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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心无私欲即天理（第1页）

第十七章心无私欲即天理

王阳明说：“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

朱宸濠对皇位有觊觎之心，说到底还是私欲盛而天理蔽。

在朱宸濠看来，皇位才是天理。

一、宁王履历

王阳明即将面对一个可怕的对手，他不同于山中土匪，他是皇亲国戚，又是社稷之贼，他就是宁王朱宸濠。

宁王朱宸濠封地江西南昌府，他的祖先封地原来不在这里。

第十七子朱权，初封大宁，号宁王。大宁卫在喜峰口外，东连辽左，西接宣府，是明朝北疆的军事重镇，位置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地理位置特殊，直接面临蒙古。大明建国时，主要威胁是被从中原赶走的北元势力，他们总抱着复国的幻想，经常骚扰明境。其时，朱元璋将帝国精锐部队布置在北方边界，由两个最信任的儿子掌管，一是宁王朱权，另一个是燕王朱棣。

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实行削藩政策，到了宁王朱权头上时，侄子建文帝请他去南京喝茶，朱权表示对喝茶不感兴趣。山高皇帝远，他需要观望观望，看燕王朱棣对削藩是什么反应。结果是朱棣反应强烈。

朱棣与朱允炆产生摩擦后，就来找朱权。朱棣独自一人进了大宁，一见朱权便痛哭失声开始诉苦了，最后说万一无奈被迫起兵，希望朱权能从中调和摆平此事。朱权胆子再大也不敢接这个活，婉拒了朱棣的请求。最后朱棣哭着要回去，朱权心一软，亲自送出城，结果情况突然变了。原本跪着的平民百姓中有人突然杀了出来，挟持了朱权。就这样，朱权被胁迫造反。朱棣对他许诺，事成之后，平分天下。

朱棣打到南京做了皇帝，却把平分天下这茬儿给忘了，朱权眼巴巴地吃了一回哑巴亏。诺言不实现也成，放我回封地吧！朱棣不同意。那去吴地苏杭一带当王爷，朱棣还不同意——吴地非边陲，乃国家富庶之地，不宜设藩。最后，朱棣给了他四处地方让他自己选，分别是福建邵武府建宁（今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四川重庆府（今重庆市）、湖广荆州府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江西南昌府。在当时来看，这几块地方都属于不毛之地，唯独南昌勉强可以。朱权痛心疾首地选择了南昌。

到了南昌，朱权从此放歌纵酒，种花养草，品茶读书，终得善终。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朱权最终成为大明一代艺术造诣和修养最高的藩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医卜星相不在话下。音乐方面，著有《神奇秘谱》《太和正音谱》。茶道方面，著有《茶谱》。对中国文化艺术有很大贡献。明末清初时出现的一代国画宗师，八大山人朱耷，即朱权九世孙，或是承袭了朱权的艺术基因。一位征战沙场的军事天才，活生生地变成了一名艺术家，没有比这个更悲凉的了。宁王憋屈的故事隐藏在家族内心深处，直到第五代宁王朱宸濠大吼一声，剑锋所指，九五至尊。

对朱宸濠的命运产生影响的有五个人。明太宗朱棣无疑是排第一，他发动“靖难之役”，为后世有野心的藩王做了表率。朱棣的例子对朱宸濠来说很励志，证明了不在乎多少兵马，不在乎对手有多么强大，在于只要你敢干就有成功的机会。

献王朱权，永乐元年（1403年）来到江西南昌，薨于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活了七十岁。朱权嫡子朱盘烒于永乐二年（1404年）袭宁王世子，死在了父亲之前，追封为宁惠王，以其嫡子朱奠培袭爵宁靖王。到了朱奠培这辈，人丁上出现了严重问题。正妻只要生男孩果断夭折，直到朱奠培三十一岁时才从侧室那里得一名男孩，也就是朱宸濠的父亲朱觐钧。朱奠培薨于弘治四年（1491年），这时宁康王朱觐钧已经四十多岁了，袭爵不到五年去世，留下一子两女。

弘治十二年（1499年），朱宸濠袭爵，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谣言称朱宸濠出身不佳，传说是宁康王朱觐钧与妓女野合的产物。明代对皇室成员有着严格的规定，尤其是藩王。为保持皇室血统纯正，规定选妃必为良家女。作为藩王的朱觐钧不可能有此事。该谣言源自朱宸濠父亲做的一个噩梦，梦见一条蟒蛇蹿进王府吃了所有人，遂将朱宸濠寄养在伶人家里，稍微长大点沾染了艺人的臭毛病，发生了王府**门事件，最后，宁康王朱觐钧忧愤致死。

不管怎样，朱宸濠袭爵了。

二、明代藩王制度

朱棣成功造反，为了防止子孙后代有人效仿之，特意在原有基础上订立了严格的藩王制度。

明代藩王制度分为两个时期，即太祖朱元璋时期和成祖朱棣时期。两个时期，各具特点。

洪武八年（1375年）左右，朱元璋为维护朱家天下，把他的26个儿子封了24个王，长子朱标为皇储，第二十六子朱楠夭折，另封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所以一共封了25个藩王，主要有次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朱棡、四子燕王朱棣、十七子宁王朱权等。分封到帝国要冲，统兵防御各种对大明造成威胁的力量。当时，山西平遥县县学老师（训导）叶伯巨上《万言书》，痛陈封王利弊，例举汉之刘濞引发的“七国之乱”、致使西晋亡国的“八王之乱”等，引经据典，洋洋万言。但这个时候，朱元璋考虑的是如何维稳，利用藩王保全朱家天下，没考虑那么多。于是把上疏的叶伯巨下狱，没杀已经皇恩浩**了。

随着时局的发展，朱元璋渐渐感到皇权受到了威胁，于是先后一手炮制了“明初四大案”：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洪武十五年（1382年）“空印案”、洪武十八年（1385年）“郭桓案”、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案”。其中，“空印案”与“郭桓案”是针对贪官污吏的。“胡惟庸案”与“蓝玉案”习惯上称之为“胡蓝之狱”，是朱元璋大杀开国功臣、巩固封建皇权朱家江山的政治案件。

洪武六年（1373年），淮西集团领袖李善长推荐同乡兼亲家的胡惟庸担任右丞相。胡惟庸干了四年，升至左丞相，在任期间遍植朋党，使得淮西集团的势力不断膨胀。最著名的案例是干掉了开国重要谋臣刘基刘伯温。胡惟庸过于独断专行，很多生杀予夺之大事不向最高领导请示，擅自决定，触犯了皇权。于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深感皇权旁落，因此大开杀戒。撤掉中国行之几千年的宰相一职，终明一代，不复有焉。此后屠杀功臣，家常便饭一般。

太子朱标不忍相视，提出了他的反对意见：父皇杀人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没吱声，第二天把根有刺的棍子扔在地上，让太子朱标捡起来。朱标面有难色，不知道父皇要干什么。朱元璋教训太子说，你怕有刺不敢拿，我帮把这些刺除掉，再交给你，等清理完了，你才能当这个家。朱标反驳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子。朱元璋大怒，抄起椅子追着他打。奔跑中，朱标把早已准备的马皇后遗像故意掉在了地上，他一直留着这一手，以防不测。朱元璋睹物思人，也便罢了。

没过多久，宅心仁厚的太子朱标去世，继马皇后去世之后，这对朱元璋又是一场沉重的打击。而这时候，皇储成了诸多藩王惦记的问题，谁有资格继承皇位谁能服众，存在诸多困扰。谋臣刘三吾建议不管藩王，立皇长孙，这样一来，所有藩王也就无话可说了。朱元璋爱屋及乌，于是立了十一岁的朱允炆作为皇帝继承人。

朱允炆年龄尚小，长大后能否安定天下坐稳皇帝宝座，朱元璋深深忧虑，“拔刺”的工作愈显得迫在眉睫。在杀掉重要功臣徐达等人后，作为后生晚辈的蓝玉异军突起，成了振臂一呼的名将。朱元璋收回了行政大权，可惜军权旁落，晚年的朱元璋对蓝玉等新秀甚是不放心，找了个借口诛杀蓝玉等一万五千人，杀尽军中骁勇战将。朱元璋借“蓝玉案”彻底铲除了将权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将大都督分为左、右、前、后、中五军都督府，与兵部相互制约，以分其权。五军都督府只管军籍和军政等，不能够直接调动军队。战时由皇帝临时任命总兵官，战后总兵官须立即归还将印，所统军队从哪儿来回哪儿去，驻其原来卫所。这样一来，军政大权皆出于皇帝之手，无军官擅权。

通过几起案件，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把政权、军权牢牢握在皇帝手里。然而皇长孙朱允炆渐渐长大，有了自己的政治忧虑。这源自于一次朱元璋自我炫耀，他得意地对朱允炆说，我把你的叔叔们分封到全国各地，防范异族。你可以踏踏实实地当皇帝了。朱允炆反问道，蒙古人打来有叔叔们保护我，如果叔叔们打我谁来帮我？

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朱元璋曾对藩王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做过限制，即“不列土、不领民”，规定分封的藩王有个生活范围，并不分给土地，不直接管理百姓，管好王府的三五个工作人员即可。藩王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即王府护卫，有三支卫队，负责王府安保工作。如此，藩王的万把人马难以与皇帝的百万大军对抗，从而降低了藩王造反的几率。待遇上规定藩王使用的房屋、宫殿、差马、仪仗，穿的服装、使用的器物，仅次于皇帝，即便一些匡扶济世的大臣也无法与藩王相比。经济待遇上规定，藩王每年五万石禄米，钱二万七千贯，其他赏赐物资有纱、罗、绢、马匹、茶叶、田地等等。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时，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削减为藩王一万石，郡王两千石。藩王之长子袭爵藩王，其他诸子为郡王，郡王之子为镇国将军，镇国将军之子为辅国将军……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世袭阶层，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朱元璋驾崩时留有《祖训》，其中对藩王存有重大政治漏洞，让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找到了理论基础，那句祖训是：“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藩王训兵待命，为天子讨平之。”

朱允炆上台后，对藩王的势力甚感忧虑，在与齐泰、黄子澄两位重要谋士商议后，制定了削藩政策。由弱向强，依次消除地方藩王的势力。当时藩王中燕王与宁王实力最强。燕王朱棣驻守北京，处在北国边陲，常年与蒙古人作战，经验老到，早年开国名将扎堆培养他一个人，有手腕有实力，潜在危险严重。而在表面上，比燕王还有实力的是宁王朱权，他的封地在大宁卫，比朱棣更直接面对蒙古人，并且手里有一支由蒙古降部组成的骑兵队伍，战斗力强悍。

朱允炆的削藩政策雷厉风行，一年内削了五位藩王，并酿成藩王自焚事件。轮到燕王头上时，朱棣篡改《祖训》的那句话为：“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名正言顺地发动了“靖难之役”。

朱棣称帝后，继续沿用朱允炆的削藩政策，对他来说这个非常重要，他是这么起家的，难免以后的藩王效仿之，为有篡位野心的藩王寻找合理借口。

朱棣在原有基础上，规定藩王“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任事”。藩王既没有政治权力，也没有军事权力，除了享受高待遇混吃等死外，其他什么工作也不用干，国家一直养到死。其他限制规定也相当严格，如两位藩王不能相见，如一位藩王路过另一位藩王的藩国时，想要串串门，可以见面，但不允许进城喝酒，只能在郊外见一面；藩王进京不许超过十日；藩王不得与当地军事长官交往；进入王府或者从王府出来的官员，仕途等于残废，永不能提拔或调任。总之，给皇室宗族特权，同时对其进行严格限制，到了明代末期，国家财政的六分之五用来供养皇室成员，对帝国和人民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皇室宗亲发展的支脉愈发增多，光吃饭不干活，养着一群高级废物，导致最后大明灭亡时，藩王皇室们没有能挽回江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