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德元年(963年),宋太祖准备祭祀太庙和天地,于是命范质为大礼使。他对范质说:“近百余年来,中原动**不安,礼乐仪仗制度虽未断绝,也像游丝细线一样了。如今有幸时事祥和,年成丰收,能够举行祭祀大典了。报答神明借助于众物齐备,爱卿和大礼五使千万要寻究失传的礼仪,遵奉实行典故旧制,不要有旷废失落,以符合朕的一片虔恭。”于是,范质和陶谷、张昭等研讨寻索前代故事,详细考定新制,制定《南郊行礼图》,又让司天监制定《从祀星辰图》,一并奏报太祖,太祖大为嘉赏。从此,宋的礼制才完备起来。这年,太祖大祭完毕后,封范质为鲁国公。范质上表推辞不受,太祖没有答应。
北门翰林学士职责深重庄严,但一直空缺。一天,太祖询问范质:“何人可以担任此职?”范质回答说:“窦仪清廉方正,谨慎厚重,然在前朝已经从翰林学士升为端明殿学士,如今又为兵部尚书,难以再召回翰林院。”太祖说:“宫禁之中非此人不可,爱卿应当去说明朕意,勉励他再赴此职。”不久,窦仪被命为翰林学士。
虽然宋太祖极为爱惜文臣,尤其是对范质恩宠有加。但入宋后的范质身历五朝,深知做官为人的奥妙,对英武明智的君主赵匡胤,他更觉“伴君如伴虎”,每日诚惶诚恐,常压低自己,对君主做远距离的仰望,以便明哲保身。他常对家人说:“当鼻吸三斗醋,方可为相。”
先朝旧制,凡遇重大政事,必定命令宰相大臣坐下商议,事毕后常常是赐茶了方才退下,唐朝和五代仍是遵循此制。范质建议将每件政事写成札子进呈,以此听取圣意,太祖采纳。从此宰相坐论政事之礼就被废除,进一步树立了君王的威严,拉大了君臣的距离。范质还几次上表请求退休,都未获准。
乾德二年(964年),范质、王溥、魏仁浦再次上表请求退休。太祖任命范质为太子太傅,王溥为太子太保,魏仁浦为左仆射,免去他们的一切行政事务。
同年秋,范质患病去世,时年54岁,噩耗传来,太祖悲伤痛惜,罢朝一天,赠授范质中书令,赐给他家丰厚的财物。
范质以儒者通晓军事,做了宰相后,廉洁谨慎,敬守法度,从不接受私人的馈赠,朝廷所给的俸禄赏赐多半都给了孤儿和老人。他的生活朴素,死后家里没有多余财物。他的养子范呆曾上书请求升迁,范质作诗告诫他,当时的人广为传诵。他死后留下文集30卷,又著有后梁至后周的《通录》65卷流传于世。
宋太祖在谈论辅佐大臣时,对左右的人说:“范质在居住宅第之外不添置家产,是真正的宰相啊!”宋太宗赵光义评论范质时叹惜说:“他只是欠世宗一死啊!”但是一个人如果能选择,谁又愿意生在乱世呢?统治者走马灯似地更换,在这种情况下,“忠君”只能是迂腐的表现。能于乱世求生存,并能为治国安邦做出一定贡献,这已经很了不起了。若一定要以“忠君”二字论人品,那赵氏兄弟似乎更该死。
范质性格耿直,喜欢当面指出他人的缺点,曾对人说:“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为宰相矣!”他就是这样一个足智多谋、气度宏大,而又个性鲜明的两朝名相。
但是,有人对范质却有不同看法。他作为后周的顾命大臣,肩负柴荣的重托,却率了一群文武大臣,向曾经与他同朝为臣的赵匡胤三拜九叩,之后还为他当牛做马,以换取平安到老。用术语说,这人相当识时务,堪称一时俊杰。尽管历事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五朝,但是值得欣慰的是,他尚能清廉自律,尤其最终还是知羞知耻,并不像冯道那样沾沾自喜,说什么“在孝于家,在忠于国”之类的漂亮话。范质曾说过,“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为宰相矣”,细细品味他的这句话,多少是身为贰臣的辛酸无奈,虽然这份辛酸无人认可,毕竟他是身受了,他的一辈子也就是在“欠世宗一死”(赵光义语)的遗憾中度过,良心大大不安,总算还不是一个奸佞之徒。
事实上,如果细细翻看的话,他的一生有很多可取之处。他历事五代虽然有愧于公德,但是并不是像冯道一样自我举荐,而是盛名所累;他居官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处事公允得体;他为官清廉,不贪不占,死后家无余财;他不结党,不舞弊,知人善任,;他对自己的所为总是愧疚在心,死后不图虚名。如果撇开人身依附的忠奸理论,从他的政治身份分析,他为政的时期对于宋朝的稳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他的执政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赵匡胤,宋朝的文人待遇才有可能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范质的错,似乎错在他的心太软。后汉皇帝昏庸残暴,郭威率兵起事,他躲避战乱,后来被郭威找到,当时正在下大雪,郭威脱下身上的紫袍披在他身上,他一感动就归顺了后周。“士为知己者死”,多少文人因为受到领袖的一句表扬而表态要抛头颅洒热血,何况这个领袖如此敬他、护他?从这里看来,范质错在心太软。
无独有偶,在赵匡胤登基前,也有着一个细节。赵匡胤陈桥兵变,顺利回师,对着范质失声痛哭,自诉冤枉情状。这时散武将罗彦环握剑厉声道:“我辈没有天子,今天必须有一个!”在这样的情况下,范质和王溥率大臣参拜了新皇帝。从这个细节看,范质是被赵匡胤的热泪打动,同情他被武力威胁,因此结论也是他心太软。
范质除了从政,还留下了一笔不小的知识财富,其中就包括他写的从后梁至后周的《通录》六十五卷,这是《旧五代史》的蓝本。《资治通鉴》里引了一段他对于冯道的评价:“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从这段话的弦外之音,我们也不难看出范质推崇冯道以减清自己心理压力的矛盾。所以,前面的这两处来自史书的细节,总是免不了有他做点小动作来文过饰非的嫌疑。
放在历史的特定时间段里,范质是一个很值得批判的人物,他不忠不臣,历事五主,尽管个人品德无可指摘,始终只能是个配角人物。但是透过史书,我们看到他至柔无力的内心世界。因为软弱,他才在乱世中无力自保,才能转身臣事他曾经的下属,也因为软弱,才让他做出了不辨是非谬赞冯道的错误,甚至不排除他在史书里做手脚,搞了点混淆是非的小细节。这是他的错误,也是很多文人的错误。
“左右手”赵普
九宫鸟,唧唧复唧唧,宋代诗人称其“秦吉了”。人言九宫鸟为能言鸟,嘲啁嘴舌长,卖弄言语巧,言他人之语,专门讨好主人,为博主子一笑。历史当中,如九宫鸟一般能言者,信手拈来,比比皆是。
战国苏秦素来以能言、善用游说之术而名扬千古,寥寥数语离间齐赵,解燕于危困之中。《孙子兵法·用间》里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对苏秦的评价之高,可想而知。后苏秦创六国合纵之术以御秦国,其才智过人,连司马迁也对其盛赞。再说秦相李斯,从荀子学,才术皆佳,胸怀大志。秦统六国,李斯力驳分封,定制颁法,为秦统一作出巨大贡献。汉萧何治天下,无人堪比其能耐;光武时期伏湛、卓茂,以淳朴的性格,平抑了内外的干戈之气。端看历史这些有为的相才,再和眼前这个也是“相”的赵普比,后者便要差得几千里。
《宋史》卷二百五十六《赵普传》载:“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邸,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竞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赵普读书少,知识陋乏,后人差不多都这样认为。人们给予他最大的“欲加之罪”,便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出身布衣,赵普年轻的时候没有读过什么书很正常,在那个年代只要识得字便不错了。
可是,他帮赵匡胤得到天下以后,当了枢密院直学士,后来又做了枢密使,后连任“宰相”十年,肚子里如果还是那点墨水,恐怕不够用,因此赵匡胤才让他多看书。不过,赵普倒是个挺有意思的人,读书归读书,到死一本书。但有这一本书--《论语》,赵普便信誓旦旦地对宋太宗赵光义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治太平。”“半部论语治天下”由此而来。
赵普一生老是因“才疏学浅”遭到太祖和太宗批评,但是他的能言善辩、纵横官场的本领,应该不止读了《论语》就能具备,“半部论语”一说过于牵强。不过,赵普的才学和这一生的建树,比之苏秦、李斯、萧何之辈的雄才伟略,确实相去甚远,但他嘴上的功夫和心机应该不输于这些人,说他是只九宫鸟也不为过,称其纵横家也并非高估。
1-7赵普
宋太祖坐拥天下,一方面有武将的功劳,另一方面也多亏了赵普在背后的精密策划。赵匡胤当皇帝之前,煽动部将为谋富贵而拥立新主的便是赵普,兵变之际枕戈待旦,守护黄袍加赵匡胤之身的人也是赵普。等到建国之后,“杯酒释兵权”,解赵匡胤“卧榻情结”等一系列措施,赵普无不从旁“怂恿”,精心制定一套方略。由这些看来,赵普也有几分智计,但他讨喜于赵匡胤的原因更在于,他能把赵匡胤的心思猜透,并且把后者所想的东西说出来,善于将赵匡胤的情绪诱发到最高点,促使其实行各种“和平演变”的军政措施。
王夫之很不喜欢赵普,只从他对赵普的形容便可以看出:“以幕客之雄,膺元勋之宠,睥睨将士,奄处其上……”一个幕僚而已,没有多大能耐,但他凭一张嘴和几个谋计,就能帮赵匡胤把天下弄到手,吓得武将们人人自危,这也是一种境界。
自从赵普成为赵匡胤之下的国家二把手之后,作为一个不算文人的“文人”,他将武将踩于脚下,开启宋朝文人治政之门。既为开国之相,他也打造了一些政绩,并不是“废材”。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之后所实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措施,都是赵普一手制定的,而且赵普也是个惜才的宰相。
赵普妒将才,对人多忌妒刻薄,但不吝于举能人。宋代初年,太祖遇某官出缺,他叫宰相赵普拟名,赵普拟定一人,但这人不是太祖喜欢的人,因此拒绝了。哪知道接连几天,赵普每日都举荐这个人。太祖一怒之下,把这张纸撕了,掷在地上。赵普不做声,把地上废纸捡起来藏了。过一两天,太祖又要赵普拟,赵普早把前日捡起的破纸用糨糊粘贴了携带身边,旋即把这纸送上。太祖诧问:“为何还是此人?”赵普遂解释这人的优点,太祖终于被说动,用了此人。
学者钱穆先生认为故事中的赵普,还算有一些宰相大臣传统的风度,但是赵普的好,不在于他本人真的很有本事,而在于宋朝的治国用才宗训。宋王室家训相传,不管文人身份高贵还是卑微,要尽量优待于他们,不许开诛戮朝官之戒。而北宋诸帝,也比较无暴虐、无专擅,善于听劝。赵普敢举人,在于赵匡胤是个对贤士宽厚的仁君。不过,后来赵普因专横和贪财而被太祖免相,等到太宗即位时虽然又起用他,他也没什么大作为。
值得一说的是,赵匡胤重用赵普,是赵宋王朝重用文人传统的萌芽,也是今后国家施行以文帅武国策的重要原因之一,太宗、真宗期间进行大规模的科举选才,就是由此开始。且不说文人治国会令国家缺少强悍的骨气这一弊端,但它为那些出身寒门的才士创造了一个发迹的绝佳机遇。此后,因科举而进入仕途的贤者,很多都是为今人所知的著名文学家、词人、诗人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