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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学论语中的敢为担当之责（第1页）

活学论语中的敢为担当之责

在其位则谋其政

【原文】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解析】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就不考虑那个方面的事情。”

“在其位，谋其政”，为孔子所立明训，亦为后世之从政者奉为圭臬，诸葛亮之前后（出师表）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行动，堪称楷模。后来这优秀的从政者，或尽心尽职，精心政务；或引咎自责，以一身而谢天下，皆可称道。当然，也有些尸位素餐、碌碌无为者，当引以为戒。

在其位不谋其政，或无力谋其政，结果一定是既害人，也害己。每一个官位都是一个组织里必不可少的环节，职责各异。只有各司其职，才能保证各尽其责，才能使整个组织正常运转，如果仿下属的可以随意更改领导的决定，管财务的可以插手人事，管人事的可以任意干预财务，那一定会混乱不堪。

在其位，谋其政，首先是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一些名相如高颖、王旦、姚崇等都颇具诸葛亮遗风。开皇元年（581），杨坚登上皇位，称文帝，正式建立隋王朝。文帝任北周时相府司马高颖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侍中），即宰相。高颖甚被文帝倚重，凡军国要政、大小政事，文帝皆与之谋议。隋朝初建，百废待举，政权要进一步巩固，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等制度都需要改革或重建，生产、经济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恢复发展的问题；另外，还必须北服突厥，南平陈朝。特别是平陈、统一天下，是以文帝、高颖为主的隋朝君臣们所经常考虑谋划的问题。由于政务繁多，高颖每日孜孜不息，夙夜匪懈，国家大事时刻在他脑子里徘徊，即便退朝后在家里也不停地思考。他常常用盘子装一些粉，置于床边，夜里想到一件该办的公事，就用手指记在粉盘上，天亮后就笔录下来，入朝处理。

宋相王旦对朝廷政务也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他退朝归家时还常常惦记朝政，专心思考。王旦有一马夫，岁满辞归，王旦问道：“你控马几时?”答：“五年矣。”王旦曰：“我不省有汝。”马夫转身欲去，王旦急忙叫住他问：“你乃某人乎?”于是厚赐之。原来此夫每日为王旦赶车御马，王旦在路上只是想着政事，从未注意过马夫是何模样，也从未与之交谈过，故只识其背，不识其面。归家后，王旦往往不去冠带休息，却入静室默坐，家人每每惶恐不安，不敢惊扰，也不明白是何道理。后来，王旦的弟弟去问副相、参知政事赵安仁，说：“家兄归时一如此，何也?”赵安仁告诉他：“方议事，公不欲行而未决，此必忧朝廷矣。”

在其位，谋其政，还要兴利除弊，救时救世，如唐中期的名相姚崇即被称为“救世宰相”。

姚崇历仕唐武则天、睿宗、玄宗诸朝。他“明于吏道，断割不滞”，“善应变以成天下事”，为相期间，恪尽职守，勤政爱民，政绩卓著，被时人誉为“救世宰相”。武则天时期，他因富于才干，被破格提拔为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当时武则天重用酷吏，告密者蜂起，酷吏来俊臣、周兴等大兴冤狱，许多朝臣和李氏宗族被无辜杀死，因此，朝臣人人自危。刚上任的姚崇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这种局面。于是他直率而诚恳地劝谏武则天，说服她改变酷治，以保持政局的安定，统治的长久。武则天为之所动，并于长安二年（702）修正来俊臣等酷吏造成的冤假错案，为受害的官员“伸其枉滥”。为此，武则天赞赏他道：“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意。”并赏银千两。

睿宗时期，身居相位的姚崇极力革除弊政。当时官僚机构臃肿，百官泛滥，铨官制度紊乱。尤其是公主、后妃们，大搞“斜封官”。按正常程序，应是吏部先用赤笔注官之状，门下省审批，皇帝授旨，称“赤牒授官”。斜封官则是皇帝受公主、后妃的请谒，用墨笔敕书任命官员，用斜封交付中书省。她们利用斜封，鬻法徇私，进而搞裙带关系，各树朋党，扰乱吏治，致使政府机构的工作难以正常开展。姚崇则联合宋璟等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睿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罢斜封官数千人”。同时，他又不畏强权，大力整顿吏治，使唐政府很快出现了“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的清新局面。姚崇为玄宗辅政时期，继续大力整肃吏治。严格铨选制度，对于以请托等不正当手段谋取官职的，无论是谁，

姚崇都坚决予以制止。开元二年（714）二月，申王李成义向玄宗请托，要求将他府中的阎楚硅破格晋升，玄宗答应照顾。这种做法违反了官吏提拔的正常程序，姚崇坚决反对。他和另一丞相卢怀慎上书，反对因亲故而升官晋爵。姚崇的力争，迫使玄宗收回成命。至此，向皇帝请谒讨官的情况大为收敛。

唐中宗时，佛教盛行，公主、外戚皆奏请度民为僧尼，以求福禳灾；富户强丁也多削发以避赋税徭役，破坏了政府的正常赋税征发用农业生产的发展。姚祟再居相位后，义不容辞地上书玄宗，说：“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但发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苍生安乐，即

起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坏正法?”唐玄宗采纳了姚崇的建议，命有司检括天下僧尼，以伪滥还俗者1．1万多人。又规定“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禁百官家毋得与僧、尼、道士往还”’“禁人向铸佛写经”。

玄宗开元四年（716），山东蝗虫大起，当时百姓迷信，不敢捕杀，而在田旁设祭、焚香。姚崇派遣御史分道捕杀。汴州刺史倪若水拒绝御史入境，认为蝗虫是天灾，自宜修德，以感动上天。姚崇得知大怒，牒报倪若水说：“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馑，将何自安?幸勿迟回，自招悔吝!”此时，包括卢怀慎在内的朝中大臣也多认为驱蝗不便，玄宗也有所怀疑，姚祟说：“今山东蝗虫所在流满，仍极繁息，实所稀闻。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岂免流离。事系安危，不可胶柱……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结果玄宗被说服。排除各方阻力后，姚崇全力督察捕蝗工作，并且还亲自设计捕蝗办法：“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

且瘗，除之可尽。””结果颇见成效，蝗灾逐渐止息，当年农业取得了较好的收成。

姚祟一生为政，以身作则，兴利除弊，救世治国，尽责尽职，深得诸帝及同僚们的推许，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其位，谋其政，又要真正地以政治为己任，不因个人才名而偏忽。如，宋翰宰相欧阳修为政一向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即使与人言谈，也多谈吏事。有人曾不理解：像他这样名冠天下的大文学家，应该谈论的是文章诗赋、古往今事，而他却多讲为官之道，故发问道：“学者见公，莫不欲闻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欧阳修回答道：“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彼非入境也。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陈年公案，反复观

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以夷陵荒远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当时仰天誓心：自尔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余年，出人中外，忝尘三事，以此自将。”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们往往恃才倨傲，以学问、文章矜夸，而视敢事为俗流、浊流，不肯尽心尽责。而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宗，为官30余年，无论被贬为地方小官，还是在中央为相，处理政事都勤恳认真，从不疏忽大意，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其位，谋其政，也要以国是为重，当失职或尸位、无以辅政时，当激流勇退，以避贤路。石庆是汉武帝时丞相，他一生以醇谨闻名。在他任太仆时，为武帝驭马架车。武帝曾问驾车的共有几匹马，他举鞭一一点数，然后恭敬地报告：“六马。”其谨慎如此。后为丞相，井封为牧丘侯。当时汉武帝正胸怀韬略，用兵连年，大少功业。而石庆身为丞相却谨言慎行，瞻前顾后；对皇帝只是唯言是从，俯首听命；居相位九年，竟无所建树。元封四年（前107），关东地区出现流民200万，其中有40万口为无户籍可核的农民。石庆认为自己身居丞相之

位，每日餐位尸禄，自惭形秽，便上书引咎辞职，他说：“臣幸得待罪露相，疲驽无以辅治，城郭仓廪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质，上下忍致法，愿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避贤者路。”武帝未许。二年后，石庆在不安中去世。

在其位则谋其政，既是为政者的义务也是责任。否则，尸位素餐、混天度日，误己误人误事误国，罪莫大焉。

真诚方可取信于民

【原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解析】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信任政府。”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去掉一项，在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在这二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会死，失去人民的信任，国家就站不住了。”

如果你已经是一位主事者，并且相当机智，请注意，任何官场手腕、伎俩都只是“用”，这种用，如果没有下属的拥护为“体”的话，注定是难以长久的。

美国总统大选前夕，形势对林肯十分不利。他的对手民主党在南方蓄奴州的选票万无一失，只要争取到不多的几个北方州，就可稳操胜券。民主党的内定候选人是道格拉斯。如果想战胜道格拉斯，首先必须制造民主党内部的不和。于是，林肯在一次辩论时，向道格拉斯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在未成立州的美国领土之内，人民是否可以合法地把奴隶制驱逐界外?”这是一个十分难答的问题。如果道格拉斯作肯定的回答，就会失去南部各州的支持；如果作否定的回答，又会失去北部各州的支持，包括他的本州伊利诺州在内。

道格拉斯在他本州民主党机构的压力下，加上他一人也不愿背叛江东父老，便作了肯定的回答。结果激怒了南方民主党人，他们决定取消对道格拉斯的支持，另外组党。这样，民主党就宣告分裂，南方民主党也选出了自己的候选人。虽然民主党被林肯离间了，但道格拉斯仍然信心十足。他租用了一辆豪华列车，供他竞选之用。并且在最后一节车上安置礼炮一尊，每到一站就鸣礼炮32响，然后乐队奏乐，十分排场。每到一站，他还要乘一辆六轮马车去市镇中心发表演说。前面有彪形大汉骑骏马开道，后面则是许多马车，满载着红男绿女，吆五喝六，不可一世。道格拉斯叫嚷：“我要让林肯这个乡巴佬闻闻我的贵族气味。”

林肯没有马车，更不用说专列；他买票乘车，每到一站，坐的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耕田用的马拉车，在演说中，他常说：“道格拉斯参议员是闻名世界的人，是一位大人物。他有钱也有势，有圆圆的、发福的脸，他当过邮政官、土地官、内阁官、外交官等等。相反，没有人会认为我会当上总统。有人写信给我，问我有多少财产。我只有一位妻子和一个儿子，都是无价之宝。此外，还租有一间破旧办公室，室内只有桌子一张，价值二元伍角，椅子三把，价值—元。墙角里还有一个大书架，架上的书值得每个人一读。我本人既穷又瘦，脸很长，不会发福。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唯一可依靠的就是你们。”

众所周知，最后，贵族气味十足的道格拉斯没有成为美国总统，而一无所有的乡巴佬林肯却如愿所偿，当上了美国总统。道格拉斯因为出言不慎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而林肯则以其真诚和坦率赢得了人民的信任，登上了总统的宝座。看人认为，林肯竞选之胜，是胜在了他的才干上。这种看法有道理，但却是片面的。林肯固然有能力，道格拉斯不也一样有能力吗?况且，林肯的政绩为民众广为了解是他当了总统以后的事。

其实，林肯的胜利根基乃在于他的坦率和真诚。他不摆架子，不讲排场，处处都显得就是民众的代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谓“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