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全力备战迎也先
一、运筹帷幄,于谦巧妙部署
在土木之变发生之前,景泰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一国之君。可当这副担子落到身上时,他的表现还算不错。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刚成为监国的朱祁钰,就加封胡濙为太子太傅、王直为太子太保,并让他们继续担任礼部和吏部尚书。可这一年,胡濙已经七十五,王直七十一,搁二十一世纪都得退休了。可终景泰一朝,这两位元老却一直不肯致仕,还在英宗问题上,不断给景泰添堵。
相比那些心术不正的投机分子,这两位大臣的品行还是相当不错的。他们的个性,也和于谦有几分相似之处。一定程度上说,这不是什么坏事。
景泰正式登基之后,北京城的备战工作也更加顺畅。全权负责军事的于谦,肩上的担子更重,他的紧迫感也更强了。
显然,在也先随时可以入侵的情况下,景泰认可于谦的才华,钦佩他的胆识,更相信他对朝廷的忠心,所以才放心将大权交给他。
如此顺畅的君臣合作关系,在中国几千年皇权专制史上,还真是不太多见。秦始皇与李斯、刘备与诸葛亮、苻坚与王猛,也很难达到这样的程度。朱元璋在称帝之前的几年内,曾与刘基(刘伯温)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刘基只是谋士,真正拍板决断并承担后果的只能是朱元璋,而于谦,却事实上担负起了北京保卫战的统帅之责。
最难能可贵的是,景泰与于谦之前几乎没有私交,他们完全不熟悉,却能如此推心置腹,彼此信任,这就太不容易了。
俗话说,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但我们不妨套用一下:于谦成功的背后,是景泰的默默付出。
于谦为人坦**,性情耿直,不愿意做无聊的应酬,很容易得罪同僚。如果没有景泰充当防火墙保护伞,很多事情很可能就进行不下去。如果没有景泰的充分放手信任,很多将领根本就提拔不到相应岗位上。如果没有景泰顶住各种压力,平息各种质疑,于谦的备战工作肯定要遇到太多麻烦。
遇到景泰,是于谦的幸运。当然有了于谦,更是景泰的福气。
整整一百八十年后,当然还是乙巳年,大明京师再度被一支异族铁骑包围。而当朝皇帝崇祯对急行军赶来救援的另一位兵部尚书,却完全是另一种态度,各种猜忌压制,令人不寒而栗。
于谦的主要血战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征调兵马。
三大营和京军中的精英已经在土木堡被打残,留在京师的都是战力不足的“预备役”,就必须从外地征调兵马了。
当时,兵部尚书王骥正率领十三万精兵,进行第五次麓川之战,围攻思机发叛乱武装。于谦和景泰都认为,这支军队不宜调回。
首先,麓川距离京师过于遥远,让士兵紧赶慢赶回来,马上投入战斗,效果显然不会理想。
其次,如果明军撤回,麓川恐怕就和安南一样,永远从中国独立出去了。
不征调麓川军回师勤王,正是体现了一个大国的担当和自信,也一定程度上安定了京城人心。
于谦下令,急征备操军(两京备操军、河南备操军}、备倭军(南京备倭军、山东备倭军)、运粮军(江北所有运粮军)及浙军(宁阳侯陈懋统领)进驻京城。这些兵力加起来有十多万。
同时,对于在土木堡之战的幸存将士,朝廷一律免予追责,并鼓励没有残疾的继续服役,并给予银二两、布二匹的奖赏。
最终,于谦可以调动的兵马,达到了二十二万人。单论人数,并不比英宗亲征时所带的那支军队少,但战力上的差距就相当明显了。
实话实说,除了浙军之外,其他兵员都是些“预备役”,维持治安还马马虎虎,想要和最精锐的瓦剌铁骑对抗,难道不是送人头吗?于谦和这些士兵,却用事实告诉后人,规则和成见,就是用来打破的。
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了得力的将官。
二、选拔将官。
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同样的士兵交给不同的将领率领,效果很可能有天壤之别。当大秦帝国在陈胜吴广起义军攻击下摇摇欲坠时,章邯带着由工匠囚徒拼凑起来的军队,在很短时间内绞杀了陈胜政权,并对复辟的关东诸国形成一路碾压之势。如果不是权臣赵高的猜忌,秦朝的历史就要彻底改写。
反而的例子,往近的说当然是“大明战神”英宗,往远的说,还有在永乐七年率数万骑兵出击漠北,被鞑靼全歼并阵亡的永乐朝大将丘福。他的惨败,迫使永乐御驾亲征,成为唯一一个深入北方草原的在任皇帝。
于谦到兵部的时间不长,但对将官的情况却相当熟悉。在危局之下,他不拘一格,大胆启用人才,而这些人在之后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位名将阵亡于土木堡之后,有四十余年从军经验、战功卓著的宣府总兵杨洪,就是大明武将中最值得依赖的一位了。在土木之变中,杨洪未能及时救援皇帝,遭遇了朝中一些文官的弹劾。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当着景泰和众大臣的面,于谦慷慨陈词:
“宣府是京师门户,不宜轻出,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杨将军审时度势,没有出兵营救太上皇,但却保住了宣府。未来的战事中,还要多倚重他。”
但当有人提出调杨洪防御京城时,于谦却没有同意:“杨将军熟悉宣府,忠诚体国,拒绝也先要挟,不可轻动,应予嘉奖。”
景泰于是下诏,晋封杨洪为昌平伯。在明朝,能封为伯的都算显贵了,刘伯温是诚意伯,王阳明是新建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