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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大师谈人生一 人生信念（第3页）

陆九渊是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吾心即是宇宙”，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他认为治学应“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这种大气魄，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诗文录于《象山先生全集》。

“六经皆我注脚”

陆九渊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儒家的经典著作遭到毁灭性打击。到汉朝时，儒生们根据过去的记忆，用当时流行的隶书将儒家六经整理出来，以供人们学习。这种经书被称为“今文经书”。后来，全国各地陆续找到了一些古代儒家经书，都是用古籀文书写的，这种经书被称为“古文经书”。人们将“今文经书”和“古文经书”一对照，不禁大吃一惊：两者的不少字词有差别，有些地方甚至含意截然不同。到底谁是真品、谁是膺品？这就出现了意见冲突，有的学者主张以“今文”为准，有的学者主张以“古文”为准，双方争执了几百年，仍未扯清楚。

事实上，无论今文经还是古文经，其真实性都难免让人生疑。而且还存在文字理解的问题，对同一个字，有的人认为是这个意思，有的人认为是那个意思，争来争去，越争越有意思。这就给后学者留下了一道老大难题：古代圣人们到底说了什么？

为了弄清真相，很多人穷尽毕生精力，对古代经书进行注解，还由此产生了一门很专业的学问：训诂学。事实上，无论哪个学习儒家经典的人，都必然来一点“训怙”，要不然，怎么理解经书上的话呢？有的人“皓首穷一经”，完全钻到经书里去了。其实儒家六经字数都很少，半天功夫就能读完一本，哪用得着花一生精力去学习？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某个字、某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的迷途中。

当大家都以理解经文真实含意为目标、以注解经文为能事、以偶有所获而沾沾自喜的时候，陆九渊却说出了这句石破天惊的话：“六经皆我注脚。”这种罕见的大气魄，在中国思想家中，独一无二。陆九渊一生授徒无数，却没有留下专著。有人曾劝他写书，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含意有二：

第一，以心求道，而不要执迷于六经的言论。学者的任务是探明天地人生之道，并用之于实践，而不是为学习而学习。即使将六经背得滚得烂熟，却不能明道，不能行道，跟没有学习毫无二致。为此，陆九渊还提出了一个口号：“一意实学，不事空言。”

有人会问：学习六经不就是为了明道吗？陆九渊显然不同意这个观点。事实上，人们学习、理解、运用、迷信六经，是基于一个假设：六经之旨即是道。但实际上，六经某些观点也许总结出了部分社会与人生规律，某些观点却偏离了社会与人生规律。这就是说，创作六经的人未必真正明道，六经的观点也不等于道。那么，通过学习六经而明道，不是缘木求鱼吗？

按陆九渊的观点，一个想明道的人，应该“发明本心”，用心去体悟道的本原，而不能寄希望于六经。中国的传统观念是“崇古非今”，老是觉得古人比现代人聪明，古人的东西总是好的，是牢不可破的经典。陆九渊敢于怀疑、看轻六经，在当时可以说是通天彻地的觉醒。

第二，借助六经，为自己服务。陆九渊虽然看轻六经，但并不完全否定六经的价值。他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把六经当作明道的工具。用现代话来说：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达到更高的境界。

陆九渊是一个作风严谨的儒学大师，他说“六经皆我注脚”，绝非故作惊人之语而哗众取宠，更不是“恶搞”经典。他为人谦和恬淡，“不求声名，不较胜负，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他看轻六经的地位，体现的是一种一心求道的治学态度。他曾经说：“某少而慕古，长欲穷原，不与世俗背驰而非，必将与圣贤同归而止。忘己意之弗及，引重任以自强，谓先哲同是人，而往训岂欺我，穷则与山林之士约《六经》之旨，使孔孟之言复闻于学者；达则与庙堂群公还五服之地，使尧舜之化纯，被于斯民。”由这段话，我们可看到他的人生志向。

“六经皆我注脚”这句话，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作用。身为一个中国人，从小就会遇到一件很麻烦的事：必须被动地学习老师、政府认为很好的学问。不可否定，任何学问都是有价值的，但它对于我的价值仅仅在于我喜欢它，或者我能用它为我的人生目标服务。如果我不喜欢它，又无法利用它带来好处，它对我来说就是毫无价值的。如果具备了这种理念，我们就不会被任何高级学问的光环所迷惑，就能在任何知识、学问面前反客为主。

张载生平

张载，字子厚，宋代哲学家，陕西横渠人，世称“横渠先生”。张载一生曾当过几任地方官，后矢志于儒学。他是理学开创者之一，“气学”一派的代表人物，其毕生志向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的主要思想录于《张子全书》。

学者不宜志小气轻

张载说：学者大不宜志小气轻。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气轻则以未知为已知，未学为已学。

“志小气轻”是什么意思？“志小”很好理解，就是心无大志。“气轻”的意思是自作聪明、自以为是。

平庸者往往心无大志。其实他们未必缺少天赋和才能，有的人还读过很多书，或者有丰富的社会体验。对身边的事，他们都能看得明明白白，讲得条条是道；对世界大事，他们也有自己的见解。他们有这么高的才能，为什么终其一生，却无所成就呢？张载给出了答案：“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王守仁说得更明确：“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平庸者的最高愿望是开心享受生活，任何需要付出艰辛努力才有所成就的事他们都不感兴趣。天赋和才能只是他们向人炫耀的羽毛，而不是应用工具。他们是千里马，但从不赛跑，却幻想轻轻松松获得“一食或尽粟一石”的待遇。如果得不到，就抱怨“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然后使出一匹驴子的力量来应付差事。他们总是希望工作轻闲一点、生活富裕一点、享乐多一点。可是，工作轻闲跟生活富裕享乐多，却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他们只能生活在缺憾中。偶尔他们也会发奋一下，一旦有所成就，马上停下来享受，“躺在功劳薄上吃老本”。若是侥幸发家致富，他们就由享乐而堕落，成为世界上最糜烂的一群人。

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往往心怀大志。一代名臣曾国藩说：“有志则不甘为下流。”生活中的事实经常证明这句话的正确性。有一年，英国的政客发动政变，他们将王子关押在一个古堡里。为了从精神上摧垮王子，政变者给王子准备了最精美的食物、最漂亮的女人和最有趣的游戏。但是，王子不为所动。经过长期关押，王子心如磐石。政变者为之折服，终于拥立他为国王。后来，有人问这位年轻的国王为什么能在种种**面前不动心，他说：“我生来就是当国王的。”

如果一个人心有大志，绝不会让自己淹没在感官享乐之中，对那些有污名声、有亏德行的享乐，更是谨而慎之，避之唯恐不及。他们并非从不享乐，但他们面对**的定力，胜过常人何止一倍！

另外，心怀大志的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往往会投入百倍热情，全力以赴，而不在任何困难面前却步。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志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的成功不是顺理成章吗？

张载的“气轻则以未知为已知，未学为已学”这句话，反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生活现象：越是学识渊博的人，越是认为自己所知有限；越是一知半解的人，越是认为自己无所不知。

如果你去问一个熟读儒家经典的人懂不懂儒学，他会谨慎地表示自己“懂一点”、“懂一些”，却不敢承认自己精通儒家思想。这并非故作谦虚，因为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他本来只是“懂一些”。

如果你去问一个从未读过《论语》，只是看过有关孔子生平、儒学简介的人，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懂儒学，并且讲得条条是道。这并非故示骄傲，因为他以为儒学只有如许内容，已全部或大部分装在他聪明的头脑中。这就是所谓的坐井观天。青蛙坐在井里，没有办法跳出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见就是这片天，很自然地会以为天就只有这么大。所以，与其说它可笑，不如说它可怜。

其实，知识多寡对人生的影响并不大，但我们是否知道自己无知，却直接影响人生格局。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很无知，他就热衷于接受新知，对他人的不同意见也不会在头脑中产生排斥反应。相反，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很无知，他就会厌恶“新知”，将它们视为“坏”的东西，并采取回避、反对的态度。他总是认为“我是对的，错的是别人”，痛恨他人的不同意见，甚至将不同意见视为人身攻击。这样，他就只能永远生活在他的“井”里。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根据有限信息进行思考并形成想法，当信息残缺不全时，会形成偏见。加上感情倾向与情绪作用，会使自己的见解偏得更厉害。西方哲人说：“所谓事实，就是我们对某种东西加以解释并称之为事实。”这就是说，我们称之为事实的东西也许并非事实。美国金融专家索罗斯说得更明确：“我们对世界的所有认知都有缺陷，因为我们无法透过没有折射作用的棱镜看待这个世界。”这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无知，我们的每一个想法都可能是偏见。如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眼界就会豁然开朗，对新生事物、对他人的不同意见就会心平气和，而不会自作聪明、固执己见。

康有为生平

康有为（1858--1927），晚清哲学家，字广厦，人称“南海先生”。早年设万木草堂，收徒讲学。1895年，联合1300多名举人，向朝廷上万言书，史称“公车上书”。后辅佐光绪帝推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思想日趋保守。

人人皆可平等自立

康有为说：天之生物人为最贵，有物有则，天赋定理人人得之，人人皆可平等自立。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最早举起人权大旗的人之一。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一直强调的是君权，又以父权、男权为经纬，形成一张牢牢禁锢整个社会的巨网，结果每个人都不得自由。

我们很多人以为封建时代的皇帝至高无上，必可为所欲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其实并非如此。皇帝也要受各种礼仪、宗法的约束，一举一动都要严格按规矩而行。很多皇帝昏庸无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追求自由的表现。他们并非愚蠢到不知道这样做可能导致失去皇位的恶果，但他们肯定早就厌倦了皇帝这项工作。很多人以为皇子生活无忧无虑，其实也非如此。比如清朝的皇子，刚出生就要离开母亲，交给奶妈喂养，从此很难跟母亲见面。连正常的母爱都享受不到，其他方面可想而知。

纵观中国二千余年封建史，实际上是牺牲每个人的自由而保障社会稳定。评论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已经毫无意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让每个人都不得自由的制度肯定是不科学的，也不利于社会进步。鸦片战争之后，这种制度的不科学性已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吸收西方的民主思想，提出了维新变革的主张，其核心就是强调天赋人权，提倡人人独立平等。他在《大同书》中说：“全世界人欲去家界之累乎，在明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私产之害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国之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种界之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致大同之世、太平之境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

在过去，只有皇帝可称“天子”，康有为把每个人都提升到“天子”的地位。他说：“人人皆天生，故不曰国民，而曰天民。人人既是天生，则直隶于天，人人皆独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亲如兄弟。”他的观念中，包含了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