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屋

第三章文坛辉煌灿烂艺术花开烂漫（第2页）

到了宋中期，诗歌开始全面繁荣，是宋代诗歌的重心之所在。从文学方面而言，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文学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变革的发生也已成为必然。不过，当时的文学变革，并非单纯是文学方面的事情，它与当时政治变革背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仅由朝廷正式发出要求“矫文章之蔽”的诏令，而且，当时的著名文人，要么是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如欧阳修、王安石，要么与政治活动有很深的牵连，如梅尧臣、苏舜钦、苏轼等。因此，文学受政治及伦理观念的影响之深为前所未有，宋代文学就是在这种受约束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欧阳修提出了“是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而梅尧臣更加明确地主张诗歌创作应做到“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并反对“有作皆言空”的不良诗风。欧、梅等人的诗歌创作正式以扭转西昆体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为指导思想的，这体现了宋代诗人对矫正晚唐五代诗风的最初自觉。

欧阳修的诗歌中主要体现社会现实和个人的生活经历或者抒发个人的情怀，如《食糟民》、《边户》和《戏答元珍》。其次欧诗受韩愈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散文手法和以议论入诗，而且欧诗中的议论往往能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所以得韩诗畅尽之致而避免了其枯燥艰涩之失，如《再和明妃曲》、《抒怀感事寄梅圣俞》。

梅尧臣写了不少反映现实政治问题和民生疾苦的作品，另一些作品则直接批评了朝廷的具体政令措施。当然，政治题材只占梅尧臣全部诗作中的一小部分。他的诗歌内容非常广泛，而且是有意识地向各种自然景象、生活场景、人生经历开拓，有意识地寻找前人未曾注意的题材，或在前人写过的题材上翻新，这也开了宋诗好为新奇、力避陈熟的风气，为宋诗逃脱出唐诗的笼罩找到一条途径。他的风格总体来说诗清丽、闲肆、平淡。

关于宋诗的评价，自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起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直至在文学史上形成了“尊唐”与“崇宋”两大派系。大抵唐诗主情致，宋诗重理性，从艺术的角度看，宋诗不少作品缺乏形象性、音乐美，感染力不强，是它的缺点。从文化史的立场上讲，宋诗在唐代诗歌格律完备、意象纯熟、臻于顶峰的情况下另辟蹊径，为近世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榜样，是它的成功之处。

“话本”和戏曲

在散文、诗、词等文学形式发展的同时，包括“话本”和戏曲两大种类的民间说唱文学也蓬勃发展。

“话本”就是白话小说，是“说话人”表演时的底本。“说话人”是随城市市民需要而出现的说书艺人。他们说书的内容，包括短篇的白话小说、长篇的讲史和讲佛经故事三种。其中以“小说”的内容最为丰富，有灵怪、胭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八类。讲史以历史故事为题材。“说话人”说书的内容，开始是民间口头文学，经过一些文化人的记录和整理，就成了“话本”。因为这种民问文学使用的语言接近口语和白话，通俗易懂，内容又主要是市民所熟悉的社会生活中发生过的事和精彩的历史故事，艺术上鲜明生动，为广大市民所喜闻乐见。甚至连皇帝也把小说当作消遣的工具，南宋高宗就很喜欢听“善小说”的“内侍纲”编讲的小说。据罗烨《醉翁谈录》统计，宋代话本达一百多种。可见这种民间文学的繁荣。今天保存下来的宋代话本还有二三十篇，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书之中。

这些话本虽然有宣传佛教因果报应、宣扬封建伦理等糟粕，但也有许多揭露当时封建统治的黑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话本这种文艺形式的出现，开拓了后代白话小说发展的道路，是明清时期各种优秀长篇小说出现的先河，使中国古典文学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宋话本具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市民文学的色彩。话本是当时“瓦舍技艺”的一种，是城市人民表现自己、教育和娱乐自己的文艺。下层市民人物，第一次作为正面人物成批地在话本中涌现，如《碾玉观音》中的碾玉匠崔宁、《志诚张主管》中的商店主管张胜、《错斩崔宁》中的卖丝村民崔宁，尤其是璩秀秀、周胜仙、小夫人、李翠莲等一群具有叛逆性格的下层妇女形象。小说的社会性、现实性都得到加强，为以后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二是白话文学的特点。话本的语言是白话，比之文言小说（如唐传奇）描写更细致生动、曲折有致，更富生活气息。特别是人物对话的个性化，取得很大的进展。后世虽仍有文言小说，但比起白话小说来，不得不退居第二位。至于长篇的“讲史”话本也为以后长篇历史小说提供故事的素材。

戏曲在唐代以前还只是萌芽，到宋代才适应市民生活的需要而空前发展起来。两宋的戏曲主要是杂剧和南戏。杂剧又叫滑稽戏，以演出带讽刺性的故事为主，演员一般有四五人，登台时用白粉和黑墨化装。南戏又叫“温州杂剧”，首先出现在温州，南宋时流行于南方，有演有唱，能够表演比较复杂情节的杂剧和南戏的发展，为元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唐代出现的傀儡（木偶）戏，到宋代发展成悬线傀儡、杖头傀儡、药发傀儡、肉傀儡、水傀儡等多种。

宋代的歌舞，有歌有舞，还有念白表演、叙述故事的大曲和曲破，比起唐代的歌舞，在艺术上也有显著发展和创新。北宋杂剧、南宋戏文，今天虽无剧本流传（有人认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张协状元》是宋人作品），但它们已是相当完整的戏曲，具备中国戏曲艺术的基本特征，是以后戏曲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

美术和绘画

宋代的美术，在雕塑、绘画等方面都有出色的成就，呈现花开烂漫的景象。宋代绘画在唐、五代基础上发展到相当完备成熟的阶段。城市繁荣及商业手工业的发达使大批职业画家进入手工业行列，扩大了与社会的联系。士大夫收藏、鉴赏以至亲笔作画成为风气，形成具有影响的士大夫绘画潮流。宫廷绘画也处于历史上的鼎盛阶段，人物、山水、花鸟画都取得很高成就，不同风格流派纷呈异彩。

山西晋祠的四十四尊宋代彩塑，通过眉宇、口角的不同表情和腰身、手式的动势，把那些宫女的不同年龄、性格、神情、状态，都一一表现出来。这些彩塑互相左顾右盼，静中寓动，默然传神；其衣着松动自然，彩绘富丽鲜明，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是宋塑中有代表性的一个组群。四川大足县北山的宋代摩崖石窟，雕刻技术精炼，衣纹平面褶叠，理路清晰，华冠佩饰精雕细镂，刀法锋利，棱角清楚。这些宋代石刻同当地唐代石刻比较，技艺显得更加精湛，反映出来代石刻的水平在唐代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3-4宋朝的绘画艺术

在绘画方面，宋代按五代“画院”的遗制，设“翰林书画院”，网罗一批士大夫画家到其中从事绘画创作。宋代许多著名的画家，都曾在画院中任职。那些“画院”中的画家主要是陪着皇帝在宫廷中画些工整艳丽的花鸟供统治者玩赏，形成了以画花鸟为主的“院体画”，一些画院外的文人画家相从效尤，使宋代花鸟画出现繁荣景象。山水画在宋代也有很大发展。北宋的著名画家有李成、范宽、郭忠恕、燕文贵、郭熙、王诜等人。他们所画山水的共同特点着重表现大山大水的全景，给人以“远观其势”的雄厚感觉，但又各有所长，从各个方面探索了自然美景，使山水画的思想内容和自然形象更加丰富。李成的《读碑窠石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都是传世佳作。北宋末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再现了北宋都城开封的繁荣景象，更是一幅不朽的画卷。南宋的山水画家，有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四大家，他们的画主要是用以小见大的艺术手法，对山腰水脚的一木一石着意刻画，表现方法更加多样，构思和技法都更加成熟。宋代山水画的成就，为后代山水画的发展取得了许多经验，对后代有很大影响。

版画艺术在宋代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唐、五代佛教画像及经卷插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雕版佛画，刻制相当精致，有的还施以淡彩，使画面更加灿烂绚丽。1955年在日本发现的北宋《弥勒菩萨像》，就是一幅雕版佛画，从这幅版画的细腻作风和柔和线条，可以看到当时版画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随着当时雕版印书业的发展，原来仅用于佛经插图的木刻画，也广泛应用在各类书籍中作为插图和绣像。北宋末年李诫的《营造法式》，以及宋朝政府修订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等科技书籍，就有大量木刻版画插图。版画突破宗教题材的束缚，这对我国版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宋代美术从20世纪以来，一直为东西方学术界所瞩目。对其所发生的文化背景，国学大师陈寅恪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之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以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而就其绘画发展而论，郑振铎则**洋溢地写道：宋代的绘画存留于世的比较多。他们能够使我们看出中国绘画的最优秀的传统来。宋代画家们所绘写的题材是多方面的，差不多是无所不包，从大自然的瑰丽的景色到细小的野草闲花，蜻蜓、甲虫，无不被捉入画幅，而运以精心，出以妙笔，遂蔚然成为大观。所以论述中国绘画史的，必当以宋这个光荣的时代为中心。在这个艺术繁荣、百花似锦的三百二十年里，不止一次地产生了新的作风，那些新的作风，都曾给予后人以很大的影响，有的影响到今天还存在着。

史学的空前繁荣

宋朝统治者为吸取前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很重视前朝历史的修纂。北宋刚建立，宰相范质就把五代各朝的实录简编成《建隆五代通录》65卷。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又下令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史。经过一年多，修成《五代史》150卷。唐朝的历史，五代后晋时已编成《唐书》（后世称《旧唐书》）。宋仁宗对《唐书》的文笔不满意，又下令重修，由宋祁和欧阳修负责，修成《新唐书》225卷。《新唐书》不仅删了《旧唐书》的许多繁文，还增补了许多新的资料。该书志的部分所新创的《兵志》、《选举志》、《仪卫志》等条目，为宋以后的历代正史所沿袭。除了朝廷组织编修外，私人编纂前朝史书的也不少。宋真宗时，路振采集五代时吴、南唐等九个割据政权的君臣事迹，撰成《九国志》12卷。宋仁宗时，欧阳修利用奉命修《新唐书》之便，重新修订五代史，撰成《新五代史》74卷，这是我国唐代以后唯一由私人编纂的正史。北宋末年的马令和南宋时的陆游，则分别编纂了《南唐书》30卷、《南唐书》15卷。这些官修、私撰的唐、五代断代史的出现，说明当时统治阶级从上到下都很重视对前朝历史经验的总结。这是宋代史学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

各种不同体裁的通史的编纂，在宋代更是获得辉煌的成果。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宋代通史中的不朽之作。这部书从宋英宗时就开始编写了。宋英宗专门在秘阁中设书局，让司马光主持编写从战国到五代的历代君臣事迹。宋神宗熙宁变法期间，司马光因反对变法，辞官居于洛阳继续编书，书局也随他迁到洛阳。他在精通史学的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的协助下，搜集了历朝正史、实录，以及大量杂史、传记、小说、地志、文集的材料，由刘恕等三人分段编写出“丛目”和“长编”，然后由司马光执笔删削定稿，并一一考核史实，前后用了19年时间，把战国至五代1360余年的史事，按《左传》的体例，编成一部294卷的编年体历史巨著。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他“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目的在于为宋朝统治提供借鉴。宋神宗甚为欣赏，赐名《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的文字虽长，但优美通畅，全书像一气呵成，其中的唐、五代部分，记载了许多正史中见不到的史实，史料价值极为珍贵，确实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在宋元以后一直受到历代史学家的推崇，成了后代编年体史书的典范。

3-5司马光像

《资治通鉴》刊行后，南宋初的袁枢把《通鉴》中分散在各卷的同一历史事件的资料辑录在一起，编成《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以记事为中心的史书新体裁。这种史书虽然没有多大史料价值，但它为人们了解一个历史事件提供了方便，为明清许多史家所仿效。

南宋初郑樵编撰的《通志》及宋元之际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是另一类型的通史巨著。《通志》的精华，是记述从上古至唐代典章制度沿革的二十略。《文献通考》分田赋、国用、户口、职官等二十四考，记述了从远古到南宋后期各种制度的沿革，对宋朝制度的渊源和变化，记载尤其详细，是研究宋朝历史不可缺少的史料。《通志》、《文献通考》同唐代杜佑编撰的《通典》，被后人并称为“三通”，都被视为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史籍。

重视当代史的记述，出现不少当代史名著，也是宋代史学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

宋朝政府对修撰当代史也很重视，有一套完整的修史机构和制度。由朝廷编修的本朝史，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会要等六种。起居注记录了皇帝每日处理的大小政事及各种活动。时政记记录的是皇帝和宰相、枢密使所商议的军国大事，有中书时政记和枢密院时政记两种。日历是编年体的原始史实汇编，材料来源除起居注和时政记外，还有内外官司收到的圣旨指挥。日历经过加工整理，就编成比较简练的实录。国史是在实录的基础上修成的，它同实录的区别主要是：实录为编年体，每个皇帝死后都编成一朝实录；国史为纪传体，是几个皇帝统治时期的历史。宋朝修成的国史，有仁宗时编修的《三朝国史》（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神宗时编修的《两朝国史》（包括仁宗、英宗两朝），孝宗时编修的《四朝国史》（包括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理宗时编修的《中兴四朝国史》（包括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等四部。会要是另一种体裁的当代史。它把一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分门别类编在一起，当时是为了处理政事的方便而编的政书，在后代就成了珍贵的史籍。现存《宋会要辑稿》，就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当时官修各种会要的残本，内容极其丰富。宋朝政府编修的当代史虽然大部分已经散佚，但它为元朝修撰《宋史》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起了有益作用的。

官修的实录、国史，为私人修史提供了资料的方便。宋代除短时期外，对私人修撰当代史都采取容许乃至鼓励的态度。所以，在有宋一代，私人修撰本朝某一时期历史的风气甚盛，并获得可观的成果。仅流传至今的宋人私撰的当代编年史就有十多部，其中最重要的是南宋李焘用了将近40年时间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250卷。属于纪传体的私史，最为著名的是王偁《东都事略》130卷。这些私人修撰的当代史，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这种私人修撰大部头当代史的风气之盛及成果之富，是唐代以后任何朝代都不能比拟的。

地方志的编撰，在宋代也蔚然成风。宋太宗时，乐史撰成《太平寰宇记》200卷。该书引用的历代史书、地志、文集、碑刻、诗赋等资料约200种，不仅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经济史的资料，而且比唐代的《元和郡县志》等地理书增加了人物、艺文等条目，使历史地理志书的体例发生重大变化，内容也更加丰富。《太平寰宇记》所开创的新体例，为以后的地方志所仿效。从此，地方志成了包括州县沿革、地理、风俗、物产、人物、艺文等多方面内容的重要史籍。不过，宋代地方志的编纂方向，北宋和南宋时期还有重要的变化。北宋时期继《太平寰宇记》之后，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及欧阳态的《舆地广记》等书，都是记载整个封建王朝统治区各郡县的地理和历史。南宋时期出现的《三山志》、《吴郡志》、《四明志》等许多地方志，则都着重记述一郡一县的地理历史及风物人情。这种专门记述一州一县情况的地方志的编纂，是明清时期地方志普遍出现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