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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课 鹰鸽博弈 事物的进化源自路径依赖（第1页）

第6课鹰鸽博弈：事物的进化源自路径依赖

鹰搏斗起来总是凶悍霸道，而鸽风度高雅。如果鹰同鸽搏斗，鸽就会迅即逃跑，鸽不会受伤；如果是鹰跟鹰搏斗，就会有一只受重伤或者死亡才罢休；如果是鸽同鸽相遇，那谁也不会受伤。鹰鸽是两个不同群体的博弈，一个和平，一个侵略。在只有鸽子一个苞谷场里，突然加入的鹰将大大获益，并吸引同伴加入。但结果不是鹰将鸽逐出苞谷场，而是一定比例共存，因为鹰群增加一只鹰的边际收益趋零时（鹰群发生内斗），均衡将到来。由此产生了进化稳定策略Ess（evolutionarilystablestrategy），也就是说一旦均衡形成，偏离的运动会受到自然选择的打击。也就是鹰群饱满后，再试图加入的鹰将会被鹰群排挤。进化上的稳定均衡最大的好处莫过于保持稳定。但问题在于形成强势的路径依赖，也就是胜出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最好的会被当作出头鸟干掉，这是个体的失败，集团的胜利以及集体的止步不前。

一张突出的高纸板

在一间大约10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十几位白领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着。但是平静的日子被其中一个人打破，他做出了一件让同事们看来是离经叛道的事情：在整齐划一的办公桌之间的术隔板上，自作主张地增加了一块纸板，比左邻右舍高出了大约20厘米。尽管他处心积虑，选择了一个夜晚来实施这一行动，并请油漆匠将纸板漆成了和隔板一致的颜色，以防过于显眼。但是第二天同事们上班时，还是发现了它的存在。

他们一致抗议，理由是在这间巨大的办公室里，这块20厘米高的纸板打破了整个办公室的协调与统一。每个人的利益似乎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损害，在感情上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伤害。他们认为，这20厘米高的纸板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和个性，或者说与众不同的东西，是对周周环境的蓄意的不协调和对整体的破坏，更是一种骨子里的自私和对于秩序的蔑视和背叛。

单位里一位新提拔的处级干部，一大早巡视办公室，立刻发现了这一变异。尽管他并不在这间办公室里工作，这点变化，也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

不过，他马上对这个人的举措表示了不满和担忧，规劝说：“年轻人，不要标新立异，更不要别出心裁，这样是要吃大亏的!”而同办公室的一位同事则差一点勃然大怒，竟然要越过“边界”，强行将纸板拆除。尽管那块纸板离他的座位很远，一点也没有妨碍他。

在以后的若干天里，人们来到办公室，都不免要议论几句。时间一天天过去，那块起初被视作眼中钉的纸板，渐渐地在同事们眼中习以为常。于是，当这个人在众人面前主动将它拆掉时，也没有谁大惊小怪。因为所有人差不多都已经忘记了那块纸板，尽管当初曾那样激烈地反对过它。

在一间100平方米的大厅里，一块20厘米高的纸板所产生的美学破坏力，应该说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这块纸板却像是一个试验品，反射出社会的群体怎样被个体冒犯以及这种冒犯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博弈论中所说的ESS策略的影子。所谓ESS，即进化上的稳定策略（evolutiOnRegy）。是指凡是种群的大部分成员采用某种策略，而且这种策略的好处为其他策略所比不上的，这种策略就是进化上的稳定策略或ESS。换句话讲，对于个体来说，最好的策略取决于种群的大多数成员在做什么。由于种群的其余部分也是由个体组成，而它们都力图最大限度地扩大其各自的成就，因而能够持续存在的必将是这样一种策略：它一旦形成，任何举止异常的个体的策略都不可能与之比拟。

在环境的一次大变动之后，种群内可能出现一个短暂的进化上的不稳定阶段，甚至可能出现渡动。但是一种ESS一旦确立下来，偏离ESS的行为将要受到自然选择的惩罚。所以，我们与其相信出淤泥而不染，倒不如相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才是符合进化规律的！也正因如此，舜出身于一个父兄凶顽的家庭却成为大圣人是值得推敲的。把舜的家庭看成一个种群，如果一个所谓的圣人在那样的环境中，而他的行为准则和其他人相左，那他的策略就是非ESS策略，他在种群中将不占优势。这样的历史如果是真的，那么在它之前，必然发生过促使ESS策略发生变化的事件。

在ESS策略中，往往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为惯例的共同知识：因为大家都这样做，我也应当这样做，甚至有时不得不这样做。加之，在大家都这样做的前提下我也这样做可能最省事、最方便且风险最小。这样，ESS策略就成了社会运行的一种纽带、一种保障机制、一种润滑剂，从而也就构成了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

美国经济学家奈特和莫廉对此有过明确论述：“一个人只有当所有其他人的行动是‘可预计的’并且他的预计是正确的时候，才能在任何规模的群体中选择和计划。显然，这意味着他人不是理性地而是机械地根据一种已确立的已知模式来选择没有这样一些协调过程，一个人的任何实际行动，以及任何对过去惯行的偏离，都会使那些从他过去的一种行为预计他会如此行动的其他人的预期落空。并打乱其计划。”

从编栅栏到路径依赖

春秋时的一天，齐桓公在管仲的陪同下来到马棚视察。他一见养马人就关心地询问：“马棚里的大小诸事，你觉得哪一件事最难？”养马人一时难以回答。这时，在一旁的管仲代他回答道：“从前我也当过马夫，依我之见，编排用于拦马的栅栏这件事最难。”齐桓公奇怪地问道：“为什么呢？”管仲说道：“因为在编栅栏时所用的木料往往曲直混杂。你若想让所选的木料用起来顺手，使编排的栅栏整齐美观，结实耐用，开始的选料就显得极其重要。如果你在下第一根桩时用了弯曲的木料，随后你就得顺势将弯曲的木料用到底。笔直的木料就难以启用。反之，如果一开始就选用笔直的木料，继之必然是直木接直木，曲木也就用不上了。”

管仲虽然说的是编栅栏建马棚的事，但其用意是讲述治理国家和用人的道理：如果从一开始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那么后来就只能是将错就错，而很难纠正过来。

管仲的确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寥寥数语之中，揭示了所谓社会ESS策略的形成，也就是被后人称为路径依赖的社会规律：人们一旦做了某种进择，这种选择会自我加强，有一个内在的东西在强化它，一直强化到它被认为是最有效率最完美的一种选择。这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人们不能轻易偏离。

科学家曾经进行过这样一个试验，来证明这一规律。他们将四只猴子关在一个密闭房间里，每天喂食很少食物，让猴子饿得吱吱叫。然后，实验者在房间上面的小洞放下一串香蕉，一只饿得头昏眼花的大猴子一个箭步冲向前，可是当它还没拿到香蕉时，就触动了预设机关被泼出的滚烫热水烫得全身是伤。后面三只猴子依次爬上去也想拿香蕉时，一样被热水烫伤。于是众猴只好望蕉兴叹。

几天后，实验者用一只新猴子换走一只老猴子，当新猴子肚子饿得也想尝试爬上去吃香蕉时，立刻被其他三只老猴子制止。过了一段时间实验者再换一只新猴子进入，当这只新猴子想吃香蕉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不仅剩下的两只老猴子制止它，连没有烫过的半新猴子也极力阻止它。

实验继续，当所有猴子都已被换过之后，没有一只猴子曾经被烫过，上头的热水机关也被取消了，香蕉唾手可得，却没有猴子敢去享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似乎与此无关的问题。大家知道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八点五英寸（1435毫米），但这个标准是从何而来的呢？

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那电车的轮距标准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是因为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是沿用马车的轮距标准。马车又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这是因为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所以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原来，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其军队所铺设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罗马人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的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

两匹马屁股的宽度决定现代铁轨的宽度，这个看似天方夜谭的事情，但是在经过一系列的演进，最终还是发生了，这就十分形象地反映了路径依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路径依赖”这个名词，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戴维在《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中首次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戴维与亚瑟·布莱思教授将路径依赖思想系统化，很快使之成为研究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分析方法。他指出，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初始选择本身也就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自己。

这也可以解释前文的猴子实验。由于取食香蕉的惩罚印象深刻，因此虽然时过境迁、环境改变，后来的猴子仍然无条件服从对惩罚的解释与规则，从而使整体进入路径依赖状态。

路径依赖理论被总结出来之后，人们把它广泛应用在各个方面。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要么是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加速优化，要么是顺着原来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想要完全摆脱变得十分困难。

胜出的未必就是好的

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方案会比另一个方案好得多。但即便如此，并不表示更好的方案一定会被采纳。如果一个方案已经制定了很长时间。现在环境发生了变化，即使出现了更可取的方案，这时要想改革也很不容易。

要理解这一点，一个著名例子是电脑键盘的设计。

键盘是电脑配件中一个非常不起眼的部件，但却是必不可步的输入设备，无论是操作电脑还是玩游戏都得通过它来完成。近140年前的1868年，键盘出现在斯托弗·拉思兰·肖尔斯所发明的机械打字机上，当时的键盘是由26个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按钮所组成。因为打字机的设计是通过人在打字时按下的键会引动字棒打印在纸上，当人们熟习应用，打字速度加快，机动字捧追不上人手打字速度，经常交叠在一起，而出现卡键现象，甚至互相拍打而损坏。

直到19世纪后期。对于打字机键盘的字母排列仍然没有一个标准模式。1873年，克里斯托弗·肖尔斯把键拆下来，将较常用的键设计在较外边。较不常用的放在中间，从而形成目前众所周知的Q、W、E、R、T、Y键排列在键盘左上方的方案。这种排法也就因其左上方第一行的头六个字母而被称为“QWERTY”排法。

选择这一排法的目的是使最常用的字母之间的距离最大化。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解决方案：有意降低打字员的速度，从而减少各个字键出现卡位的现象。但是销售商对这种排列发生疑问，于是肖尔斯撒谎说：这是经过科学计算后得到的一个“新的、改进了的”排列结果，可以提高打字速度。这完全是撒谎，凡是用熟练了，怎么排列打字速度都会快。可是当时人们就信以为真，并且把用其他方法排列的打字机挤出了市场。

&Y的设计安排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非常糟糕，因为设计者错误地把问题定位为人们打字太快。但是，“快”其实不是一个问题，人们使用打字机，时间一久便会熟能生巧，愈打愈快，这是无可避免的。而且打字机是为了方便人们，以短时间完成文章的，所以快也是应该的。因此，设计者应把问题定位于字棒太慢才对。然而，随着1904年纽约雷明顿缝纫机公司已经大规模生产使用这一排法的打字机，而这种排法实际上也成为产业标准。

随着科技的发展，后来的电子打字机已经不存在字键卡位的问题。工程师们也发明了一些新的键盘排法，比如DSK（德沃夏克简化键盘），能使打字员的手指移动距离缩短50％以上。同样一份材料，用DSK输入要比用QWERTY输入节省5％一10％的时间。但QWERTY作为一种存在已久的排法，被人类广泛利用到电子词典、电脑等地方，成为键盘的标准设计。不仅几乎所有键盘都用这种排法，人们学习的也多是这种排法，因此不大愿意再去学习接受一种新的排法。于是，打字机和键盘生产商继续沿用QWERTY标准。

假如DSK标准从一开始就被采纳，今天的技术就会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不过，鉴于现在的条件，我们是不是应该转用另一种标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在QWERTY之下已经形成了许多不易改变的惯性，包括机器、键盘以及受过训练的打字员。这些是不是值得重新改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