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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2页）

鸳鸯属于爱情的形象代言，但“鸳鸯阵”一点都不温柔，只因鸳鸯好结伴，才给这种紧密型的作战团队取上这么个好名，顺便以温馨语词淡化其冷酷的属性。一个“鸳鸯阵”，就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团队，成员平时生活在一起，相互熟悉，战时生死相依，共有十二个人：队长一人，盾牌兵两人（执长牌、藤牌），狼筅兵四人，长枪（矛）兵四人，短刀手两人，火兵一人（炊事员）。

作战时，“鸳鸯阵”纵队排开，队长居前指挥。盾牌兵遮挡敌兵的箭矢或刀枪，掩护后队前进，并与敌近战。狼筅兵既扰乱敌方阵脚，亦可发动进攻。长矛兵为进攻主力，给予敌兵以致命杀伤。队伍最后是短刀手，防止敌人迂回，从侧翼保护长矛兵。火兵有时也投入战斗，主要是协助其他士兵作战，积累实战经验后升为战兵。

随着战场的情形与局势的变化，“鸳鸯阵”可以变纵队为横队，变一阵为左右两小阵或左中右三小阵，一队变成两伍或三伍。前者称“两才阵”，后者称“三才阵”。戚继光的庞大军队，看上去黑压压一片，但无论是发动攻击还是追击敌兵，队伍的基本结构仍是紧密的，并非一哄而上。

这种阵法，实质上是以团队对付敌方的单兵，因而效果极佳。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七年中，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累经十三战，每战必克，敌我伤亡比例达到30:1，并且倭寇始终没有找到破解之法。

“鸳鸯阵”能有如此成效，在于戚继光深知其中的关键，这就是团队的密切合作。而“戚家军”的胜利，完全是建立在严酷的军法之上：若作战不力而战败，主将战死，所有偏将斩首；偏将战死，手下所有千总斩首；千总战死，手下所有百总斩首；百总战死，手下所有旗总斩首；旗总战死，手下所有队长斩首；队长战死，十名士兵全部斩首；一伍士兵阵亡，其余四名士兵全部斩首。当然，有斩获的士兵可以免罚。冷酷的军规，一体赏罚的铁纪，迫使将士生死与共。

同时，戚继光又恩威并施，重赏杀敌士兵：每斩获一敌，赏银四十两！四十两白银，明代与当代的货币换算比较复杂，大体每斩获一敌，就可以成为有房有车一族。

——这就是戚继光基于军制的几项重大改革，戚继光也将因“戚家军”与“鸳鸯阵”而名垂青史！

八、永远的英雄

作为“民族英雄”，戚继光固为后世景仰，同样也为后世质疑。争议的焦点，在于为戚继光所灭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其中最偏颇的观点，是认为戚继光没有杀过一个日本人，镇压的都是走投无路的中国平民，旷日持久的反侵略战争“子虚乌有”，戚继光与岳飞、文天祥不能相提并论。

但历史并不能杜撰，正史与明人的相关著述，对日本人扰乱中国有着清晰的记载。《明史·外国》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嘉靖实录》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朝鲜正史《世宗实录》载：“然其间倭人不过一二，而本国民假著倭服成党作乱。”明代兵部侍郎郑晓称：“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比例最低的，见于被倭寇掳去的一位昆山人的回忆：“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谓倭而椎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从史料综合出的结果来看，制造这场祸乱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九十是中国人。

日本浪人、武士的多与少，只是一个比例问题，倭寇有“日货”成分肯定是真的。称之为“倭寇”不算错，就像水多肉少，叫“肉片汤”同样货真价实。朱九德《倭变事略》中倭寇“皆髡头鸟音”的细节描述，更能证实倭寇的性质：不会有哪个人，仅为当个土匪还特意去攻读外语。

倭乱长时间持续，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军事因素也只是一个方面。数十年的抗倭，也不可能是戚继光一人之功。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戚继光不可能匡正最高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但他做到了救国家于危难，救百姓于水火。倭患最严重的东南沿海三省，皆因戚继光的出现而转危为安。

浙江战场：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月起，戚继光部取得了“台州大捷”等五战五胜，歼敌五千五百余人。

福建战场：台州之役后，戚继光移师福建，赢得横屿、牛田、林墩、平海卫、仙游之战的胜利，斩杀海寇近万人，其境内倭乱基本平息。

广东战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俞大猷、戚继光水陆并进，在南澳之战中斩杀吴平人马一千五百余人，溺毙海寇五千余人。经其大战，广东境内海寇亦基本肃清。

空前的战绩，所谓“英雄”，莫非如此！

打的是真倭寇，当的是真英雄，戚继光是实至名归。戚继光身上最奇异的现象，其实是他建功立业的一帆风顺，几乎将英雄的形象进行到底。

嘉靖倭患，时间长达数十年，无数人献身平倭战争，他们或俨然英雄，或倒在迈向英雄的路上。

抗倭英雄，至少要有张经。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五月，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专办讨倭。张经选将练兵，并请调狼兵、土兵，于次年五月杀敌一千九百八十多人，取得王江泾大捷，为抗倭以来第一战功。半个月后，张经竟因“縻饷殃民，畏贼失机”获罪，两个月后被杀。

抗倭英雄，应该有阮鹗。对待倭患，阮鹗主剿，胡宗宪主抚，二人相得益彰。被后世忘却的阮鹗，起自文士，官至浙江、福建巡抚，为救民于水火，他数度冒死击败贼寇，自己一度被倭寇围困桐乡，几乎送命。但御史宋义望却弹劾阮鹗懦怯畏敌，图谋不轨。阮鹗由此被划为严嵩同党，列为贪官，身陷囹圄，后经闽浙士民多方营救获释，直到万历年间方获平反。

抗倭英雄，不能没有俞大猷。俞大猷一生的事业就是平倭寇，战功显赫，他的“俞家军”三个字，甚至都能将敌人吓退。他是戚继光的顶头上司，与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他人品极佳，多次被人冒领军功，从来不计较。但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的岑港之战，部分倭寇逃脱，俞大猷当了胡宗宪的“替罪羊”，被捕入狱。所幸好友陆炳用自己的钱财贿赂严世蕃，俞大猷侥幸死里逃生。

与俞大猷有过一段恩怨的胡宗宪，才是抗倭战争的真正主持者。没有胡宗宪，也就没有戚继光。但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一月，胡宗宪竟削职被捕，被冠以投靠严嵩、谎报军功等“十大罪状”。出狱后，又被劾“假拟圣旨”，二度入狱。失去荣誉，也失去尊严，五十四岁的胡宗宪，写下“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诗句，含恨自尽……

只有戚继光是个例外，他一路胜利，一路升迁，生前身后，充满殊荣。嘉靖四十年（1561年）“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因功升署都督佥事。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破倭寇巢穴平海卫，戚继光进官都督同知，升福建总兵。在残酷的官场争斗中，他是英雄，还能不倒。

人治背景下的官场玄机，民间有通俗的两个字概括：靠山。戚继光“干成事”又“不出事”，他的“靠山”是什么呢？

九、英雄的剖面

《明史·戚继光传》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戚继光“与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操行”，这就是戚继光的神秘“靠山”。

这么说，有点抽象。戚继光是个极用心的军事家，他习惯以谋略的眼光看待敌人，也习惯以谋略的眼光看待他人。从他踏入军营的第一天起，事实上就有了一座硕大的“靠山”——这就是他的“泰山”，老岳丈总兵王栋大人。戚继光对总兵大人的女儿其实并不好，但又以对老婆的敬重而闻名，其中的精彩后面将讲到。

其后，戚继光不断地努力、不断地等待，期冀发现新的“靠山”。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等到了胡宗宪。胡宗宪的赏识与举荐，使戚继光摆脱了仕途沉寂而走上前台，成为宁绍台参将，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在这个舞台上，戚继光如鱼得水，其背后正是有胡总督这座“靠山”。胡总督的支持，使他打了败仗，仍有翻身的机会；打了胜仗，立功受奖，一路升迁。他有一个习惯，凡事先要请求胡总督、俞总兵，从不飞扬跋扈、擅作主张。当有官场冷箭飞来时，胡总督主动为他遮挡。

他的这个良好习惯，完美地复制在他的满朝人脉上，让他屈伸自如。兵部派来的官员，朝廷派来的御史，他都待若上宾，请客送礼。所到地方，先去拜码头，吃喝一通，再认认“兄弟”。就是对部下，他治军严酷却并不呆板，不断拉起自己的死党——这些小石头，他知道堆起来也是一座“山”。

戚继光同样以复杂的眼光看待胡宗宪。戚继光的光芒盖过俞大猷，起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这年四月，胡宗宪获悉倭寇逼近浙江沿海，他给俞大猷的命令是：阻止倭寇靠岸就行。结果，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倭寇掉头去了福建。都察院监察御史李瑚认为胡宗宪以邻为壑，纵敌逃窜。胡宗宪大为紧张，又深为狐疑，最终得出结论：是俞大猷出卖了自己。于是上下其手，把责任推到了俞大猷的身上。

——戚继光明白了，一棵树上上吊，迟早会真的吊死。在与胡总督产生不了利益冲突时，他是一座“靠山”。当自己的地位一天天接近胡总督时，这座“靠山”很可能就是压倒自己的大山。

俞大猷奇迹般地复出，戚继光醍醐灌顶，他很快打听出，是“老领导”俞大猷攀上了严嵩这座“靠山”，尽管这实际上是俞大猷的朋友陆炳所为。戚继光意识到，自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官场“鸳鸯阵”，从此主动进京“跑部”，以酒桌为战场，在兵部扎下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