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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叛逆诗人普希金

思考决定命运。的确，有什么样的思考方式就有什么样的人生。普希金就是叛逆思考的典型诗人，尤其是诗人的性格，在他的眼里，没有政治世俗，这种思考方式就决定了他的命运。

人说诗人一般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思考方式，这种诗化的思考方式决定了他们注定要和其他人有所不同。他们或狂放、或浪漫、或深沉、或孤傲的思考方式及其作品，表达了他们对人生和命运的不同看法。

诗人普希金是什么思考方式?普希金是非常明显的叛逆思考方式。普希金生活在沙皇统治的沙俄帝国，但在他眼里从未有过沙皇。正如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我只愿歌颂自由，只希望向自由献出诗篇，我诞生在世界上，并不是为了用我羞怯的竖琴讨沙皇的喜欢。”在诗人的眼里，自由明显高于沙皇，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的浪漫及其特有的反叛思考方式。

叛逆的思考方式，使普希金为了妻子走上了决斗的道路，并结束了自己年仅38岁的生命。他的这种命运和他的叛逆思考方式是密不可分的，或者说正是这种思考方式决定了他命运的走向。

还在幼年时代，普希金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叛逆思考。13岁时，普希金进入以培养俄国皇室奴仆为主要目标的“皇村学校”。这所学校从课程安排，到校规安排，都严格按着沙俄统治者的各项旨意行事，充满了封建农奴化色彩，采取高压和禁锢相结合的政策，严格控制学生们的思想和行动。而从小接受渴望自由思想熏陶的普希金自然不适应学校的这种管理方式。这所学校不容许学生有自己的思想，也不准许学生有独立的人格和个性。这一切决定了普希金在这所学校不会是一名好学生。

同许多进步同学一样，普希金非常痛恨那些虚伪的、不学无术的学监们。这些学监个个阴险毒辣，采取告密、搜集情报等卑鄙手段，无时无刻不盯着学生的一举一动，来打击思想进步的学生。学生恨透了这些学监。普希金和同学们同以副校长为代表的学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赶走了这位副校长。

虽然在皇村学校学习期间，普希金远远不是校方心目中的“好学生”，但叛逆的思考方式却助长了他的才气，他把一腔爱国的热情都注入了诗篇中，完成了一些反映下层社会民众悲惨命运的诗篇，成为了小有名气的诗人。毕业前夕，有人对他“好言相劝”，要他收敛自己的个性，因为他的诗与当局多有忤逆之处，只要他能够“改弦更张”，凭他的才气及才能，不愁毕业后没有好的前程。普希金对此不屑一顾。他所追求的不是一种眼前的利益，而是诗歌和信念。诗人的气质和清高，昭然若揭。在年轻诗人的心目中，同黑暗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已经成为他终身的信念和无悔的追求，同样也是他的奋斗目标，他不可能因为个人前程而改变自己的思考命运的方式，或者放弃自己的奋斗目标。对于他的做法校方自然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设置障碍，不想轻易放过这位“刺头”学生。但是普希金对此泰然处之，仍然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志写下了一首反神论的诗篇，以自己诗人的豪迈和**面对考试。在这首诗中，普希金歌颂的是人的理智，对上帝进行了抨击。无论艺术手法、语言的优美，还是思想内涵，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以叛逆思考而闻名的普希金终于从皇村学校毕业了。如果说这一时期是普希金叛逆思考方式初露的话，那么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则是这种叛逆思考的充分展示。因为社会要比皇村学校大得多。

普希金所处的时代，是俄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代，普希金本来可以在沙俄的政府部门谋得一官半职。但是，当普希金看到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腐败时，他的正义感促使他公开向他所在的外交部表示，他决不会为这样的政府效力。普希金对黑暗势力和腐朽的政权表现出嫉恶如仇的愤慨，他天生的叛逆思考方式使他，决不随波逐流。正在这时，普希金结识了激进的革命者屠格涅夫。屠格涅夫的进步思想对普希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使他那种反叛由一种“自发”状态，转向一种自觉的行动。在和革命者的交往过程中，普希金的创作**空前的激烈，创作出了著名的政治抒情诗《自由颂》。这首诗的锋芒直指反动的沙俄统治，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却在民众中广泛流传。由于和革命者的接触，此时的普希金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政府的反叛，而是已经上升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和他在皇村学校时期的作品相比，这一时期的诗作涉及社会问题更多，更具有政治诗的色彩。

由于普希金的诗鞭挞沙俄政府的黑暗统治，在民众中广为流传，沙俄政府对他恨之入骨。当时的沙皇叫嚣着要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亚，免得国内的青年人到处都在背诵他的诗句。当他被警察局传讯时，普希金还为这位总督写下了《自由颂》等政治讽刺诗。总督为普希金的才华所折服。他将普希金的诗修改后交到了沙皇手中，并替普希金讲情，请求赦免普希金。同时，社会上的一些知名人士也在为普希金说话。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亚历山大决定暂时不将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亚，而是将他发配到南方。

沙皇之所以将普希金流放到南方，主要是想通过这种手段来驯服普希金，使他甘心成为沙皇的奴仆。但事与愿违，俄罗斯的南方是被流放革命者的聚居地，普希金被流放后叛逆的思考方式不仅没有丝毫消减，反而更有机会接触革命者，原来那种叛逆的思考更加坚定。

在流放期间，普希金获准到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地区进行了一次旅行。这次旅行，普希金仍然没有忘记和下层社会群众交往，了解他们的苦衷，热情讴歌英雄的人民。返回南方不久，普希金创作了著名叙事长诗《茨冈》。在这首长诗中，普希金批判了一个贵族青年身上的虚伪和丑恶，同时也揭示了贵族出身的青年身上对待新旧生活态度的矛盾心态。普希金继续从事他的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沙皇恼羞成怒，采取了更加卑劣的手段，将普希金押解回他的故乡，让诗人的父亲对这个“不孝”儿子严加管教。他的父亲“苦口婆心”地劝阻他，不要过问政治，更不要再写反叛的政治诗。面对自己的父亲，普希金也曾经有过苦恼和矛盾，毕竟是骨肉亲情，血浓于水。但普希金的信念最终没有动摇，他的叛逆思考最终使他的父亲偕家人离他而去。

叛逆是普希金的永远的思考方式，也是他生活的支撑。其实只要他肯“屈尊”，成为沙皇的御用文人，他的生活便会无忧无虑，但由于他是诗人，具有判逆的思考方式这使他不可能趋炎附势，也不会成为统治者的附庸。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人民来说，普希金永远是杰出的诗人，而对于统治者来说，他永远属于叛逆者。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叛逆思考是他无可替代的主流。

普希金的叛逆，使沙皇恼羞成怒。由于他是专制君主，可以毫无顾忌地置普希金于死地。但沙皇接受了他手下老臣的建议，也为了缓和一下他所实施的高压政策的气氛，他上演了一出“赦免”普希金的闹剧。无论沙皇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普希金总算躲过了一劫。政府则借机宣扬沙皇的“恩典”，普希金被赦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俄罗斯，当普希金回到莫斯科时，人们涌上街头，欢迎诗人。人民的热情增添了诗人的责任感，他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即使沙皇“赦免”了他，他仍然不愿意作为沙皇的御用文人。他一如既往地遵循自己的做人准则，与此同时，普希金对沙皇的嘴脸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发现，虽然沙皇“赦免”了他，但实际上并没有给予他真正的自由，他的诗作、文学作品等都在沙皇及其政府的严格控制下，他的许多作品不能发表。沙皇对他的历史剧《波里斯·戈多诺夫》不满意，但普希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明确表示不能修改。沙皇下令不许上演这出历史剧。不仅如此，政府还对普希金严加看管，未经允许，不得离开莫斯科，更不能前往彼得堡。

面对沙皇政府的高压，普希金没有妥协，一刻也没有停止手中的笔，并写下了讽刺诗《毒树》来抨击沙皇的统治。无论沙皇政府对普希金采取什么态度，他在人民的心目中是有威望的。他不愿成为沙皇的奴仆，为主子歌功颂德，但愿意为人民进行创作。由于普希金的名望，对他恨之入骨的沙皇不敢公开迫害他，但又不能对他“放任”，便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达到真正控制普希金的目的。一方面授予宫廷内侍的职位来拉拢他，另一方面派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这时的普希金有所改变。不过，普希金改变的是斗争手段，而不是他的性格和意志。

普希金以叛逆的姿态蔑视沙皇政府，必为沙皇政府所不容。沙皇政府一直将普希金视为眼中钉，只是由于普希金在民众中有极高的名望，才没有对他下毒手。虽然普希金毫不畏惧，但他毕竟人单势孤，而沙皇则用更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普希金。

普希金的叛逆思考不仅仅表现在他一生的事业当中，而且在他的爱情中也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

普希金的妻子冈察洛娃是一个比他年轻十几岁美貌的姑娘。普希金自从和冈察洛娃结婚后，他的生活从此发生了重大转折。普希金夫妇是在上流社会的交际圈中上当受骗的。他们在上流社会的交际圈内认识了一个名叫丹特士的法国军官。开始时，人们以为丹特士对冈察洛娃的好感是出于对名媛闺秀的崇拜，其实不是这样，丹特士是受沙皇指使，和冈察洛娃的交往不怀好意，这种交往关系急剧升温，很快发展成为恋情。

更多的人注意到了年轻的军官和诗人妻子的密切交往，注意着他们之间的每一次交往。诗人妻子的外遇成为诗人的“家丑”，而且不断地扩散，已经不仅仅是“外扬”的问题了。那些不怀好意者别有用心，添油加醋地对这件事议论纷纷，希望以此来刺激诗人的自尊心。同时，生活上的各种困扰也使普希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苦恼之中。在没有搬进彼得堡之前，诗人的生活是简单的、朴素的。自从搬到彼得堡之后，普希金和妻子的生活开始向贵族的豪华看齐，而更重要的是，怀有敌意的人不断制造他妻子的“绯闻”，闹得满城风雨。丹特士继续无休止地纠缠冈察洛娃，不断地为制造谣言拨弄是非的人提供“素材”。更有甚者，有人竟给普希金寄来一封极其卑鄙、恶劣的信件，声称授予他“乌龟称号”。反叛性格鲜明的普希金当然不能忍受这种侮辱，复仇的渴望逐步充满了他的心胸。

普希金叛逆的思考方式使他宁愿失去一切，也不愿失去自己的名誉。作为丈夫，当他发现了自己的名誉被损时，他义无反顾地选择用决斗的方式洗刷名誉的耻辱。普希金是的诗人，他进行决斗的想法和理由带有超现实生活的色彩。正是他的叛逆思考加速了他悲剧人生结局的到来。

普希金忍无可忍，向丹特士提出决斗。普希金的朋友不同意他的想法，丹特士也声称，他追求的是冈察洛娃的姐姐，并不是她本人。但是，普希金的叛逆使他有着不可动摇的决心，他要以自己的行动，在人们面前维护自己名誉的纯洁。不论丹特士和冈察洛娃的关系如何，普希金总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或者说完全可以通过别的渠道来为自己澄清名誉，可是他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决斗，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来维护名誉的尊严。

决斗，按照普希金的要求如期举行。决斗前，诗人还在忙于写作，一切似乎显得从容不迫。这纯粹是一场“秀才遇见兵”的决斗，其结果可想而知。才华横溢的诗人，走完了自己38岁的生命历程。

普希金的叛逆思考渗透到了他的人生、作品之中，这种思考方式决定了他令人叹惋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