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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唐文宗武宗时代（第2页）

这时，京兆少尹罗立言率京兆逻卒三百余人从东边杀来，御史中丞李孝本带御史台从人二百余从西边冲来，两方与金吾兵会合，杀死宦官数十人。李训仍抓住文宗乘辇不放，一直拖到宣政门，被宦者郗志荣击倒在地，帝辇进入东上阁，宦者关闭了阁门。一场搏斗就此结束了。

李训见事难以成功，遂脱下紫服，穿上从吏的绿衫，走马而出。他在道上扬言说：“我何罪而窜谪！”因此无人怀疑与阻拦他。在李训出逃的同时，仇士良指挥宦官率禁兵千余人，对在京师的公卿百官与吏卒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中书、门下两省及没有逃走的金吾士卒被杀死六百多人，皇宫内“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宰相舒元舆等也被逮捕下狱，遭到严刑拷打，被逼自诬谋反。李训家被劫掠一空，京城的无赖们也趁火打劫，整个长安鸡犬不宁，京师被搅得天翻地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李训出离京城后，投奔终南山僧人宗密。宗密与李训有旧交，欲给他剃发为僧，但众僧徒不同意，李训只得离开山寺，在奔往凤翔的途中，被盩屋镇遏使宗楚所擒获，械送京师。押送到昆明池的时候，李训怕被送到神策军中受到酷刑折磨，最后一次施展了他的滔滔口才，成功地说服押送者，斩下他的首级送往神策军。之后，宰相王涯等与甘露之变毫无关系的人也都被杀，死者达几千人。

“甘露之变”是一场失败的反击。反击之所以失败，表明在这之前的宦官势力已到了难以消除的程度。反击失败之后，宦官势力加速膨胀。纵观有唐一代，宦官为祸之烈，超过了秦汉时期。

有唐一代的宦官专权，给社会带来种种危害。宦官内部的分化与火并，更加剧了朝政的腐败。而宦官监军与掌军，在客观上，又加速了唐王朝在与藩镇斗争中的彻底失败。唐朝宦官为害之烈是空前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与其他朝代相似的方面，又有唐朝独特的某些方面。归根结蒂，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不治之症。

李炎

谥号：至道昭肃孝皇帝

庙号：武宗

在位：840年～846年（6年）

即位风波

武宗李炎，原名李瀍，是唐朝第十五位皇帝。穆宗李恒第五子、文宗之弟，长庆元年（821）三月受封为颖王，与诸王同住宫外的十六宅。

文宗兢兢业业勤于理政，但就在册立皇太子的问题上一波三折，颇不顺利。在曾被立为太子的鲁王李永无疾暴死后，文宗打算立他的异母弟安王李溶为接班人，但在宰相李珏的劝说下，又改立了敬宗第六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文宗病重之际，下令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和宰相杨嗣复、李珏奉太子监国。但是掌握神策军大权的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弘志认为太子即位自己没有尺寸之功，将来一定会受到排挤。所以他们联合趁机发难，称李成美身体患病，不当担此大任。他们以神策军为后盾，很快便将李珏等人的抗争镇压下去了。于是，仇士良伪造了文宗的诏令，册立颖王李瀍为皇太弟，派神策军赴十六王宅迎请颖王即位。

据《唐阙史》记载，当时安王李溶和颖王李瀍都极受文宗喜欢，但还是决定立安王李溶为太子。由于当时情形混乱，神策军来到十六王宅时，却连要迎接哪位亲王都没弄清楚，随后匆忙赶来的宦官连忙大喊：“迎接大的！迎接大的！”，意思是安王年长于颖王，应该迎接安王李溶。安王和颖王都听到了外边的喧哗，但是他们在没有最终确定之前都不敢贸然行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颖王妃王夫人起了决定性作用。她本是邯郸歌舞妓女，地位卑贱、无所顾忌，遇大事机敏而有胆略，她从容地走到议论纷纷的神策军将士和宦官面前，大声说：“你们所说的’大的‘就是颖王殿下。颖王身材魁伟，当今皇帝都称他为’大王‘，颖王与你们仇中尉还是生死之交，这等大事，你们可要谨慎，一旦出错是要满门抄斩的！”接着把隐藏在屏风后边窥视的颖王李瀍推出来。众人听了夫人的话确信无疑，就拥颖王上马，护送至少阳院。后来宦官发现迎错了人时已反悔不急，只好将错就错，册立颖王为皇太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否认这种看法，认为皇位继承不可能出现这么荒谬的事情。但是无风不起浪，这件记载反映了在宦官操纵下皇位继承的混乱性。几天后，文宗病逝，李瀍即位，改名李炎，即唐武宗。

武宗身材高大，性情豪爽，他即位这年，已是27岁。多年来他笃信道教，周围经常有一批道士相往来，比起纯粹生长在深宫中的王子来说，他多了一些观察社会的机会。旧唐书评价唐武宗“能雄谋勇断，振已去之威权；运策励精，拔非常之俊杰……戎车既驾，乱略底宁，纪律再张，声名复振，足以章武出师之迹，继元和戡乱之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即位前的唐武宗∶”沈毅有断，喜愠不形于色。与安王溶皆素为上所厚，异于诸王。“翻译性情深沉而刚毅，处理问题十分果断，喜怒不形于色。他和安王李溶，都向来为文宗所厚爱，而区别于其他皇子诸王。

他读书虽然不如文宗，但是他更能知人善任，而且也似乎少了一些书生意气和迂腐，能够面对现实，很多时候他敢于向宰相当面认错，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李德裕提倡”政归中书“等政策，在李德裕执政下，国家渐渐回复元气，被称为会昌中兴。

平叛泽潞

唐朝的藩镇割据在宪宗朝曾经出现过缓和的局面，但穆宗和文宗在藩镇问题上处理不当，各地独立倾向又一度增强。在藩镇内部，节度使自为留后、上表逼迫朝廷承认既成事实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

解决党争和宦官问题后，中央出现了较大的统一性，武宗和李德裕准备对藩镇采取强硬措施。尤其是在李德裕巧妙利用幽州诸将不和、任命效忠中央的大将张仲武为幽州最高统帅后，更加坚定了武宗消除藩镇割据的信心。就在这时，泽潞藩镇出现了叛乱。

泽潞藩镇离关中腹地较近，是刘悟、刘从谏、刘稹祖孙三代苦心经营的王国，从刘悟开始独立倾向就比较明显，他们希望能像河北藩镇那样不受中央节制，自为留后。会昌三年（843），刘从谏临终前私自以其侄子刘稹为留后，令大将王协、刘武德、郭谊等辅佐刘稹，拥兵反抗朝廷。刘从谏死后，刘稹密不发丧，对外封锁消息，朝廷派出三批使者才得知刘从谏已死的确切消息。刘武德率万余人胁迫监军崔士康游说使臣，请求朝廷仿效河北藩镇的先例，任命刘稹为留后。朝廷内部一阵恐慌，大多数大臣主张答应刘稹，只有李德裕主张讨伐。他认为泽潞离京城较近，一旦独立对长安是一种威胁。刘稹之所以敢于发难，是寄希望河北三镇举旗响应。如果朝廷晓谕各州，朝廷发兵平定泽潞，作战区域只以潞州为中心，泽潞所属邢州、沼州、磁州，委托成德、魏博二藩镇攻取。同时在平定泽潞后所有将士论功行赏，这样刘稹就会被彻底孤立，很快就会被朝廷军队打败。

武宗支持李德裕的主张，立即命令李德裕起草《讨刘稹制》，下诏削夺刘从谏和刘稹官职，同时任命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为泽、潞南面节度使，与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河阳节度使王茂元等合力讨伐刘稹。随后又调遣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任晋绛节度使，配合各路兵马。李德裕以朝廷名义承认各地藩镇在战争中的既得利益，解决了各地藩镇互相推诿，保存自身实力、不愿冒险出战的问题。参战宫军也都迅猛向前，进展十分顺利。

很快，刘稹的心腹将领高文端投降，大大加快了刘稹的失败。高文端给朝廷提供了一系列关于刘稹军队的情报，李德裕抓住时机紧急部署，连续攻下两个关寨。接下来，官军与叛军对峙在山东三州，即邢州、沼州、磁州三州，这一地区是泽潞藩镇的主要财富来源。三州守将之间矛盾重重，不能统一步伐。士兵们面对魏博节度使何宏敬的强大攻势，也是人人自危，普遍产生了投降情绪。很快邢州刺史崔嘏、沼州守将王钊、磁州守将安玉相继倒戈，投降的消息传到泽、潞二州，叛军内部分崩离析。会昌四年（844），刘稹的亲信、潞州大将郭谊等杀死刘稹，诛戮刘氏宗族，迎接讨伐军进城。至此，历时十三个月的泽潞叛乱彻底平定，收复了五州三十一县。

泽潞叛乱的平定，说明了武宗在李德裕的支持下，对藩镇的独立倾向采取了毫不姑息、坚决平叛的措施。不仅消灭了刘稹的割据势力，还通过平叛战争对独立已久的河北藩镇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从而有利于唐朝加强对河北藩镇的控制。

武宗灭佛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四次较大的灭佛事件，即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这四次灭佛事件，有三次是发生在国家分裂时期，只有武宗灭佛发生在大一统时期。抑制佛教是武宗朝一贯执行的基本国策，这次灭佛是中央皇权和地方大臣联合绞杀的过程，从程度和范围上较之其它几次对佛教的打击更大。因此，在佛教史上被称为”会昌法难“。

会昌灭佛是李德裕和唐武宗共同的杰作，可以说，唐朝经济的中兴与灭佛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李德裕一贯反对佛教的蠹政害民。早在长庆四年（824）十二月，就极力反对滥度人口为僧尼。徐泗观察使王智兴借口给敬宗祝贺诞辰，获敬宗恩准，于泗州置戒坛，度僧求福。自宪宗元和以来，已敕禁度人为僧尼，此禁一开，人们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江、淮地区来的人最多，只要交二千钱，即可落发为僧尼。其实王智兴以为天子求福为名，自己从中牟取厚利是实。李德裕知道后，立即奏状以论其奸：“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人落发，意欲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以来，落发者无虑数万。访泗州坛次，凡髡夫到，人纳二千，给牒即回，别无法事。”他进一步指出，“若不特行禁止，比至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六十万丁”。状奏朝廷，敬宗下诏禁止。此后不久，僧人又谣传毫州出现了“圣水”，说病人喝了即病愈。江南一带去求取“圣水”的人络绎不绝，甚至壅塞了道路。平均每二三十家都雇一人去取，一斗水卖钱三千，坑害了不少人。李德裕一面在关津设卡，劝阻制止去取“圣水”的人群，一面奏状朝廷，认为此事“本因妖僧诳惑，狡计丐钱。昨点两浙、福建百姓，渡江日三五千人。臣于蒜山已加捉搦，若不绝其根本，绝无益于黎甿”。并向朝廷建议，“下本道观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绝妖源”。时裴度任辅相，闻状后下令填塞所谓圣水，从而打击了“妖僧诳惑，狡计丐钱”的不法行为。到了会昌年间，李德裕位居宰辅，倍受武宗亲重，因此，君臣协力，大力禁断佛教。

李德裕辅政不久，就逐渐开始了禁佛。从会昌元年，因李德裕等人的奏请，先后沙汰了部分僧尼，拆毁了天下小寺山房、兰若等，对僧尼的一些活动也进行种种限制。会昌二年，曾下令发遣“保外无名僧”，不许置“童子沙弥’，并令原是”杂工巧“和不修戒行的僧尼还俗；同时，还下令不许僧尼无限止地占有奴婢，规定僧限留奴一人，尼留婢二人。会昌三年，废除了摩尼寺，杀摩尼师，财产没入官府。会昌四年，下令各寺院禁供奉佛牙，并拆毁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和村邑斋堂，凡所拆毁寺院的僧尼一律勒令还俗，送归原籍等等。到会昌五年（845），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根据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3000余人还俗。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

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统自尽；景僧，祅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

后来唐武宗因为服食丹药于会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即改名之后的12天，宫中就传出了武宗驾崩的消息。他的妃子王氏殉节自缢而死。武宗成为太宗、宪宗、穆宗之后，又一位因为服食仙丹妙药而死的皇帝。

武宗灭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主要原因是当时佛教的势力非常强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说，佛教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要大，寺院不纳税，对国家财务是一个重大损失。同时僧人过多亦会影响生产活动，造成田荒民饥等后果，影响国家稳定。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击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