虽然谦虚之极，甚至使人感到有些过分，其实却是用心良苦。他列举自己很多德薄的事实，实际正是为了封天下人的口。因为孙、刘未灭，天下未定，百姓饥寒等等完全是事实，而祥瑞、符谶之类是如何出笼的，曹丕心中也是一清二楚，他自己都说了，并且直指群臣的称颂为假话，反对者反而无话可说了，似乎他真的是身不由己。这种以假为真的手段不愧是乃父曹操的真传，后人如果只以虚伪视之，倒是辜负了曹丕的一片苦心。

曹丕的禅让戏演得成功，也离不开汉献帝的配合。虽然献帝除了俯首帖耳外已别无选择，但真要干出些不合作的事来，也会大煞风景。如曹丕的孙子曹髦，因为不甘心当司马昭的儡傀皇帝，竟不顾一切，率领数百侍卫讨伐。结果曹髦被当场杀死，但司马昭不得不装模作样惩办凶手，代魏的日程也因此而推迟。作为酬谢，献帝也获得了曹魏的优待，让位后被封为山阳公，封邑有一万户，14年后寿终，获得“孝献皇帝”的谥号，以天子礼仪安葬。这个山阳国传了三代，共75年，西晋时依然沿袭，直到永嘉之乱。或许是对曹魏的报答，禅位于司马炎的曹奂也当了37年的陈留王，得以善终。相比之下，其他禅位的君主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他们同样采取合作态度，有的还十分主动。如东晋的末代皇帝司马德文，在接到臣下起草的禅位诏书后毫不犹豫地签字，还说：“晋朝早给桓玄灭了，多亏刘公（宋武帝刘裕）才延长了二十年，今天让位我心甘情愿。”而且不等刘裕“三让”就搬出皇宫，不再承认自己是皇帝了。刘裕封他为零陵王，规定可以享受皇帝的礼仪和亲王的待遇，实际却是一句空话。司马德文深知刘裕不怀好意，整天与妻子褚后生活在一起，饮食都由褚后料理，刘裕一直无法下手。到了第二年九月的一天，就派褚后的哥哥褚叔度找她说话，士兵趁机翻墙闯进内室，将司马德文杀死。此后禅位的尧、舜们几乎没有一位不死于非命，甚至禅位的第二天就被杀。可见他们再能识天命也无济于事，只要新皇帝感到前朝的威胁就会毫不迟疑地斩尽杀绝。从这一点说，“汉魏故事”也是禅让史中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