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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唐昭宗景宗时代（第2页）

与此同时，朱温、李匡威、赫连铎三人上书表示李克用不除，终是国患，因此要继续攻打李克用。昭宗接到奏章后，更是喜上加喜，如果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昭宗心头也有一些不安，毕竟李克用在黄巢起义中为唐王室立下了赫赫战功，现在趁着李克用新败去讨伐，从情理上说不过去。更重要的是，朱温、李匡威、赫连铎的军队能否再次打败李克用还是个疑问。万一胜利了，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昭宗感到事情难以决断，便召开殿前会议，令三省及御史台四品以上官员讨论此事，没想到除了几个大臣同意以外，绝大部分大臣都反对。最终昭宗还是决定下诏讨伐李克用。他任命宰相张浚为行营都招讨，又任命几个节度使为招讨使，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讨伐联盟，择日向李克用所在的领地出发。

李克用认为张浚所率领的中央禁军是乌合之众，不足为虑；朱温虽然实力强劲，但由于领地四周敌人众多，无法全力进攻，对自己尚不能构成重大威胁；只有李匡威、赫连铎所率领的军队才是自己的真正对手。于是，他派遣少部人马去对付张浚和朱温，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抵御李匡威和赫连铎。张浚率领中央禁军，一心只想为朝廷多占些土地，生怕被同行的几个节度使抢去，于是不顾实力的弱小，一味向前，正好遇到了号称河东第一猛将的李存孝。李存孝虽然带的军队不多，但是面对十倍于自己的官兵却毫不惊慌，他设计诱使张浚的前锋中了自己的埋伏，轻易地活捉了张浚的前锋官。

张浚军的失利，大大挫伤了联军的士气。朱温的军队也没什么进展，反而吃了几个败仗。李匡威和赫连铎虽然开始时还算顺利，但当李克用率领主力部队赶到后就难以抵挡了，接连吃了败仗。李匡威和赫连铎狼狈逃走，人马损失一万多，连李匡威的儿子和赫连铎的女婿都成了李克用的俘虏。在打败李匡威和赫连铎后，李克用率领大军掉头杀向张浚，轻松地击溃了张浚的军队，河东战役到此告一段落。

昭宗面对这种结局，心中懊恼自己的判断失误，沮丧的是自己即位后所做的削藩努力通通付之东流，伤心的是自己组建的禁军在这一战中损失殆尽。他非常恐惧李克用以武力相威胁，为了平息李克用的怒火，昭宗罢免了当初赞成出兵的官员。

西川之役与河东之役是昭宗即位后进行的两次削藩战争，但是结果却与当初设想的大相径庭：西川之役虽然最终消灭了田令孜，但是却最终失去了西川，让王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河东之役虽然确实削弱了李克用，但是自己辛辛苦苦创建的中央禁军折损大半。朱温则坐收渔翁之利，助讨本身就提高了他的声望，李克用被削弱也解除了对其领地的威胁，使朱温得以集中精力去消灭四周的势力。从此朱温的实力一天天壮大起来，昭宗间接上帮助朱温成为了中原霸主，为唐朝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这次失败使昭宗的威望损失殆尽，逐渐沦落为诸侯们随意侮辱的对象。在这以后，又有一些诸侯领兵进入长安，威胁昭宗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宦官势力虽然暂时受到打击，但是仍然不甘心失败，继续同昭宗争夺权力。昭宗也认识到局势已非自己所能控制，自己能做的就是在各个强藩之间穿针引线，尽力保持一种相对平衡的局面来延缓唐朝的衰亡。

昭宗在位的十六年间，一直在为解决困扰朝廷的两大难题--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而努力，当时一位宰相就曾说昭宗“内受制于家奴，外受制于藩镇”。昭宗励精图治，希望能够恢复大唐的盛世局面，无奈主观意愿被无情的客观事实所限制，他面临的局面已经使他的满腔热情无用武之地。由于长安尚在昭宗的掌握之中，对于翦除宦官还算顺手。

但对藩镇割据，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强大的军事实力来改变状况，可这正是昭宗所缺少的，因此昭宗只能实施一种平衡政策，即不允许任何一股势力强大起来。所以他将杨复恭赶跑到山南西道，却不允许李茂贞去攻打山南；自己屡次遭到关中几股势力的欺凌，但是当李克用率大军赶来时，却又不许他进攻。尽管这样，朱温还是逐步铲除河南群雄、大败李克用，成为中原霸主。到此，大唐的江山以及昭宗的身家性命也就不保了。

纵观昭宗的一生，他颇想有番作为，但是事与愿违，大唐事实上早已经支离破碎，任何一个手中有些兵力的藩镇几乎都能随心所欲地置大唐于死地。昭宗所做的，只是勉强使大唐多存在了几年而已。

李柷

谥号：昭宣光烈孝皇帝

庙号：后唐时议庙号为景宗

在位：904年～907年（3年）

白马之变

天祐二年（公元905）六月，朱全忠在亲信李振和朝廷宰相柳璨的鼓动下，将裴枢、独孤损、崔远等朝廷衣冠之流三十多人集中到黄河边的白马驿全部杀死，投尸于河，制造了惊人的“白马之变”。

李振多年参加进士科考试总是不中，对裴枢等人怀有切肤之痛。他对朱全忠道：“这些人常自谓清流，现在投入黄河，就变成浊流了。”朱全忠大笑，这实际上扫除了他篡位过程中的一大障碍。朱全忠对读书人怀有天然的敌意，这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朱全忠曾率手下路过一棵大柳树，在树下歇脚时，他自言自语：“这柳树可以做车毂。”手下无人应答，树下几个读书人模样的游客却附和他：“确实可以做车毂。”未成想，朱全忠勃然大怒，厉声说道：“书生辈好顺口玩人，都是你五代十国文官俑们这个样子。做车毂要用夹榆木，岂可使用柳木！”回头对手下道：“你们还等什么？”竟将附和他的几个人痛打致死。

天祐二年（公元905）十二月，朱全忠借故处死了枢密使蒋玄晖，又借口“玄晖私侍积善宫皇太后何氏，又与柳璨、张廷范为盟誓，求兴唐祚”，将哀帝母后何氏杀死，并废黜为庶人。不久，宰相柳璨被贬赐死，其弟兄也被全部处死。太常卿张廷范被五马分尸，其同伙被除名赐死者若干。朱全忠已是生杀予夺，大权在握了。

中国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被称作是士族制的时代。诸多知识分子在经过多年的努力后，在中原形成了一个以炫耀家世、门第为特征的所谓士族门阀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上都非常优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势力的扩大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到了皇帝的权力。为了排挤这一特权阶级、加强皇权，从隋朝开始，皇帝实行了以科举考试的办法来选拔任用官吏的尝试。这种方法的确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士族制度依旧存在，他们把持着一个朝代最重要的部门，也提携着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人才”。

这些人自诩门第高贵，是清流，对出身卑微者则蔑视为浊流。这样一来，虽然有的人具备卓越才能，但因为出身门第不高，只好久居人下，从而使一般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自然，他们对所谓“清流”的高级官僚的憎恨也就越来越强烈了。

事实上，我们从隋唐的历史来看，如果不是士族阶层不怕死似的排斥着一般知识分子，他们的终点肯定不是在黄河。整个隋唐时代，他们的确为中国的官方文化创造了一般知识分子不可以也不可能创造的价值。自有中国以来，“文化”一词就是上等知识分子的事情。他们垄断着知识界--让一般知识分子在门外长叹与愤恨本无可厚非，但是，他们错误地把这种垄断延伸到了权力上来，那就是末日了。

唐朝末年，杀进长安的黄巢就是一名怎么也考不中举人的书生。从此人后来的所作所为看，他考不中并不是清流人士搞的鬼，问题出在他自己身上。

和他一样，许多出身一般的知识分子都把自己的能力忽略不计，而在士族特权阶层的客观问题上寻找原因。

如他们所愿，他们找到了。

李振、张策就是这样的人，当时的宰相柳璨虽然能进入权力中枢，但并不能融进清流人士圈里。这三个人的愤恨可想而知。当你总想得到一种东西而却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时候，这种愤怒就会让你疯狂。

既然不能得到它，就要毁掉它，这是一些中国人历来做事的指导方针。而给了他们这个机会的就是清流人士裴枢。

张廷范这个人是否有能力任太常卿，裴枢并没有考虑。当初，他回绝朱温的理由是那么的简单又那么的直接。“挟天子”的朱温在这位宰相眼里肯定是一个小丑，并且还是个不要脸的小丑。朱温一提要自己的人来任太常卿，他立即想到的是此人有安插亲信的嫌疑。于是，他一口回绝，理由就是：这个位置的人应该是这样的，绝对不能是那样的。

可他不明白，在敢和皇帝叫板的武臣面前，他一个文人所说的理由是多么的苍白无力。于是，他用清流人士的立场与坚贞给了一般知识分子摧毁他们的借口。

从这点可以看出，裴枢并不是唐朝的维护者。他只是士族制度的维护者，为了一个“清流”之名而毁掉了整个唐朝，值不值得，观者一目了然。

但也正因为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他才是裴枢，才是清流。正如后人所言，清流是能发表意见也敢发表强烈意见的人。在任何时候，他们都站在第一线上，跟向他们挑战的人作坚决的斗争。即使他们明知道自己的斗争必然失败，也不会妥协和更改。

可也正因为这样，往往许多事情都是他们咎由自取。坚持一种自认为是真理的原则本没有错，但他们太看重自己的原则了，以至于在这种原则下，一切事情都显得不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