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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唐太宗时代（第3页）

大唐帝国时代，与“盛世”同时浮现在世人脑海中的，恐怕莫过于牡丹。

牡丹又被称为花中之王，由此推之，贞观一朝，能称得上牡丹之名的女人，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结发妻子文德皇后长孙氏。

就牡丹的花王之称而言，王者之气，一定是比较出来的，而且能够与之比较的一定不会是寻常风骨，然而在这样的众香国度里，无刺无香、原本扎根在峭壁苦岩间的牡丹却以一种最淡定的姿态胜出，最终成为国色天香的典范。有人曾经评过，说如果对应千古一帝的评选（当然事实上不可能有个全民投票选哪个是千古一帝），再来个千古一后的评选，那么长孙皇后当选的概率是很大的。纵览中国古代的皇后们，像有名的吕雉、窦太后、卫子夫、贾南风、独孤皇后、长孙皇后、马皇后乃至慈禧太后（皇后是没当成，但太后好歹也是个“后”）……太多了，但真正以贤德著称的却没几个，而且很多当皇后时没什么名气，但当了太后却颐指气使起来。像窦太后，当皇后时倒没见怎么样，而当了太后之后，便有了“资本”，连皇帝也不敢管她。看现在电视上把她渲染得多厉害，可事实上，窦太后也没有什么政治才能，和一个普通的老太太没什么区别，若说心计城府，其实她还不如王姑（也就是汉武帝的母亲），和吕后更没法比。吕后虽然狠，但是政治才干、手腕都是有的。把窦太后捧起来，纯粹有点偶然。卫子夫可惜最后不得善终。贾南风，一个著名的丑皇后，败家误国，西晋之所以灭亡得比较快，不能不说她出了很大的力。另外，独孤皇后固然有些才干，只是她的善妒却更出名，尤其是她还曾把皇帝杨坚气得独自一个人跑到野外生闷气，大臣们好说歹说才劝回来。马皇后倒是不错，只是她所能起到的作用却着实太微薄了，比方说她曾劝过朱元璋，“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可事实上，朱元璋杀人比谁都多。慈禧就不多说什么了，如果她要是能选为“千古一后”，那真是让人佩服了……

婚姻决定一个人的成败。一个成功的人士，妻子的支持很重要。自古常言，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李世民庆幸的拥有长孙的辅佐，他的江山，没有这个女人，是逊色的，不可预测的。

唐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河南洛阳人。她祖先是北魏拓跋氏的后代。她父亲长孙晟，是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无忌是她的哥哥，两兄妹小的时候父亲长孙晟就去世了，于是母亲只好带着孩子回到了哥哥高士廉的家中居住。而长孙晟在世的时候，就基本上把女儿的婚事定了。《新唐书》写他哥哥长孙炽因为知道窦夫人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猜测她一定会生出了不起的孩子，所以劝他弟弟要与李家联姻。《旧唐书》没有这段，而是说高士廉因看到李世民，觉得这个孩子将来会很了不起，于是便把外甥女许配过去了。--只是长孙炽和高土廉既然都能看出来李世民将来有出息，但都是把别人的孩子嫁了过去……

长孙嫁给李世民的时候才十三岁，大概也就是初一初二的意思吧，不过当时李世民也不大，是十六岁，最多高一。在现在来说可以算是“早恋”，不过在当时却是很正常的。

长孙氏从小就喜欢读书，凡事都能按礼法而行。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和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不和，长孙氏尽心侍奉李渊，尽力处好与太子、齐王妃嫔的关系，力争在李氏父子之间创造一种和谐的气氛，对李世民帮助很大。成为一国之母的皇后，长孙氏厉行节俭，深受唐太宗的敬重。

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她有自己的一套处事原则，认为男女有别，应各司其职，因而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其他妾就不了解了。”太宗悉心接纳，并牢牢地记住了贤妻的“居安思危”与“任贤纳谏”这两句话。

长孙氏身为皇后，从不为自己谋私利。她哥哥长孙无忌和李世民交情很深，又很有才干，李世民多次想任用长孙无忌为宰相，长孙氏总是提醒李世民不要造成外戚专权的后果。皇后

的女儿长乐公主出嫁时，唐太宗下令要送比永嘉长公主（李渊之女）多-倍的陪嫁。魏征认为这样做有悖于礼数，文德皇后闻知后，赞叹魏征“真社稷之臣也”，劝唐太宗听从魏征的劝谏。

一次唐太宗下朝后回到后宫，怒冲冲地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柔声问明了原由，也不说什么，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即拜，口中直称：“恭祝陛下！”她这一举措弄得唐太宗满头雾水，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而吃惊地问：“什么事这样郑重？”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臣妾听说只有明主才会有直臣，魏征是个典型的直臣，由此可见陛下是个明君，故臣妾要来恭祝陛下。”唐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的甚是在理，于是满天阴云随之而消，魏征也就得以保住了他的地位和性命。

只可惜，现在有些人只注意到了她的贤惠，而忽略了皇后与皇帝的爱情。虽然他们一个贵为皇帝，一个贵为皇后，但也是平常男女，他们也是情深意重的痴男怨女，爱情的绝唱一点也不比琼瑶笔下的人物逊色。

在李世民身患重病，累年不愈，几度危殆时。长孙氏虽然贵为皇后，仍然昼夜不离地侍奉着自己的丈夫。在细致入微地照顾丈夫的同时，她飘飘的衣带上时刻都系着毒药，当毒药被丈夫发现之后，她平静地解释：“若有不讳，义不独生。”皇后患有气疾（现在怀疑是气管炎），有一次随唐太宗到九成宫，柴绍晚上来报告朝廷发生变故，唐太宗披甲出门询问情况，皇后抱病紧随身边。左右侍从劝她不要出去，皇后说：“皇上已被惊扰，我怎能心安呢！”并由此此病情加剧。

皇后已预感到自己大限将到，于是和唐太宗诀别。当时房玄龄因故被免官，皇后对唐太宗说：“玄龄侍奉陛下时间较长，小心谨慎，奇谋秘计，从未泄露，如果没有大错误，希望不要遗弃他。我的宗亲，凭借亲近关系而获俸禄，如果不是凭才德举用，就容易招致危害，要使他们的子孙得以保全，就不要把他们安排到重要位置，保持外戚上的关系就足够了。我活着时没给人们带来好处，不可以死后害人，希望不要因为营造陵墓而使天下劳心费力，只要凭借山势建坟墓，随葬器物用些瓦木就行了。还希望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摒谗臣、省做役、止游猎。我虽然长眠于九泉之下，真的没什么遗憾。儿女们不必让他们常来看我，看到他们悲哀，只会让我更加难过。”于是拿出衣带里的毒药给唐太宗看，说：“我已决心在陛下不测之日，以死追随乘舆，不能处于吕后的境地。”

贞观十年（636）六月，文德皇后长孙氏死于立政殿，终年36岁。

文德皇后生前著有《女则》三十卷。皇后死后，后宫学官把皇后著作呈给唐太宗，唐太宗看后，悲恸不已，拿给近侍大臣看，说：“皇后这本书，足以垂范百世。朕不是不知天命而做无益的悲哀，只是以后进宫再也听不到劝谏之言，失去了一个贤内助，所以不能忘怀啊！”于是召回房玄龄，恢复了他的职位。

长孙皇后是历史上少见的后宫之主，她不但能处理好后宫的大小事务，更为重要的是，她能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唐太宗合理的建议。

“自古红颜多薄命”，长孙皇后在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刻离开了唐太宗，但历史是不会忘记任何一个对时代有过贡献的人，不管她是在台前，还是在幕后。

房谋杜断

宰相对于一朝一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纵观中国历史，哪一个圣贤的君王旁边没有一个得力的宰相在辅佐呢？早至周武王身边的姜子牙、秦始皇身边的李斯，近至三国时代刘备身边的诸葛亮、宋神宗身边的王安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从太原起兵，征战四方，到登上皇位，开创贞观之治，李世民本身的能力与才干有目共睹，被誉为千古明君。但同时不能不说起他的智囊团，在号称十八学士的文士智囊团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人不仅在李世民统一全国、夺取皇位斗争中出谋划策，建立功勋，而且在太宗贞观朝，二人同任左右相，配合默契，同掌朝政，谋划国家大事。房玄龄多谋，杜如晦善断。两人同心计谋，传为美谈，史称”房谋杜断“。房、杜二人深得李世民信任，多方筹谋，为日后”贞观之治“局面的开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房玄龄（579～648）名乔，字玄龄，后人多以字称呼他，齐州临淄（今属山东）人。房玄龄为人机敏，博览经史，工书善文，有”国器“的美誉。他曾经对自己的父亲说：“（隋文帝）没有功德，仅仅是依靠着北周王室姻亲的关系才得以篡夺皇位，又不擅于为子孙后代作出长远的打算，灭亡只是早晚的事情。”充分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后来李世民以敦煌公的身份驻扎在渭北，房玄龄便投奔到李世民麾下。李世民与房玄龄一见如故，立刻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多随征战，“军符府檄，或驻马即办，文约理尽，初不著稿”。李世民评价房玄龄心思细密、筹划有方，虽“千里外犹对面语”。从年龄上，房玄龄比李世民整整大二十岁，在李世民选拔的人中，算是非常非常的长者。其实唐初大臣中，很少有比李世民还小的，即便是后起之秀的褚遂良，也是比李世民大着几岁，一般情况下，大个几岁、十几岁都不算很奇怪。不知他们是否把李世民当作小弟弟来看，不过他们倒真的对他很服帖。

房玄龄注意招揽人才，每次战胜敌人，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寻求金宝，唯有房玄龄招揽人才为秦王所用。房玄龄在秦王府近十年，先被授任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又以本职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

唐太宗即位，房玄龄被擢为中书令。在论功行赏时，他与长孙无忌等五人为第一等功，进爵邗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贞观三年（629年），房玄龄进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改封魏国公，行使宰相职权，在其后的近20年中，他一直连任，直至70岁病逝。

任职期间，房玄龄至忠至勤，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上写道：“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心竭力，不让一件事办得不合理。”，选拔人才，房玄龄十分谨慎。唐太宗曾经说过：“任免官吏是一件不可闪失的事，用对了一君子，就有许多君子慕名而来；若用一小人，许多小人也就会钻营附和而来。”在这一点上，房玄龄对唐太宗极其赞赏。

他知人善任，常向太宗推荐人才，委以重任。太宗的太子李治的府中有一位太子右卫率（主管太子的安全保卫），名叫李大亮，房玄龄很器重他，说他为人耿直，有西汉忠臣王陵、周勃的气节，可以委以重任。不久，李大亮就被任命为房玄龄的副手。房玄龄在用人方面，既不拘一格，又不求全责备，做到扬长避短。但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也宁缺勿滥，决不做滥竽充数之事。如管理财政申报开支的部门，很长时间没有人选，但房玄龄认为这个部门关系到“天下利害”，是“民力所系”的地方，“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他这样做，有时会招致别人说闲话，评论他在授权方面十分吝啬。但他为了国家的利益，对于个人的声誉，从不计较。

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琐事，他事事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法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造、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古今罕见。

在对李世民的进谏方面，他也做得很好，虽未能像魏征那样屡屡犯颜直谏，但也能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思。其实，魏征对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经说过，在事必躬亲、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方面，自己比不上房玄龄。一次，唐太宗忽然问左右大臣说：“自古开国的皇帝，把皇位传给了子孙，为什么经常出现变乱呢？”房玄龄直率地说：“那都是因为皇上宠爱子孙，而子孙生长深宫，自幼过惯了富贵的生活，不知人间疾苦，不懂国家安危，不能磨炼意志、增长才于的缘故。”

唐太宗也有过不少失误，如对高丽的战争，不但给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多年的战争中，仅战马就损失了十之七八。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要用兵高丽，当时房玄龄已重病卧床，闻知此事后，立即上书太宗，并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宁，各得其所，唯有东征高丽，必会成为国家的大患。我虽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会死不瞑目。”太宗览表以后，十分感动地说：“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是难得啊！”

唐高祖李渊攻战隋朝京师时，秦王李世民引杜如晦为秦府兵曹参军。后来因秦府幕僚人数众多，便外迁了许多人，杜如晦被外迁为陕州总管府长史。房玄龄听说后，心中大惊，赶忙对李世民说：“外迁之人，皆不足惜，独杜如晦有王佐之才。如若大王终生为藩王，则迁之；如若大王欲经营四方，则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听后，后悔不已，对房玄龄说：“非公言之，我几乎失之交臂。”于是，上表请留府中。每次征伐，杜如晦与房玄龄同掌帷幄机密，二人出谋定策，秦府僚属莫不叹服。天下平定之后，杜如晦被任命为陕东道大行台比部郎中，房玄龄为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杜如晦封爵建平县男，兼任文学馆学士，李世民还让学士褚亮写赞词说：“建平文雅，休有光烈。怀忠履义，身立名扬。”

李世民继位之后，杜如晦封爵蔡国公，食邑三千户，别食益州一千三百户。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时，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并摄吏部尚书之事。房玄龄、杜如晦两人执掌朝政之后，引荐贤士，罢黜不肖主人，人人各得其所，一时间朝中为之肃然。尽管这样，房玄龄、杜如晦的做法也遭到个别人的非议，监察御史陈师合就是反对者之一。他写了一篇名为《拔士论》的奏疏，指出一人不可身兼数职，意在讽刺杜如晦。唐太宗看后大怒，呵斥陈师合说：“房玄龄、杜如晦非以故旧勋臣而进，只因他们的才能能够治天下，所以朕委之以重任。你出如此言论意欲离间我君臣也，实在可恶！”于是，陈师合被贬到岭南荒蛮之地。

房玄龄、杜如晦二人为相之时，适值天下新定，朝中的典章制度都由他们二人讨论裁定。唐太宗每次与房玄龄商议大事时，房玄龄必说：“非如晦莫能筹之！”等杜如晦来到之后，房玄龄所出计谋则得到采用。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房玄龄长于谋略，而杜如晦善于断事，二人取长补短，共同辅政，从而相得益彰。当时人们议论天下良相，必云“房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