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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马上马下亦辉煌（第4页）

王安石看到奏疏，十分气愤，连手都颤抖了，亲自起草诏书，痛斥范镇。范镇便以户部侍郎的官职致仕退休。范镇临行前上表谢恩，仍坚持己议，反对王安石变法，请求神宗“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退休后，苏轼前往祝贺，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范镇十分难过，认为“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整天与宾客一起饮酒赋诗。

哲宗即位后，韩维上书皇帝起用范镇，于是拜范镇为端明殿学士，起提举中太一宫兼侍读，又想让范镇任门下侍郎，因固辞得免，改提举崇福宫。不久，又以银青光禄大夫再次致仕，封蜀郡公。元丰四年，范镇去世，享年81岁，赠谥忠文。

范镇与司马光相得甚欢，议论如出一口，而且约定生则之为作传，死则之为作铭。后来，司马光为范镇作传；司马光死后，范镇为司马光作墓志铭。史书记载范镇清白坦**，待人以诚，恭俭慎默，从不褒贬评论他人。遇到重大问题时镇静从容，态度柔和而语气庄严，即使在皇帝面前也能坚持己见。

黑脸包公

近千年来，包公在历代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是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清官。今天，包公的形象仍然活跃于戏曲、小说和民间传说里。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年幼时便以勤学闻名，成年后更以孝行达于乡里。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中甲科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今江西水修）。因父母年事已高，他请求在合肥附近就职，遂改授和州（今安徽和县）监税，但由于父母不愿随他赴任而辞官，回乡侍养双亲。直到父母去世后，才出来做官。

包拯这种善于审案的能力，被很多大臣们所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

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事务--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2-11包拯画像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将用做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政绩，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祐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祐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作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其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甚广，形成丰富的传说。

熙宁新法

做了40年皇帝的仁宗，没有改革的决心，致使国家越来越衰弱下去。仁宗没有儿子，死后由一个皇族子弟做他的继承人，这就是宋英宗。英宗即位四年驾崩。太子赵顼即位，这就是宋神宗。

神宗即位第三天，三司使韩绛奏报：自仁宗朝宋夏战争以来，征调财力，动用国库，“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他这才知道自己继承的是怎样一个烂摊子。

神宗这个时候不过20岁，正是血气方刚、奋发有为的当口，他决心把国家治理得国富兵强。由于他求治心切，对当时的元老大臣寄予很大的期望。即位次年，他召见前宰相富弼，问以边事，富弼对他说：“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再问治道，回答是“安内为先”。而司马光所能提供的治国忠告只有“官人、信赏、必罚”六个字，也似乎有点空泛。对朝廷旧臣，神宗未免失望。

事实上，宋朝积贫积弱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所谓积贫是指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庆历以后每年赤字在三百万贯，治平二年（1065年）差额扩大到一千五百七十万贯。而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数量不断攀升的冗官和冗兵。宋朝为达到权力分散的目的，官僚机构牵制重叠，“事即依旧公事，人即加倍添人”，冗官不可避免。所谓积弱，是指宋代不断扩大的军队，却在与辽、夏冲突中一再处于劣势，康定、庆历年间的宋夏战争实在令宋人气短。

在土地问题上，宋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到仁宗后期，大官富姓占有大量土地，这种土地兼并趋势与天灾人祸相结合，迫使大批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跌破贫困生存线。不仅如此，兼并大量土地的官绅还凭借特权逃避税役负担，据治平年间统计，全国土地中，“赋租不加者，十居其七”。土地兼并和赋役不均的直接后果，就是从仁宗中期起，铤而走险的农民与士兵“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

国家的种种不景气情况被神宗看在眼里，他有心改革一番，可是他周围的人，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就是像富弼这样支持过新政的人，也变得暮气沉沉。宋神宗想，要改革现状，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就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抚州临川人。在年轻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20岁中进士，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当县官的时候，正逢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在那里，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他就打开官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秋收以后，要他们加上官定的利息偿还。这样做，农民可以不再受大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日子比较好过一些。

做了20年的地方官，王安石名声越来越大。宋仁宗曾调他到京城管理财政，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奏上了一份万言书，提出他对改革财政的主张。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所以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因此，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了一边。王安石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跟一些大臣又合不来，他就趁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家。此次接到宋神宗召见的命令，就应召上京，王安石一到京城，宋神宗就叫他单独进宫谈话。神宗一见面就问他：“你看要治理国家，该从哪儿着手？”王安石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法制开始。”

公元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石提升为副宰相，开始改革变法。王安石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增加国家收入，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的变法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宋神宗向王安石询问对策，王安石坦然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事，这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陛下征询下面的意见，这就是照顾到舆论了；再说，人们的话也有错误的，只要我们做得合乎道理，又何必怕人议论。至于祖宗的老规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

虽然王安石坚持变法，但是宋神宗却没有他那么坚定的决心，听到有很多人反对他，立场就动摇起来了。

公元1074年，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一连十个月没下雨，农民断了粮食，到处逃荒。宋神宗正为这个发愁，有一个官员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要求神宗把王安石撤职。宋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只是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都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迫神宗停止新法。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这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宋神宗这个时候又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希望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王安石没办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公元1076年春天，他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返回江宁府去了。到宋神宗逝世以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掌握了政权，废除了新法，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车盖亭诗案

车盖亭诗案，宋三大文字狱之一。元佑初，长期的弱化军事，造成对外军事的弱势，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立志改革朝廷弊政，以司马光为守的旧党排斥改革，引起的党政当时正烈。

从相位跌到地方官，其心情可想而知。苦闷中，他游览车盖亭，山光水色让他一扫心中郁闷，一气写下了十首绝句。

一、公事无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须随。溪潭直上虚亭表，卧展柴桑处士诗。

二、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三、满川佳境疏帘外，四面凉风曲槛头。绿野平流来远棹，青天白雨起灵湫。

四、静中自足胜炎蒸，入眼兼无俗态憎。何处机心惊白鸟，谁能怒剑逐青蝇。

五、风摇熟果时闻落，雨滴余花亦自香。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

六、来结芳庐向翠微，自持杯酒对清晖。水趋梦泽悠然过，云抱西山冉冉飞。

七、溪中自有戈船士，溪上今无佩犊人。病守翛然唯坐啸，白鸥红鹤伴闲身。

八、喧虺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冻雨滨。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

九、西山仿佛见松筠，日日来看色转新。闻说桃花岩畔石，读书曾有谪仙人。

十、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

2-13王安石塑像

元祐四年（1089年）四月，汉阳军知州吴处厚上书朝廷，密告蔡确包藏祸心，忘恩负义，他认为蔡确的诗中有五首没有什么问题，但另外五首却涉及了讥讽朝政、诽谤君主和执政大臣。吴处厚的奏章呈递到朝廷后，左司谏吴安诗立即上书太皇太后，弹劾蔡确讥讽朝政，但太皇太后审阅吴安诗奏章空无一物，并未将蔡确的诗抄录下来。紧接着，安焘、右正言刘安世各自又两次上章，弹劾蔡确。安焘认为蔡确被贬官后，耿耿于怀，包藏祸心，因而作诗讥讽太皇太后，他建议太皇太后尽快对蔡确作出适当处分。他们还指责蔡确党羽遍布朝廷内外，这些人一定会千方百计为蔡确开脱罪责，希望陛下不能为他们的言语所蛊惑。此时知安州钱景阳已将蔡确题诗的原文临摹下来，接着右谏议大夫梁焘等人又纷纷上书，要求将蔡确收审，绳之以法。此时太皇太后也召集执政大臣讨论蔡确题诗一案，太皇太后认为蔡确的党羽大多在朝中任官。但宰相范纯仁对太皇太后说蔡确并无党羽，而吕大防却坚决同意太皇太后的意见。双方争执不下，太皇太后只好召见三朝重臣文彦博，对他说蔡确之案朝中大臣无一人敢管，假使司马光在世，他一定会出面干涉此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