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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深度的可能（第1页）

散文深度的可能

——读薛青峰《温暖的青铜》想到的

赵炳鑫

薛青峰执着于散文创作已经有些年头了，他应该说是宁夏老作家里的新面孔。之所以说他是老作家，盖因他的散文创作长达三十多年，是那种对文学、对读书，一直心存敬畏、虔诚向往的老实人。他志业于教书育人，而寄情怀于抒写性灵的散文，从读书、教书、卖书到写书，不能说“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吧，也是默默坚守，心无旁骛，从未间断。但为什么要说他是新面孔呢？盖因他的散文一直都在做着最艰难的精神突围，每每有出彩的地方，让人侧目——这也是这个时代作家们最难做到的。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下文本之外的那个薛青峰，戴一副金丝边近视眼镜，有些谢顶，背微驼，低头走路，话不多，稍显木讷……总之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给我的感觉，文本之外的老薛是有些不真实的。如果不联系他写下的文字，你有些无法靠近他。我能感觉到他努力与世间和解的样子，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不那么恍惚，不那么匆匆，不那么无所适从，这也许就是他的格格不入吧——一种与世俗无法妥协的冲突。但透过文本看老薛，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在那里，我看到了他的自由，看到了他的任性，看到他解放了的样子。冲突也是有的，但他在努力地沟通与和解；不和谐也是有的，但他努力地自洽；不安全也是有的，但他能从自己的文字中寻找庇护；自我伤害也是有的，但他能够尽最大的努力慰藉和安抚。这一切，无不在他的写作中被自觉地提炼，被疗愈般地书写，形成一种有辨识度的、比较独特而稳定的审美人格。

现代散文的写作，已经与传统书写有着较大的不同了。古代文人的辞章背后，有一个稳定的客体存在，那是和谐的、稳定的、伦理的、自洽的，通俗地说，那是天人合一的。自体也是稳定的、确凿的，在人与文的关系上也是简单的、同一的。但现在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客体的恒常性已经不复存在，社会的急遽转型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让我们时时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幻之中，“我是谁？”的问题，已经成为困扰每一个写作者最大的问题。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事实认定的问题，还涉及“自我想象”和“自我建构”（李敬泽语）。这也是我要说的我们当下的创作其实出现了更大难度的原因。

详细说来，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的剧变和转型带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虽然我们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但现代性机制的缺席仍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问题丛生的根源）。这样的事实带给我们的最大困扰是我们一直游离于事实之外，因为我们无法触及真相。作家是靠语言出使理想和意义的，语言最根本的属性是语言结构，而“语言结构是权势的藏身之所”（罗兰·巴特语）。在这样一个语言结构所标定的意义言说范式中，真正深入现实结构内部的呈现与表达几无可能。所导致的后果是我们的精神空间的萎缩和作家坚守精神高地的诚意在急遽下降，创作理想受到功利主义的严重侵害。另一方面，我们已经全面进入了一个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的社会，理性的强大逻辑与后现代强大的解构能力互噬，传统语义的终极性信靠已经分崩离析，这是一个失去象征的世界，从事文学创作的象征性语言，伴随着对词与物的去象征化，语言的命名受到极大的挑战。“意义的缺失已经成为一种现代体验的苍白标志。”正如耿占春先生所言：“时间体验中的瞬时性替代了永恒感，情感经验色情化，死亡经验中慰藉丧失，痛苦经验中的拯救维度消失，空间体验的同质化和自我主体空洞化。”作家是靠语言的命名来完成意义的书写的，当语言无法完成确定的能指时，创作只能表现为鸡零狗碎和不及物。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作家所表现出来的创作的综合征。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家们如何自处？如果我们还是依靠过去的传统，在传统的理论视野下，倾向于回避现实复杂的矛盾和问题，那么，我们只好躲开“人”这个活生生的存在，去书写花花草草，这也是近年来大量“植物化”书写的潜在原因。我们都在热衷于写植物、写器物、写传统意义上已经失去的象征世界，在这样的文学中，创作的现代性主体是缺席的，他们仍然运转在过去人们熟悉的逻辑上，建构着自我娱乐、自我欣赏的封闭王国，与现实生活完全不搭界。

而薛青峰近年来的创作，时不时会让读者眼前一亮的原因，正在于他的散文是内省的，是与现实世界活生生的人相连接的，仅此一点，就能吸引读者。比如他前些年创作的一篇长散文《末代农民》，放在全国散文行列，也是难得一见的好作品。中国十四亿多人口，农民占比较大，在城市化浪潮和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下，他们的处境是值得书写的。至少在目前，我没有看到过还有这样深入、这样扎实的书写。

在他即将付梓的这本书中，主题涉及一个工业城市的转型，涉及社会变迁带给人的精神危机，涉及人与自己如何和解等诸多命题，都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的普遍性精神危机和诉求。在他的笔下，“人”永远都是在场的，并且与时代的命运紧紧相连。比如他写石嘴山市的变迁，饱含深情，我能理解薛青峰的那种深情。记得当年读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那种驴欢马叫、老狗脱毛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黄沙梁、野地里，鸟飞虫鸣，人畜共居的诗意乡村，是刘亮程的深情。但薛青峰笔下“一个人的石嘴山”，这种深情又是不一样的，是有痛感的。也许是那种资源型城市的命运使然，也许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变化太快，触发老薛更多的是思古之幽情，而弥漫出更多的则是淡淡的伤怀。不论是《在石嘴子渡口遗址前》，还是《时间的绿洲》；不论是《钢铁年代》，还是《四矿农场到了》；不论是记述大武口的一家天津医院，还是对白芨沟的印象……应了老薛一篇散文的标题——“冰与火：一个时代的图景”。

在《四矿农场到了》一文中，薛青峰目睹了为争接一桶水而发生的一场“打架”事件。他写道：“我目睹过无数次打架，大都忘记了，唯有这次打架打痛了我的心。今天，我写下这件事情，深深地领悟到人们不会把同情心给予破坏秩序的人，但是人身上的暴力之恶为什么突然之间就会爆发。我不能怨自己生不逢时。降生在这个时代，就是与这个时代的天地结缘。时间的灰尘可以拂去，但时代的烙印难以抹平。剩下的日子不需要倾诉，而需要倾听，倾听时间说什么。历史的性格有着自己独特的交织点，刚好走到这个时段，让那个年代的孩子嗅到了血腥味，听到了武斗的枪声，感到了生活的残忍。理性、饶恕、宽容、悲悯和人性教育统统失去了色彩。人死以后，大概羞辱感和尊严也就没有了。”这样的文字，触及的是我们日渐麻木的理性。不与过去连接，我们就无法理解现在的自己。那个时代的梦魇至今还没有消除。这里基本上没有诗意，也没有欣赏，有的是看见、回味、哀悼、反思、告别……当然还包括寻找。早年读东野圭吾的《白夜行》，知道人是半人半鬼的动物，所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诚则斯言。

在《寻找心中的神》一文中，作者通过重读史铁生，对生命的本质进行反思和追问。人最高的存在是“神性的存在”。它是人从欲望囚徒困境中突围的唯一通道。这让我想到了西方的两位作家凯鲁亚克、贝克特。凯鲁亚克写过一部很有名的小说叫《在路上》，那是一个人的出走，但并不知道要走向哪里。其实，没有目标的奔赴是一件很绝望的事情。爱尔兰剧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则表达的是两个流浪汉苦苦等待的现实，预示着人生是一场无望的等待。什么也没有发生，谁也没有来，谁也没有去。如果凯鲁亚克作为“垮掉的一代”的旗手，为那一代人提供了一种精神探索的方式的话，那他的行走至少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而《等待戈多》却展示了人的精神处境——一种“无处安放”的焦虑。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写作就是为了表现，而表现，就是为了探索一种“存在”的可能性。人的存在是一种意义的存在。而这个意义，是需要自己建构的。“在路上”的奔赴与“无处安放”的焦虑，都是在叩问我们的精神家园。这个需要史铁生式的思考，这个也需要如薛青峰式的“寻找心中的神”。

在这个集子中，还包括一些作者日常生活中的感悟所形成的片段，类似于罗兰·巴特《恋人絮语》那样的片段文本。这些虽然短小，但也很有趣味，引人深思。比如《2018年的一些事》就很好。《“我不要战争”》涉及宽容、悲悯、和平、忏悔这样的内在精神性命题，让读者在阅读中得到反思和提醒。

不论任何文体，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写作都是需要深度的。这里的深度，不但是精神价值上的，还是语言上的，特别需要警惕语言问题的复杂性。语言不是被驱使的工具，但你必须要去很好地把握它。语言结构有强大的逻辑，它有时会把你带到沟里，你如果把控不了语言，那你只能任其摆布，文学创作也就成了语言役使下的事情。

薛青峰的散文好，他在自觉地抵御语言的收编，在向现实结构的深层深入，在向“人的存在”的深度掘进，在自觉地“用语言来弄虚作假”，在自觉地向外投射他的认知，在自觉地接受内在冲突和挑战。挑战当然是好事，只有在挑战中，我们才能标定一个作家真正的价值，才能对写作的意义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赵炳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宁夏政协文史专员。曾获人民文学评论金奖、宁夏第九届文艺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