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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篇第二（第1页）

作战篇第二

本篇是在接上篇“庙算”之后的用兵，即“先计而后战”之战。主要通过对战争依赖于经济的分析，论证了速战速胜指导思想的重要性，并进而提出了达到速战速胜目的的有效方法。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原文】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译文】

凡用兵作战，一般情况下都需要大量的财力保障。如要动用四马拉的轻快战车千辆，用牛皮遮盖的辎重车千辆，出动步兵十万，还要向千里迢迢之外的战场运送军需粮秣。如此前方后方的费用，招待来往国宾使节、食客等外事交往的花销，制作弓箭矛盾等所需胶漆器材的补充J车辆盔甲的维修和保养，每天耗资都非常巨大，需千两黄金。只有把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后，十万大军才能出动。

成功属于有准备的人

军事后勤，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对战局的发展有着至关重大的作用。古今中外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对后勤建设无不非常重视。拿破仑在决战胜利后，曾把第一枚勋章挂在他的后勤部长的胸前；毛泽东极力强调军队生产队的作用，等等。时至今日，军事后勤理论日臻完善，但追本溯源可见，军事后勤这一思想理论体系框架，正是基于我国古代兵法名著《孙子兵法》而建立的。古代简陋的兵器和原始落后的作

战方式与指挥方式，不仅没有阻碍反而促进了先进的军事理论的诞生，《孙子兵法》至今仍被兵家奉为兵经。

战争是经济力量的对抗，是人与人之间在智力上的争斗和体力上的厮杀。尤其是在古代，由于生产力很不发达，人的体力与马匹的强弱甚显重要，因而作为将帅在谋略消灭敌人同时，必须首先考虑到保存自己。显而易见，饥困几天的士兵是谈不上有很强战斗力的，兵强马壮无疑是取得作战胜利的前提。而人要吃饭，马要食草，损坏了的兵器装备要有及时的补充，由此必须有切实可靠的后方勤务。对于这一点，2500多年前的孙武是独具慧眼的，他在兵书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军争篇》）在那时，军事术语中还没有“后勤”、“军需”等词，但他在这里所列举的“辎重”、“粮食”、“委积”，却大体上包括了现代军队所说的后勤军需的基本内容。孙武的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向人们昭示着这样一个战争信条：军队无后勤，则不战自亡。

历史证明，没有经济条件与经济资源，是无法取得战争胜利的。古今中外战争都是政治、军事与经济的竞赛，战争对经济的依赖性是较强的。战国时代，商鞅就认识到“国不富，不可以养兵”。经济是实施战争的基础，战争严格受物质条件的制约。只有在充足的物质条件保证下，才能确保战争的胜利。同时，战争又会严重地破坏经济，致使国家处于困境而无力再实施战争。孙武通过对战争费用的实际考察，认为充足的物资保障是实施战争的前提条件。战争极大地依赖于后勤，只有物资齐备，方可兴众举师征伐。

朱元璋积粮训兵待时而动

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攻占徽州后，朱元璋亲自到石门山拜访老儒朱升，请教夺取天下的计策。朱升高瞻远瞩地送给他一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是说，要扩充兵力，巩固后方；发展生产，储备粮食；不图虚名，暂不称王Q朱元璋认为老儒的话很有道理，即提出了一个在两淮、江南地区“积粮训兵，待时而动”的行动

计划。璋还礼贤下士，。广揽人才。刘基、叶琛、宋濂、章溢四大名士被聘至应天，朱元璋称他们为“四先生”，特筑礼贤馆，给他们居住。

此外，朱元璋为了避免树大招风、较早暴露自己，以防止在自己力量脆弱的时候被吃掉，他在形式上一直对小明王保持臣属关系，用的还是宋政权的龙凤年号，打的还是红巾军的红色战旗，连斗争的口号也不改变。直到朱元璋改称吴王后，发布文告，第一句话仍是“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表示自己仍是小明王的臣属。朱元璋经过如此数年卧薪尝胆，积蓄力量，开拓疆土，巩固根据地，在外人毫不留意的情况下，培养了一支足以与元军相匹敌的军事力量。

随着朱元璋势力的一天天强大，原先的盟友，为了争夺利益，也逐渐变成了对头，变成了朱元璋改朝换代的强大阻力。于是，朱元璋在同元军进行殊死搏斗的同时，不得不对盘踞在周围的敌对势力进行清除。四周的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部，以陈友谅部的势力最大。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五月，陈友谅攻下了南京外围的重镇太平，杀了朱元璋的养子朱文逊及守将花云。他还在太平立国，自称皇帝，并调集舟师，从江州向东直指应天，声称此役有张士诚配合，攻陷应天，指日可待。在陈友谅的嚣张气焰面前，朱元璋的部将感到局势紧张。有的主张出城决一死战，有的主张弃城转移，也有的主张献城投降。诸说纷纭，莫衷一是。朱元璋也一时拿不定主意，便问站在一边默不作声的刘基。刘基斩钉截铁地回答，先斩主降者和言逃者，才能破敌获胜。他说，陈友谅劫主称帝，骄横一世，其心时刻不忘金陵。现在气势汹汹，顺江东下，乃是向我示威，逼我退让。我们不能让其得逞，只有坚决抵抗。他又说，常言道，后挙者胜，陈友谅虽兵骄将悍，但他们行军千里来犯我，既是疲军，又是不义，而我们后发制人，以逸待劳，待敌深入后，我以伏兵击之，自当必胜。这一仗对我们来说关系重大，一定要打好。刘基的一番话，坚定了朱元璋抗击

的决心，他采纳了刘基的计策，巧出奇兵打败了陈友谅的进攻。朱元璋不仅取得了保卫应天的胜利，还一鼓作气收复了太平，巩固了金陵这块根据地。

陈友谅虽退守江西、湖北一带，但他和张士诚仍然是朱元璋的劲敌。为了扫平群雄，北定中原，最后推翻元朝政权，朱元璋军中对东张西陈两个战略方向，持有不同的看法。多数将领主张先易后难，即先打张士诚。这一战略思想对朱元璋也产生了影响。

刘基的主张则相反，他认为张士诚生性怯弱，胸无大志，只求自保，这种人不足为虑。陈友谅野心勃勃，力量也强，又据长江上游，对我威胁最大。若先打张士诚，陈友谅定会乘虚攻我；而如果先讨伐陈友谅，张士诚则不一定敢轻举妄动。故当先除陈。陈氏一灭，张氏自孤，存亡便由我了。陈张既平，就可拥麾北上，席卷中原，大业便可告成了。刘基的分析高瞻远瞩，应该说是朱元璋扫平四海、建立大业的唯一正确战略方案。朱元璋采纳刘基之计，决定先征陈友谅，再攻张士诚，在全面胜利的道路上迈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陈友谅战死。消灭陈友谅势力以后，朱元璋马不停蹄，立即又挥戈东进，征伐张士诚。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攻占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张士诚走投无路，自缢身死。自此，长江中下游地区尽归朱元璋所有。

朱元璋在围攻张士诚的同时，派大将廖永安去滁州假意迎接小明王至应天，从瓜州（今江苏六合东南）渡江时，廖永安乘机把船弄翻，使小明王溺死江中。这样，又为朱元璋以后的登基，扫清了一个绊脚石。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制伏了浙江的方国珍，平定了福建的陈友定，又乘胜南进攻克了广东、广西。在实现了整个南部中国除四川、云南外的统一

元朝政权虽然依靠地主武装，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攻陷了宋政权都城汴梁（今开封），后又拔掉了宋最后一个据点安丰（今安徽），把北方红巾军也镇压下去。但它的统治基础，也在各支起义军，特别是北方红巾军的沉重打击下趋于瓦解。此时，它仅仅依靠几支地主武装支撑残局，且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已是摇摇欲坠、不堪一击了O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率25万大军北伐，大军出发前，他亲自制订了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先取山东，撤除大部的屏障；再回师河南，剪掉它的羽翼；夺取潼关，占据它的门槛。如此一来，天下形势为我所掌握，然后进兵大都，元朝势孤援绝，可不战而胜。”

体现出他出色的战略决策意识。

军事后勤，是战争的物质基础，对战局的发展有着至关重大的作用。充足的物资保障是实施战争的前提条件，只有物质齐备，方可兴众举师征伐。在做事情之前如果做好充分的准备，就增加了成功的秩码。

就地取材，以战养战

【原文】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译文】

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在一次战争中不进行第二次征兵，也即不再次征发兵役；不为作战部队第三次运粮，也即不多次运送军粮。武器装备取之于国内，由国内供给制式兵器装备；粮草则到敌国去夺取，靠在敌国或邻近战场的国家征集和采购。这样，军队的粮草给养供应就可以充足了。

因粮于敌是一个車要策略

战争依赖于经济。奥国名将莫德古古里有一句名言：“作战第一要素是钱，第二要素是钱，第三要素还是钱。”诸葛亮六出祁山，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粮草供应不上。纵观古代历次著名战役，为将者无不视后勤补给（特别是粮草）为生命之源、胜利之本。拿破仑远征莫斯科，俄国人坚壁清野，使得拿破仑在粮食告罄、御寒无衣的情况下，被迫惨败而归。现代战争，如越南战争，美国耗费了近千亿美元，大伤国家元气，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孙子为解决后方补给和战场需要的矛盾，提出了“因粮于敌”的主张，反映了他取之于敌、用之于战、以战养战的战略思想。“因粮于敌”是孙武重要的军事经济思想。“因粮于敌”是指深入敌境作战，夺取敌人粮草，就地补充给养的后勤保障思想。古代战争消耗主要在粮草上，加上当时运输手段落后，组织远道运输十分困难，同时运输线还往往是敌人攻击的目标，因此，粮草补充对军队、对国家都是一个沉重负担，造成劳民伤财、国困民疲的状况。这都是由于远道运输所造成的。基于这种情况，孙武提出了“因粮于敌”的主张，指出并强调：“故智将务食于敌。”这样做可以减轻本国负担，免除运输的压力，而且有较高的保障，这实际上是鼓励将士们就地取材。由于后勤补给是在敌国就地解决，这样就极大地减轻了本国的财政开支和人民的负担，使战争能够按照己方的意图，顺利地进行下去。

孙子这种“就地取材，以战养战”的办法，与商业活动中“借地生财”、“借钱生钱”是一致的。在企业生产、商业经营中，“因粮于敌”也是一个重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