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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在脖子上的刀（第1页）

架在脖子上的刀

（德国）萨尔

那把折刀在我面前张开了，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和吃惊。我经常设想，当想象中的危险变成现实时，我应当如何对付。我会对他讲，我理解他的处境，因为我自己曾是一个被欺凌、被侮辱的人，他的愤怒和绝望对我绝不陌生。

我是在大城市的动乱中长大的，曾目睹过柏林大街上的骚乱，看到过穿警察制服的人怎样用铁链毒打那些手无寸铁的人。在骚乱平息后，我又在法国经历了不安全的岁月。那时，我从一个拘留营逃到马赛，藏在阿拉伯人聚居区的一个小旅店里。在那个城市里藏着许多由别的国家逃来的人，警察时常封锁街道，搜寻这些人。谁要是没有证件，准就会被逮捕。

我学会了从眼角搜索大街，一旦可疑的人向我走来，我便立即消失在一所房屋的门洞里或跳上一辆正在行驶的电车。我像一只被追赶的猎物，有敏锐的感觉和被搜捕者的防身本领。我会钻进人群，混在他们中间使自己不被发觉。大街是我的天下，就像森林是被追猎的野兽的天下似的。

可是在纽约，我与危险打交道的本领、对于潜在敌人的敏锐嗅觉却渐渐衰退了。大家在法制下生活，缴纳税款并选举总统，却忽略了怎样去应付已成为家常便饭的意外情况。因为表面的平静造成了一种早已不存在的、虚幻的安全感，抢劫、杀人、盗窃以及其他犯罪被广播电视评论家解释为现代生活不可避免的衍生物，犹如社会要进行工业生产，就一定会发生工伤事故，对此，人们只能容忍。只要大家遵守法规，就能生活得很好。

警察告诫纽约市民，一旦他们遭到袭击，不要试图反抗，暴徒向他们要什么就交出什么，绝不要吝惜诸如手提包、钱包、戒指之类的东西，如果需要，还得交出自己的身体。此外，还要随身带些钱。当然用不着很多，以防备袭击者出于报复而采取极端行动，因为罪犯大多是酒鬼或瘾君子，需要钱去满足他们的嗜好。

每天夜间我从联合国大厦乘104路公共汽车回家，身上总是揣着15到20美元，我现在是联合国的译员了。公共汽车穿过大厦林立的42号马路，不同肤色的男女在黄色电影的霓虹灯广告下搂搂抱抱地在谈情说爱。接着，我驶过了8号马路的按摩馆和男扮女装或者女扮男装的时装表演。在大马路的林肯中心，一些文雅的女士和先生上了车，他们谈笑风生地用手里的莫扎特歌剧和巴赫音乐会的节目单扇着风。

我在99号马路下了车，一起下车的还有一个胆小的姑娘，她拎着一只提琴盒，快步穿过被街灯照亮的马路，朝我住的那条黑暗街道走去。她长得非常漂亮，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现代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点缀品。我紧紧跟在她身后，仿佛是她的保护人，她显然也不想离我太远，这时，我对危险所具有的直觉已完全消失了。

在德鲁斯托尔大学前一间敞开的电话亭的阴影里，有一个男人在向我身后张望。我站住了，点燃一支烟，想着我碰到意外情况所要讲的话，朋友，我想说，把刀子收起来，别开玩笑，你要的一切我都给你，只要你答应不用武力。我知道，是什么促使你这么干的，你们要为几百年来所受的奴役和屈辱向我们报复，但你找错人啦。我口袋里有20美元，它是你的了。这是我在苏黎世车站买的表，是瑞士货，你可拿它卖35美元。

我还有一件叫你吃惊的礼物，我的上衣口袋里有两张弗拉吉米吉·霍洛维茨音乐会的包厢票。也许你只对肖邦感兴趣。但是，你可以在音乐会开场前以双倍的价钱卖掉它们，总共能卖100美元。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的仇恨该结束了……

突然，我看到前面那个拎提琴盒的姑娘撒开腿跳起来。街上很黑，背后响起了脚步声。我想从两辆停靠得很紧的汽车中钻过去越过街道。可是太晚了，一只手臂从背后扼住我的脖子，一把折刀弹开了，我要挣脱开，想把我事先准备好的话对他讲。但是，我感到愤怒，我受到了虐待，我的人权遭到了践踏，我忘记了我想的事，我觉得我在反抗。那把折刀架到了我的脖子上，但我比他更快，我忘了纽约警方的告诫，一口咬住他的手臂，夺下他手中的刀。远处响起拎琴盒的姑娘的喊声和警车拐过街角开来的声音……

“您运气不坏，”第二天警察对我说，并把一张照片放在我面前问，“是这个人吗？”我摇了摇头。

这天下午我没去联合国大厦，到康内吉剧院退掉霍洛维茨音乐会的票，便乘出租汽车回家了。“不安全的岁月，”司机咕噜道，并将一张报纸在我眼前晃了晃，“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得活下去啊。”

——章国锋译

【人物介绍】

萨尔，当代德国作家。早年曾为《文学世界》和《新评论》撰写文学评论，1932年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后一直侨居纽约，代表作有：诗集《明亮的夜晚》（1942）；长篇小说《几个人和许多人》（1959）；剧作《家庭音乐》（1979）；小说集《转车去巴比伦》（198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