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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登旺和他的战友们（第2页）

在那个年代，养猪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少饲料。单纯依靠圈养，成活率都难以保障。卓玉和就把猪赶出圈放养。他一边放养，一边在田边地头割猪草，然后用驴车拉回猪圈继续喂养；下雨天，驴车拉不了，他就用绳子把猪草捆好，用肩膀一趟一趟背回猪圈。据连队不完全统计：他每年割猪草都在5万公斤以上，他为连队节省了大量的养猪饲料。卓玉和就是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老黄牛，他喂养的猪在前进农场数一数二。而他这位150斤重的四川汉子，由于操劳过度，体重却降到了不足百斤。农场职工们说：“卓玉和是被累死的！”他的苦干实干精神，深深地印在了大家的记忆里。

老班长仇文章

1951年5月，仇文章从甘肃参军来到宁夏，进入了有着红色基因的西北独立第一师。30多年来，他从战士、班长、连长到农场党委书记，为西大滩的建设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仇文章来到农建一师后，工作积极，埋头苦干，不到两年时间就当上了班长。无论是种粮种菜，还是整地挖渠，他都带领全班走在前列。有时候，自己班里的任务完成了，他们又主动去帮助别的班完成任务。在你追我赶的劳动竞赛中，他们班获得的优胜红旗最多，得到连、营、团里的表彰奖励也最多。尤其是在开挖“八一渠”时，他们班的战士们总是抢着最重、最累、最苦的活儿干。用背篼背土的时候，比赛看谁背得最多，跑得最快。晚上回家后，他还用柳条或芨芨草，把背篼加高三四公分，这样做的目的是：自己的背篼比别人高，背的土也肯定要比别人多，而且还不让战友们知道实情。肩膀被磨破了，垫上个棉垫或毡垫继续再背；手磨破了找块布条包上，继续干活。在绵延30多里长的“八一渠”上，一个个龙腾活跃，热烈劳动的场景，让人们常常想起。门祥临老人是农一师的“四大参谋”之一。据他回忆：农一师的干部战士个个是拼命三郎。在休整的时候，大伙儿一起到银川南门的浴池去洗澡。浴池的伙计一看到他们脊背上的一道道血棱子，不用问就知道是西大滩的垦荒战士。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火热战斗中荣获了“优秀士兵”称号，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提了班长。

农场经常会组织千人左右的劳动大军，参加挑沟挖渠等人海会战。在西大滩工地上，往往是红旗飘飘，彩旗招展，人机欢唱，场面十分壮观。在挖大沟分配任务时，一般都是把有水难干的地段分给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去干；把无水活轻的地段分给年纪稍大的职工去完成；让体质稍差或年岁稍大的人，在沟（土拜）上干干碎活儿。作为农场领导的仇文章，总是把铁锹往活重有水的地方一插，无声地告诉别人：“这里是我的活！”然后再去忙着分配任务。等回到自己插了锹的工位后，挽起裤腿，甩开袖子，站在泥里，把泥土切成方块，一锹一锹地甩上沟（土拜）。他的这个干法被老书记发现后大声吼道：“老仇！你多大年纪了！不要命了！赶紧上来！”吼声中虽然带着命令的口气，但更多的是战友之间的热情关怀。而他却说：“没事！我出出汗，甩甩胳膊，对身体也有好处！”可又有谁能知道？其实他早就患有高血压，每天要靠降压药来减轻痛苦。

三年困难时期，仇文章是农场8连队副队长。当时的人们吃了上顿没下顿，职工家属和孩子们的吃饭问题就成了连队领导的头等大事。为了解决好吃饭问题，他领着职工搞副业，种白菜、蔓菁和胡萝卜。在粮食不够吃的情况下，不但解决了自己连队职工家属的温饱问题，而且还接济了二营的职工家属。浙江来宁青年林国进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家人口多，粮食不够吃，好多天把我饿得前胸贴后背，眼冒金星，上工路上左右打摆。仇队长看到后心疼地说：‘小兄弟，你这是饿的呀？’那天晚上，他冒着风险把我领到蔓菁地里，让我偷了个蔓菁蹲在地里吃了。”随后，林国进感慨地说：“仇文章种蔓菁救了不少人的命啊！”三年困难时期深深地牵动和撕扯着仇文章的心。为了能让忍饥受饿的职工家属们有饭吃，他让连里早计划，早安排，在麦茬地里抢种了100多亩白菜和60多亩胡萝卜作为过冬蔬菜。那年秋天雨水多，白菜和萝卜出苗也齐，经过他们的精心照顾，秋后喜获丰收。冬灌之前，他们一车车地把冬菜运回队部，在菜窖里贮存起来预备过冬。他还让职工利用收工时间到菜地里翻挖没有挖干净的菜根和萝卜，谁挖归谁。大伙儿用水把挖到的菜根和萝卜洗净晒干存了起来。到了冬天，连队每天按人头定量供应吃菜，这100多亩白菜和萝卜真是顶了大事，一日三餐都能在汤里见到几片白菜叶子和几根萝卜丝子。直到现在，大伙还时常回忆起那清水煮白菜根配黄萝卜丝的淡淡香味。

20世纪60年代，仇文章从大寨学习归来召开会议说：“我们要向大寨学习，连队的任务就是搞好生产，不生产我们吃什么？”他铿锵有力的声音，至今还萦绕在八连职工们的心头。其实职工心里最明白，什么事都没有吃饭重要！饿着肚子怎么能搞农场建设？他带领八连职工开展劳动竞赛：平田整地、农田施肥、挖沟修渠、除草壮苗、收割麦稻，样样劳动他都想方设法赛出个你先我后，职工人人精神饱满，活跃的情景历历在目。没过几年，八连就成了全团16个连队打粮最多和人均收入最高的连队。

1983年4月5日，这是一个让西大滩农场职工和宁夏农垦系统悲痛难忘的日子。常年患有高血压的仇文章，因工作繁忙引发脑溢血，不幸离开了他深爱的西大滩农场。

川妹子徐汝莹

徐汝莹，1958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土肥系专业。为了祖国大西北建设的需要，她怀着满腔热忱来到了西大滩前进农场。这里的白僵地多为盐碱土壤。她在农场领导的支持下，创办了第一个改良土壤的化验分析室。她把自己如花似玉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这块热土上的科研事业。一个女同志，尤其是一位豆蔻年华的姑娘，与土壤研究打交道并非易事，但她一干就是几十年，而且干得又是那样的认真和出色。

有一件事不得不说。有一天天刚放亮，她跟女助手背着取样工具就出发了。她俩在广阔无垠的西大滩田野上边走边取样土，每取一处就用一个小袋包好，注明地址田块……吃了随身带的午饭，稍事休息，她们继续取样。晌午过后，夕阳斜下，她俩全然没有发觉已是黄昏时分。当取完最后一袋样土时，夜幕已降临。在这茫茫无垠的戈壁滩上，她们已经分不清哪里是回家的路。白天的饥渴和劳累，使她俩感到那十几斤重的样土，就像一座小山压在肩上，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急得流下了恐慌害怕的眼泪，躲在一条干涸的大沟里蹲了一夜。

1979年，全国进行土壤大普查，组织上把这项光荣任务交给了她。就在这个时候，四川老家发来电报，父亲病危。怎么办？她陷入了矛盾之中：母亲早逝，家里就剩下年迈多病的老父亲，她又是唯一的女儿。如果不回去，天理不容；如果回去，紧要关头的一摊子工作谁来承担？而且往返路程需要半个多月时间，期间耽误不少事情。思忖再三，她咬紧牙关，强忍悲痛，没有离开工作岗位。过了几天，家里发来了“父亲病故”的加急电报。坚强泼辣的四川妹子，双手捧着电报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事情过去多年了，每当提起父亲，她总是泪流满面地喃喃诉说：“我是一个不孝的女儿！”

沙湖酒神迟令德

迟令德，193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系。1952年任宁夏银川酒厂技术副厂长，在任期间银川酒厂生产的“银川白酒”享誉宁夏大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职工生活的需要，前进农场根据迟令德的专业特长，建起了酿造白酒、酱油和食醋的小作坊。

不久，这三个产品在周围市场上普及开来。本是农场白手起家的一个小作坊，却因所酿白酒质量上乘，被冠以“沙湖春”名称，出产的系列白酒香飘戈壁滩，很快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一时间产品风靡大小餐桌，成为宁夏名品，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前进酒厂一举发展成为年产白酒数十吨、享誉宁夏及周边市场的骨干企业，连年获评行业全区第一。迟令德和他酿造的“沙湖春”也成了西大滩农垦人永远的家乡情怀，他被这里的人们亲切地称为“酒神”。

回顾以往，在西大滩前进农场酿造白酒、酱油和食醋的十几年间，迟令德以一间制菌小屋为战场，那里既是工作室，也是他的家，真正做到了以坊为家。他在那里的几个木架子上摆满了一些盘子和瓶瓶罐罐，菌种就在这里生长发酵。制菌发酵的过程既需要时间和温度，更需要经验和眼光。他起早贪黑，每天不停地观察菌种的发酵情况。冬天，菌室的温度不够，他就生起火炉升温；夏天，菌室的温度高了，他就用土办法降温；天气好的时候，他就把木盘端到外面，让菌种在太阳照晒下增加温度，以便提高发酵的质量和速度。他就是这样，对酿造的每一道技术都精益求精，严格把关。他常对酿酒工人说：“制菌是酿造的第一道关口，不能有丝毫的马虎，菌种发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产品的质量。”为了能酿出好酒，他从操作炉子把控煤温火候，到菌种发酵原料的搅拌比例，再到铺撒晾晒的均匀程度，每个环节都认真仔细地检查，不让出现一丝纰漏。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他的精心呵护下，西大滩前进农场酿造的白酒、酱油、醋远近闻名，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石嘴山地区享誉四方的名牌产品。

“东方红”拖拉机组组长路全树

路全树，他是首批来到宁夏的天津知识青年，当时被分在三团十四连。几个月后，他和连队另外3名知青一起调入了机耕队，成为宁夏农垦机械化战线的第一代技术人员。半年后，他和几名知青被送到银川农业机械化学校深造。毕业回连队后，当上了既让人羡慕又非常艰苦的东方红拖拉机手。他们组共有6名驾驶员，轮班驾驶履带式拖拉机进行耕作，被称为“东方红拖拉机组”。他们昼夜不停地犁地，为的是能赶上冬灌，为来年春种打好基础。夏耕打犁是个苦差事，牵引车前面一走，后面便是尘土飞扬，满身满脸都是尘土。白天烈日炎炎，口渴难忍，到了地头才能舀上一缸子水喝下去。抖抖身上的土，抹抹脸上的汗，便又上阵了。夜里漆黑一片，除了拖拉机的灯光和轰鸣的引擎声，陪伴他们的只有尘土、蚊虫和疲倦。尽管这样，他还是一丝不苟地认真操作。一个班下来胳膊酸痛，筋疲力尽。夜里下班经过水渠时，他们都会下去洗个痛快澡，在带着泥沙的黄河水里洗去浑身的尘土、汗渍和疲劳。

秋耕虽然少了许多尘土，蚊虫也已退去，但夜里的寒冷考验着人的毅力，如果再赶上刮风，更是冷得要命。尽管紧裹棉衣，缩着脖子，但无情的冷风，还是穿透衣服让人感到全身冰凉。那时虽然有点苦，但觉得很自豪。因为，大家都在战天斗地，跟老军工一样，什么困难都不怕！想到这些，他们便来了精神。在深夜空旷的田地里，敞开嗓子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在田间地头休息时，他们排节目、说快板，尽管五音不全，可是觉得那么好听，那么有**。

联合收割机在农业机械中最为复杂。每年的七八月又是龙口夺粮的最忙日子。1973年，路全树有幸成为一名联合机手，两年后担任了机组组长。早晨太阳还没出来，他就赶到地里保养收割机，等到太阳晒得麦秆能用手拉断时，便可以收割了。看着收割机从眼前经过时麦子倒下一片片，麦粒哗哗哗地流入粮仓，吸吮着麦粒散发的清香，别提有多高兴了！他们的心里充满了诗情画意。

他在收割机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白天太阳火辣，尘土飞扬，夹杂着打碎的麦草扑面而来，几分钟时间，容貌就被尘土改变。最考验人的不是白天，而是太阳落山以后。记得在十三连那一次，天刚黑下来，灯光已经全部打开，突然后面传来了异响，经验告诉他最头痛的振动筛出了毛病。要从两个筛子之间的窄缝爬进去，才能排除故障。他光着膀子钻了进去，趴在下面的筛子上进行修理。被麦芒扎得疼痛还可忍受，但成群的蚊子落在后背上拼命地叮咬实在难忍。那个缝隙里面连个挠痒的空间都没有，手能够得着的就只有脸和脖子。等他出来后才发现，用手挠过的脸上和脖子上沾满了黑糊糊的黄油。师傅常对他说：“年轻人怕啥？干累了，吃点饭，睡上一觉，力气就又来了！”师傅的教诲让他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无私，工作从不挑肥拣瘦。他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工作不分内外，很快就练成了一名优秀的联合机手，多次受到嘉奖。1974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天津知识青年的代表，先后参加了自治区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天津市第二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后来，他被任命为十一队机务队长。

1979年，正值知青返城**，农场不少知青纷纷返城。为了使老军工的子女能尽快接好班，农场决定举办一期农机培训班，由他跟另外4名同志一起负责完成这项任务。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他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用最大的努力去完成任务。

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克服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等困难，白天讲课，夜里备课，争取让受训者掌握更多的知识。他在授课时还把父辈们艰苦奋斗、朴实无华的高尚品德传授给学员，既讲课程，也教做人，反应普遍良好。

没过多久，路全树离开了养育他14年之久的西大滩！青春已逝，风华不再。2000年，路全树故地重游。当他得知这些后起者勇敢地挑起了农机队伍的大梁时，心里感到很安慰。追忆当年在西大滩这片土地上度过的苦乐年华，更是一种美好人生的体味。他的老师动情地说：“时光荏苒，难忘岁月留下了难忘的经历！”

红色基因，传承和造就了西大滩人，也创造出了西大滩的辉煌历史。几十年的风霜雨雪，他们的足迹是那样的清晰，也是那样的刻骨铭心。历史证明：广大军垦战士是一支具有坚定革命理想、高尚思想情操、无私奉献精神、严明工作纪律的英雄群体。他们战无不胜、坚无不摧，他们有极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在他们率先垂范表率作用的感召下，形成了一支具有独创精神、独特作风、过硬本领、高尚品格的产业大军。他们始终保持着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不断影响着下一代人茁壮成长。我们在军垦战士寻访中，虽然未能找到一位尚能健在的老红军或老八路，但我们找到了西大滩人留下的珍贵创业精神。这种精神有着抗战精神的血脉传承，值得我们继承、发扬、光大。正是这种精神，潜移默化地支撑着新一代西大滩人奋力拼搏，不断创新，努力建设着新的更加美好家园。我们更期望这种精神永远扎根在西大滩军垦者的心目当中！

（供稿：王淑兰、祖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