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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经历（第1页）

特别的经历

小时候最怕与人打架，但打架的事常有。小孩子在一起玩，稍有分歧，可能就打了起来。我不爱打架，但躲不过别人要打，有时候只能奉陪，结果吃亏的总是我。老人说“吃亏是福”，我笃信之，等待着“福”早日降临。

读小学时，有一次老师给我一毛钱，要我帮他买几盒火柴。我家住在东边，学校在西边，上下学都要经过供销社。一封火柴十盒，两毛钱，老师的一毛钱可以买五盒火柴。我把五盒火柴照样封了起来，像原始包装一样。老师觉得奇怪，问我为何如此。我说这是新产品，他端详后发现端倪，夸我是“小天才”。我很自豪，回到教室就在同学面前吹牛，一个同学冲了上来要打我，被同学们拉开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同学的父亲叫“肖天才”。我很内疚，向同学道了歉。男孩子打架，不记仇，即使有皮肉之伤，好了伤疤也就忘了疼，从不挂在心上。

等到年龄稍长一点儿，克制能力强了，打架的事便很少发生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知为何，年轻人打架斗殴频繁，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国家实施严打后，治安环境很快好了起来。校园相对清净，但也不是与世隔绝。师专二年级时，有一个周末，我和同班同学到餐厅用餐，有两个陌生人要和我们抢座位，并出言不逊。我警告他们这是学校，不是闹事的地方。其中一个男孩子呼地跳了起来像要打架的样子。我们也站了起来，他一看我们人多势众，指着我说去外面谈，言下之意是要和我单挑。说完，他们先出去了。受电影和小说的影响，多少知道一点儿关于决斗的常识，我硬着头皮走了出去。门外无人，我有些庆幸，可以毫发无损地返回到餐厅，在同学们面前展示一个勇敢者的形象。无巧不成书，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系主任凌老师推着架子车从餐厅门口经过，喊我过去帮他运东西。

环顾四周，没有看见那两个青年，我向前走了几步接过架子车。凌老师交代完任务便回办公室了，剩下我一个人拉着架子车慢慢前行。校门房的治安人员小周匆忙跑过来对我说：“大门外有两个小伙扬言要收拾你。”我表面冷静，内心十分忐忑。凌老师刚刚分到一套住房，要从一中的老房子搬一些东西过来。完成这个任务，我必须出校门，必须把自己暴露在大街上，要把自己送到那两个“坏蛋”面前。事到如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有趣的是，那哥俩不知去向。回来路过汽车站的时候，数学系的任军、王树理和我们班的李斌、刘振新、张勇、田兆铭几个人找到了我。任军说，他们在四处找我，听说我被人约出来打架，赶过来支援。任军手里还提着一根棍子，他的身上有一种侠客的味道。

解决分歧，我还信奉一句话：“君子动口不动手。”能用语言解决的问题，尽量不用武力。在学校工作时，我们常常组织一些群众性活动，人员聚集，难免发生争执，我们想尽一切办法防止或阻止打架斗殴事件发生。学校周末举办舞会，外面的人过来凑热闹，偶尔有找茬闹事的，由于我们工作人员多，总能化险为夷。有几年，团委在得盛的积极努力下，办了好几个音乐学习班，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学习唱歌、跳舞、乐器演奏等。校长慕岳非常支持，专门把教学楼一楼拐角的一间大教室腾了出来，购置了风琴等乐器，供团委办班。同学们学习积极性很高，培训班一个接着一个地办。

有一年冬天的晚上，我到音乐教室观看一场比赛。活动进行中反复断电，检查后发现保险丝没有烧，线路没有断，配电盘接触良好，电力供应正常。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悄悄来到外面，站在过道上观察。教室门口的电闸旁边站了一个年轻人，他一会儿把电闸拉下来，一会儿再抬上去。他做得比较隐蔽，趴在门口，感觉在看热闹，实际在捣鬼，一只手偷偷摸摸地拉动开关。我走上去大喝一声，他吓了一跳。我问他为什么捣乱，他竟飞起一脚向我踢来，我顺势接住他的腿把他压倒在地上，我俩打了起来。估计同学们没有见过老师打架，有些紧张。政史系一个同学把我紧紧抱住想要保护我。我说：“你抱我干吗？应该把他抱住，我可以打他。”同学们才反应过来，要去抓他，他趁机跑了。同学中有人认识他，高中毕业待业在家，常常打架，是个不好惹的主，提醒我注意防范，但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

1992年，我们也下海学习经商。上级团组织赠送我们一套激光影碟机，可以唱卡拉OK，学校拨款五千多元配备了索尼音响。利用这些设备，我带着几个学生志愿者承包了固原县文化馆的卡拉OK歌厅。县文化馆歌厅的音响设备落后，已经停业许久。我们把新设备拉进来，把歌厅改造成卡拉OK茶座，可以唱歌、喝啤酒、喝咖啡、喝饮料。我们的激光影碟机是固原城里的头一部，吸引了不少爱好者。开学期间，茶座周五、周六营业，每天晚上唱到深夜。唱一首歌一块钱，啤酒一瓶赚一块钱，一桶雀巢咖啡可以冲许多杯，一杯一块钱。一个空啤酒瓶好像还可以卖一些钱。好的时候，一晚上的营业收入有好几百块，除了房租电费，还可以给每个学生支付一点儿工资。不到一年，市场竞争激烈起来，各类歌厅纷纷登场，我们惨淡经营一段时间后就停业了。后期的房租交不起，文化馆馆长要请我吃饭，我说请我吃饭也交不起。馆长是个优雅的人，欠的房租不了了之。

来茶座唱歌的不一定是优雅的人，特别是几瓶啤酒下肚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有一次几个人喝多了，提着酒瓶子先是相互打，然后见人就打，情况非常危险。我们挤出笑脸说好话，缓和他们的情绪。客人全跑了，茶具打碎了不少。打完架，酒劲过了，这些人又变得优雅起来，临走时放下一张百元钞票，算是赔偿。那时百元钞票很少见到，他们信手拿出，我很惊讶，算算账，足够补偿损失。我们的情绪从害怕、恐惧变成放松甚至有些愉悦了。春节、寒假期间，我们坚持每天晚上营业，回家的大学生前来捧场，效益很好，也带来新气象和流行歌曲。一天晚上，几个体育学院的学生来唱歌、喝啤酒，不知为何与邻桌的几个人打了起来。我们已经不再紧张，默默地等待，盼着战斗快一点儿结束。体育生手脚灵活，一会儿就回到自己的座位，若无其事地继续喝酒。茶座内一片狼藉，茶具碎了，茶桌坏了，窗户玻璃破了，一个被打的年轻人坐在角落，另外几个逃之夭夭。我看着那几个体育生，他们很不好意思，向我道歉。我劝他们今后不要再打架，并让他们早点儿回去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处理。

体育生走了，危险还在。坐在角落的那个小伙突然站了起来，拿起地上的一块玻璃冲了过来。大家迅速集中到一起，我站在学生们前面，不希望学生受伤。歌厅的窗户很大，玻璃是大块的，掉到地上碎成各种形状，这个小伙拿着的是一块三角形的，比较大。他戴着毛线手套，双手抓着两个钝角，把最锐利的角对着我们。小伙十八九岁，脸上血糊糊的，样子很可怕。为了保暖，那天我正好穿着夫人的一件红色羽绒衣，比较厚实。我想，如果玻璃戳过来，羽绒衣可以缓冲一下，不会伤得太重。小伙一边喊着“你们谁打的我”一边往前移动，我也慢慢往前走。就在即将接触到的时候，小伙突然坐在地上哭了起来。我知道小伙肯定很伤心，赶快叫同学端来一盆水，把他脸上的血迹清洗干净。经过仔细检查，没有其他伤痕，只是鼻子挨了拳头流了血。我们骑车送他到家门口，他很感激，相互道别，从此再未见面。打架的事见多了，就不怕打架了，即使遇见打架，也能根据实时情形做出应对，防止事件恶化。

在茶座营业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激光影碟机点歌速度快，声音和图像清晰，但还做不到超强纠错，使用一段时间后，LCD有磨损，无法读取。在这种情况下，录像带的优势显现出来。文化馆留下的录放机已经旧了，需要添加一台新的录放机，这样的话，新机子播放歌曲，旧机子提前找歌曲，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一台松下录放机需要三千多元，我不想再给学校增添负担，决定借钱购买，通过经营逐步偿还债务。录放机属于高档商品，固原市场需求比较小，商店无货，只能到外地采购。

那时从固原到银川需要一天时间，走西安也是一天。因为在西安住过半年，比较熟悉，我选择到西安采购。第二天，经过反复比对，买了一台松下录放机，花了三千多，加上返程车票和住店费，口袋里的钱所剩无几。我把录放机藏在床底下，时不时起来看一下。我的行为引起了同房外地旅客的注意，他也不时看看我的床下，搞得我一晚上睡不踏实。

第三天早晨不到五点我就醒了。班车六点发车，从招待所到火车站需要二十分钟左右。凌晨的东八路昏暗、空旷、安静，偶尔有做买卖的商贩骑着三轮车经过。我提着录放机，穿着那件驼色呢子大衣，迈着大步向前走，不远处便是灯火辉煌、人影绰绰的解放路。突然背后有人狠狠地说：“站住！”

我慢慢停了下来。两个小伙来到我的面前，一个和我差不多高，较瘦，一个比我矮，较胖。胖子说：“你是干什么的？把身份证拿出来！”我说没有身份证，只有工作证。他一看我是教师，变得客气了一点儿，凑到我的面前说：“大哥，给几个钱，买包烟抽。”我说：“好的，前面解放路商店开着，我给你们买。”我想只要走到解放路，我就可以摆脱他们，至少不会有大的危险。另外，我实在舍不得把剩余的几块钱给他们。

他们同意我的提议，瘦子走在前面，胖子跟在我后面。走了不到七步，胖子发话了：“让他站住，把钱给我们，我们自己去买烟！”这小子忽然反应过来了，很快有了新主张。瘦子立马挡在我的前面说：“我大哥说了，把钱给我们！”我说我没有钱。胖子说：“没有钱，把录像机放下。”我最担心的就是录放机的安全，三千多块钱，我得十多年才能挣回来。我突然振作起来，做出要跑的样子。胖子接着说：“不听话就捅他两刀子！”胖子走到我面前，做出掏东西的架势。刀子一旦拿出来就不好办了，我只好说：“我没有几个钱，不信你看。”我打算从上衣口袋里掏钱，他们见状迅速压住我的手，亲自从我的口袋里掏出钱和车票。把所有口袋翻了一遍后再无所获，他们开始清点抢到的东西。我说：“把那几个零钱给我，路上还要吃饭的。”胖子看了我一眼，把三块多零钱和车票还给了我，留下了一张五元的钞票。

如果没有茶座的经历，没有见过打架斗殴的场面，没有参与过打架。那天遇到劫匪，不知道我会是什么样子。自那以后，我更不怕打架了。我认为，只要你是正义的一方，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即使受伤，甚至流血牺牲，也是光荣的。当然，一般的打打闹闹可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尽可能大事化小、妥善处置，不必激化矛盾。茶座经营的后期，我们也学会了阿庆嫂春来茶馆的经营之道，依靠热情周到和高质量的服务，顾客满意。客人主动帮助我们维持茶座秩序，自己动手自助服务，打打闹闹的事儿没再发生。通过经营茶座，我们结识了很多人，经历了很多事，开展了一次生动的社会实践。

下海经商之风几年就过去了，善于游泳者留在了“海”里，不会游泳的返回到了“岸”上。我们的茶座是微利，先盈后亏，总体亏损，房租的账稀里糊涂赖掉了，员工没有报酬，买录放机借的钱小部分用前期的盈余还了，大部分是我个人还的，那几年工资长得快，账也还得快。学生们陆续毕业参加了工作，我继续着我的本职工作。除了那十多个学生，还有师专老师的孩子徐斌和高清林也是茶座的员工。他们踏实肯干、为人真诚，为茶座的运营做出了积极贡献。几个在那里打过工的学生成了我的好朋友，我们常在一起回忆经营茶座那段有趣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