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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灵活变通是最好的生意经（第1页）

第8节灵活变通是最好的生意经

笔者问曰：坚守好，还是变通好？

胡雪岩答曰：灵活变通是最好的生意经。

对善于变通的生意人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挣不了的钱，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而已，所以善于变通的生意人只有一个归宿，那就是成功。胡雪岩从商业经验出发，认为社会要想存在，必然有一个秩序的核心。这一核心起作用与否，全看我们一般人的态度。假如我们投注力量，加以维护，那么这个核心秩序必然是有效的，其生发的秩序使我们每一个人受益。假如我们人人自危，对这个核心也采取瓦解态度，那么秩序必然无效，社会也自然堕入一种无序状态，而一个无序的社会，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利的。

基于这一认识，当太平军起事时，胡雪岩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乘机捞一把的好机会。在他看来，浑水摸鱼，只是因为水是浑浊的，才让人侥幸有所收获。倒过来想，胡雪岩认为自己应该替官府维护秩序，秩序建立起来了，自己也有一个从事商业的好环境，官府感谢你，也会给你提供好多便利。

有鉴于此，胡雪岩提出，他的当务之急是帮助官府打太平军，而不是今天从太平军那里捞一把，明天从官府那里捞一把。因为这样的话，两面都面临信任危机，太平军怀疑你与官府有勾结，官府怀疑你替太平军着想，商业最重要的是信用，信用丢了，生意就做坏了。

出于同样的考虑，当清政府发行官票时，胡雪岩做出了与钱业同行不同的选择。同行们都认为，太平军近在眼前，政府是否可信大成问题。如要今天我接了这官票，明天没有人要，兑换不出去，那就烂在手上，白白损失。胡雪岩的看法则不同，按他的分析，朝廷毕竟大势还在，尽管朝廷遇到了许多麻烦，不过社会要想运转，还得靠现在这个朝廷不可。况且朝廷的信用是大家做出来的，人人出来维护，他的信用自然就好。所以别人不理这官票，胡雪岩却要接。不但自己接，还动员别人接，并且以自己的信用作保。

帮助官府，就是胡雪岩善于处变的体现。胡雪岩这种看法，符合商业的一般原则。任何一个商人都要求稳定。商人可以面临纷乱的局面不顾生死去求取利润，但这种纷乱局面却不是商人的愿望。任何一个商人都希望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下进行最小的风险投资，以求得利润最大化。更何况当时的清廷基本结构还在，所受的只是猛然一击，但却并非致命一击。

对于清廷旧制，胡雪岩还有另外一层看法。许多人只是畏惧官府，没有想到驾驭官府。胡雪岩一开始倒不会有驾驭官府之想，但是在他帮助王有龄之后，逐渐发现自己借王有龄获得的便利甚多。首先是资金周转便利，因为有了官府之流转金作依托；其次是发现官府的好多事，自己可以以商业活动的模式完成，既减少了官僚办事的低效，自己也赚取了利润；第三是自己借了官府之名，能做到许多以商人身份很难涉足之事。所以后来胡雪岩对于利用旧制有了信心。一开头他并不愿捐官，认为生意人和做官的人在一起别扭。后来想法变了，既然官府与生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不妨捐官，涉足官场。这样做其实也是经商手法活络的一种表现。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红顶商人”。这“红顶”很具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意味着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宠。事实上，它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保护的人自然也不应受到掣肘。换一层讲，皇帝的至高无上也保证了被保护人的信誉。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银子存入阜康钱庄。胡雪岩一方面获得了信用，另一方面也清扫了在封建时代无所不在的对商人的干预，所以才能让他如同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去从事商业活动。

胡雪岩的基本原则，就是商人对客户讲信用，对朝廷讲良心。两者对象不同，原则不同，假如各行其是，各司其职，整个社会便井然有序。否则就只会增加混乱，而于事无补。胡雪岩的这种灵活的思路，保证了他对所有可能不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私人财产的吸纳。一些人愿意去阜康存款，除了上述的信用好以外，就是看中了胡雪岩在经营钱庄时坚持只管吸款，不问款项来源的原则。胡雪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不是怕官府，以至于不敢按自己的思路经营，而是理清思路，放手去做。

对于洋人和洋务。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船坚炮利，最先与洋人打交道。自始至终，胡雪岩商业利润中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他从事购买军火、购买外国机器、筹借洋款的活动。对洋人之态度还成了他依附官府，维持社会秩序，最终开拓出一个经营好环境的资本。萧伯纳说过：“聪明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只会坚持要世界适应自己。”成就大事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听说哪个抱残守缺、止步不前的人，可以先拔头筹；也没有听说哪个立志求新、应变而起的人，没有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