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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出来的大产业 植绿六百里沟通东西方（第2页）

“拖延？NO！NO！”沙索公司的代表库布斯耸耸肩，举起双手，“我们沙索公司的原则，是把一切工作做到细处。”

库布斯是南非沙索公司的一名高级工程师，长着一双碧蓝的眼睛，满头卷发，是一个懂技术又善于权衡利弊的人，通常能听得进去中方人员的意见。相比另外的几个代表，库布斯善于用心思考，并非固执己见的人，因而这些年与中方人员相处得非常融洽。每次谈判一开始，库布斯先生在谈判桌前一坐下来，准会把衬衣袖子挽起来，露出两只胳膊上茂盛的毛发，像一头气势汹汹的雄狮。高玉珠觉得这人的架势有些滑稽，便给库布斯取了个绰号“屠夫”。库布斯知道了大家叫他“屠夫”，也不生气，反而乐滋滋的。

“在我们最需要沙索的时候，并没有谈拢。”高玉珠真诚地说。

“我代表南非国企，如您代表中方利益一样。”库布斯回应道。

“现在我们中国的情形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费托合成技术已在内蒙古走完中试。总部提出，可以考虑采用国内核心技术。”

“中试，并不代表它成熟，你们将要面对的是工业应用。”

“可是国内技术的出现，让我们多了一种选择。”

“没错，我承认。”

“我们正准备对国内技术进行审查。”

库布斯沉默了好一阵，缓缓地抬起头说：“如果是这样，你们可以依据合作协议，向我方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提出终止合作。”

是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搞自主的国产化是不行的，这需要很多能够承担高难度技术的企业，进行核心技术的突破与首台首套产品的研发。

早年，林立功在宁东生活区的小餐馆里，当众对高玉珠说过的这句话，如今应验。中外瞩目的煤制油项目，最终要实现高度的国产化、成套技术的国产化。回想起来，命途多舛的煤制油，先向西方国家，再向南非寻求核心技术受阻，漫漫十年，很多人的青春年华竟然是围着一张谈判桌度过的。这使高玉珠和同事们深刻意识到，如不掌握自主研发技术，在今后的发展中还会被人处处“卡脖子”。很快，国内的煤制油核心技术通过技术审查，众多院士和专家给出评审结论：“加快项目推进，实现工业应用。”

宁煤集团与沙索公司的联合工作组，最终宣布解散。

联合工作组解散的那一天，中外双方人员开了一个简朴的茶话会，互道珍重。回想起这些年在工作上的点点滴滴，库布斯先生有些动情，站起身来与高玉珠相拥而泣，还不忘幽默地说：“唉，我们最终还是离婚了！”在场的所有人不胜唏嘘。这是林邀月跟高玉珠来北京实习的第三个月，他与南非沙索公司的专家并不熟，但被现场气氛感染了，眼泪不由得哗哗往下流。林邀月一瞬间明白了一个道理，南非虽然与我们是友好国家，也唯有南非与我们有谈判的可能，然而，无论是中方还是南非，每一家企业所代表的都是自己国家的利益，这个结果并非沙索公司愿意看到的。在谈判桌上的一次次争论，并不妨碍双方人员一起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

这支宁夏工业团队，仍然驻扎在北京，并没有撤回来。在国家多个部委的指导下，中国人完全自主的煤制油项目指挥部在北京成立。高玉珠代表宁煤集团，率领上百名工作人员，驻京调研走访全国各大科研院所和设备材料商。国家发改委对项目实施提出了严格要求，一定要实现85%以上的国产化率。

不能否认，离开了南非沙索公司，煤制油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会很多。有一回，一位国家部委领导在办公区忧心忡忡地说：“没有高端装备的国产化，就无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煤制油是一项世纪工程，也是一项非凡工程，理应肩负起国产化大任。如果我们不能利用好这次机会，就会丧失一次推行国产化的绝好机会。没有实际地干，空谈国产化必定是虚无主义。推进国产化，就得给国内企业提供尝试的平台。”

高玉珠夜不能寐，短短几个月下来，她苍老了许多。

围绕煤制油的重大装备和材料保障，他们常常出差，调研并确认国内企业是否有能力承担起国产化重任。技术人员都清楚，此前国产的很多装置、设备以及仪表阀门，质量是不过关的。既然要搞国产化，他们就得认真走访，与供应商交流，看对方产品的参数和制造能力，摸清和梳理国产化内容。

有天凌晨3点，高玉珠忙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北京夜色迷人，她目光低垂，看着流光溢彩的街灯，大道上没有了繁忙的车辆，映得路面像一条条流金的河。崔工打了一个哈欠，仰起一张困倦的脸，站起身原地甩甩胳膊、捏捏肩，缓缓地朝落地窗跟前走去：“高处长，你先歇息吧。”

“都说北京人生活节奏快，和我们比呢？”高玉珠扭头笑问。

“我们的节奏和强度远远超过北京人！”崔工说。

“上级来电话，说煤制油项目建成那一天，要为我们庆功。”

“嗬，我们这里可是一个看不见的战场。”崔工笑道。

“崔工，上级要求我们加快工作。你明白吗？”高玉珠说。

“这是要求我们充分考虑细节，消除短板。”

“是的。”

林邀月揉着惺忪睡眼，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来，瞧了瞧。只听见办公区一些工作隔断里，传出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原来这天晚上大家照例在加班，有些人太累了，便伏案睡着了。林邀月迷迷瞪瞪地说：“高处、崔工啊，这里真忙，比我读高三那年还要忙！”高玉珠和崔工相视一笑。白天忙，晚上忙，他们通常要忙到凌晨两三点，天亮了照常工作。一切的忙碌，只为保证工作进度不受影响。

北京煤制油项目指挥部远离宁东，是一个看不见的工作现场，早一天编制出国产化方案，煤制油项目才能早一天开建。

在一个周末的上午，汪吕开着车载上林立功、高操戈和徐迎水，穿行在自家酒庄弯曲起伏的路上。路两侧是成排的防护林，像一张天然的保护网守卫着这座葡萄园。透过林带的缝隙望去，一道道五线谱似的葡萄架整齐有序，呈一条线。毫无疑问，汪吕把真金白银连同真心真情一股脑儿投进了葡萄园。像这样的小酒庄，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已经涌现200多家，葡萄园手手相挽，伸出贺兰山下，蜿蜒600里。

这里是贺兰山东麓，一个享誉世界的葡萄酒产区。不沿边不靠海的欠发达地区，何以有此创举？美国《纽约时报》说：“宁夏酿造了中国最好的葡萄酒，唤醒山麓荒漠的，不仅是葡萄，还有勤劳而努力的人们。”当然，也离不开黄河水的滴灌。

汪吕的葡萄酒庄位于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最南端，在红寺堡区的地界。红寺堡在荒漠戈壁里崛起，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已形成一定规模。这里的城区，楼房林立，一条条笔直的公路两侧绿树红花，青草芬芳，俨然一个小巧的园林城市。城外，过境铁路横空跨越，高速路绕城而过，山梁上矗立着无数风车。银色的硕大发电扇叶镶嵌在高高的装置上，在阳光下迎风转动，像时代巨轮不动声色地行进。

“葡萄美酒，三分在酿，七分靠种。”汪吕边开车边介绍，“高操戈，咱贺兰山东麓有一句话——好的葡萄酒是种出来的。”

“水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高操戈问。他早年第一份工作是在黄河边上的扬水泵站，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仍关注着水资源。不用细说，这与高操戈从事能源化工行业有关，也与当年他在扬水泵站工作时的刻骨记忆有关。

“地下井水已被禁绝开采，只能靠黄河水滴灌！”汪吕笑着说，“多亏立功和迎水，他俩早几年动员我做滴灌，我照办了。”又一脸严肃地补充，“不搞滴灌节水，酒庄没法做。由于我的滴灌做得好，还得了政府节水奖。这荣誉买不来！”

汪吕说到节水的话题，脸上仍带有曾经是一名黄河水利人的自豪感。每天，他只要两只脚踏进葡萄园，看见大地上青葱的苗木和果实，心里就踏实得很。这种美好的成就感，也是他当年混社会时所体验不到的。

车子在一座下沉式酒窖门前停下。酒窖四周是绿油油的一眼望不透的葡萄园，有几个产业工人在葡萄架下忙碌着。汪吕几人站在地头上，仔细察看绿叶间缀着的一串串青色果实。这些果实在漫长的生长期呈白色，成熟时猛然转成黑紫色，被称为紫色葡萄。

“做到今年，投资收回了吗？”高操戈忍不住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