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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出塞未果生退意（第1页）

第十一章、出塞未果生退意

一、军制改革，让战力大为提升

在北京城下，也先损失了上万兵马。在之后的一些小规模战争中，他也没有捞到多少便宜，反而让脱脱不花和阿剌知院的不满情绪越发严重，离心倾向越发升级了。这位太师开始意识到，和大明长期对抗是没有前途的，为了草原的生计考虑，最好能恢复之前的朝贡贸易。

但景泰又不是他哥，肯定不能容许也先再派两三千人的使团过来白吃白喝、以次充好。再说了，现在又不是打不赢你，何必委屈求全？他甚至不想让使者入境。

但王直、胡濙等老臣却认为，对瓦剌的请求不能回绝，以免再起战端。显然，他们的思路过于保守，虽说明军在土木堡惨败，北京保卫战中瓦剌的损失也不小，双方至少是打了个平手，实在没必要畏敌如虎。

景泰最看重于谦的意见。这位有着长远抱负的兵部尚书，对于恢复朝贡并没有完全反对，但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军备，让瓦剌骑兵不敢越过边关。

当然，于谦不会满足于在北京城下将瓦剌赶走，不会满足于固城自守，他还有更宏伟的蓝图。以笔者对于谦的理解，他一定会认为，如果能亲率大军犁庭漠北，彻底铲除瓦剌对中原的威胁，完成太宗皇帝未竞的事业，才算是不世之功，才能真正让后人景仰。

朱棣一手组建的神机、三千和五军三大营，曾经也风光一时。但随着这位永乐大帝的去世，各种弊端也逐步暴露了出来。

神机营是火器兵，三千营是蒙古式的轻甲骑兵，五军营是重装步兵，三军配合得当的话，在实战中可以产生1+1+1》3的效果，从而全面压制蒙古骑兵。三大营同属五军都督府管辖，但各有总兵统领，并不统一，平时不住在一起，训练也是各练各的。等到真正作战时，临期调拨，彼此相当陌生，配合不娴熟。

即便这样，三大营在永乐朝还是能轻松战胜强悍的蒙古骑兵。但土木堡的惨败，却充分暴露了京军组织上的弊端。三支兵种既然需要紧密配合，目前的各自为政就是重大缺陷。

但“将不知兵”正是北宋以来朝廷制衡武将的传统，真的能够打破吗？

经过与身边助手商量沟通，景泰三年（1452）十二月，于谦向景泰呈上奏疏，建议改革三大营。施政偏保守的景泰，这一次却欣然同意了，这无疑需要极大勇气，当然，也彰显了他对于谦的充分信任。

于谦从神机、五军和三千三大营中挑选了十五万精兵，组成团营，建议由兵部尚书或都御史出任提督，并根据永乐以来的惯例，由太监监军。石亨担任团营总兵官，受提督于谦节制。曹吉祥和刘永诚担任监军。

团营下分十营。每营都是步兵、骑兵和火铳兵的混搭。他们吃住在一起，训练在一起，有了突发事件，也能很快集结在一起。每营都有一位都督负责，并有太监监军。之下还有号头官一人，都指挥二人，把总十人，领队一百人，管队二百人。

也就是说，都督管一万人，都指挥管五千人，把总管一千人，领队管一百人，管队管五十人。这样任务层层分解，上情下达，可以减少推诿扯皮现象。

而没有被选进团营的士兵，依然留在三大营，称为“老家”。这部分士兵相当于“预备役”，承担一些次要任务。

一年之后，于谦又增加五万人加入团营，每营达到了一万五千人。

于谦规定，所有将官都要亲自披挂，在安定门外的校场参与训练，演练阵法。把总以下官员，必须熟悉自己管辖下的所有士兵情况，甚至要叫得出名字，记得住年龄、相貌和卫所番号。杜绝“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现象的发生。如此一来，“管军者知兵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帅之号令“。京军战斗力自然就大大加强了。

于谦强调训练的重要性，但特别重视对兵器的改进。

明军步兵的长枪都是长杆短刃，于谦在和下属讨论之后，将长枪设计成短杆长刃，如此一来可以显著提高杀伤力。但这样的兵器，如果控制不好很容易伤到使用者自己，所以必须加强训练，做到应用自如。

在北京保卫战中，明军的火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强悍的瓦剌骑兵吃足了苦头，甚至留下了心理阴影。大明国力强盛，能大批量生产火器和弹药，而北方游牧民族显然不具备这样条件的。于谦敏锐的指出，不光京营要大量装备火器，地方军队也要根据条件，配备足够的火铳神枪，并加以操练，保证能够熟练使用。

针对宋明以来军事组织的弊端，于谦采取了相当大胆的改革措施，而临危受命、在京城缺少根基的景泰，也乐于支持这样的改变。这么一来，团营的作战效率大大提高，多兵种协同作战的默契也明显增强。沿着这样的道路发展下去，相信要不了太长时间，他们就足以令瓦剌和鞑靼彻底绝望。

有位将军欣赏于谦的改革，但并不欣赏于谦对自己的节制。按照他的想法，京营完全由自己，以及自己的亲信控制最好。但景泰对于谦又非常信任，怎么办呢？在身边亲信的怂恿下，他有办法了——辞职！

此人就是当年于谦从诏狱中保出来，并一路高升到武清侯的石亨。他上疏请辞总兵官，以此向景泰示威。皇帝知道石亨的才华，也明白他是个热衷名利之人，就没有同意他的辞职。

于谦看出来了，石亨这是针对自己的。但平心而论，自打大明开国以来，确实没有第二个兵部尚书能同时总督京营，他们做的主要是后勤工作。于谦开了历史先河，将统兵权与调兵权合二为一，是非常时间的非常手段，确实不应该成为和平时期的定制。

石亨不是戚继光这种级别的儒将，严格说来算个老粗。他闹个情绪，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于谦很快上疏请辞总督军务一职，只当兵部尚书，让石亨可以专任其事。于谦的辞职动机非常真诚，可景泰似乎不愿意石亨在军界一手遮天，因而并没有批准。依然让两人继续共事。

不能不说，这个作法并不明智，反而为于谦之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作为兵部尚书，于谦的眼光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北京及周边，全国的形势他都密切关注。景泰三年，两广境内浔州、梧州瑶民叛乱活动愈发猖獗。而广东副总兵董兴、广西副总兵武毅都有渎职行为，于谦遂令陈旺、翁信取代董武二人的位置，并向景泰提出设立两广总督，以改变两省之间沟通不畅、配合不利的局面。

于谦向景泰提出了四个人选：第一是安远侯柳溥、第三是太子太保兼户部尚书金濂，第四是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翱。而排在第二的候选人，是景泰万万想不到的。

于谦居然把自己的名字列了进去。当时，他可是少保、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总督军务，要坐镇京师，统管全国的军事。如果一去两广，兵部尚书肯定就得换人了。

而且，为了便于联络，当时的两广总督府并没有设在繁华的广州，而是建在广西东部的梧州，条件比起京城来差了很多。于谦根本不在乎自己从一品的身份，不在乎梧州湿热的生活环境对身体的伤害，只要大明需要，皇上需要，他就和当年巡抚晋豫一样，坚定挑起这份重担。

当然，于谦并没有前往两广，兵部的工作离不开他。景泰安排王翱担任了大明首任两广总督，驻节梧州。两省副总兵均受总督节制，这就大大改变了过去的相互扯皮推诿现象，保证了地方治安。不过，王翱在广西呆了一年多就回到京师，并荣升为吏部尚书，成为了王直的助手。

而于谦和景泰的老朋友也先，又能玩出什么花样呢？

二、瓦剌之变无赢家，从此一蹶不振

正统十四年（1449），对也先来说完全是冰火两重天。

命运之神和他开了个大玩笑，先是将他慷慨的捧上半空，又无情的让他脸朝地摔在地下。

土木堡一战的辉煌胜利，是也先之前做梦都不敢想像的。瓦剌多没有费多少力气，没有死多少战士，就将明军最精锐的三大营几乎彻底打残，从而让北京城经历了迁都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甚至让无数蒙古贵族看到了光复大都的希望，让也先在草原各部的声望急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