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与其接壤的西夏和金两个政权成为征服的对象。西夏是党项羌贵族建立的政权,唐代时,拓跋思恭曾任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境内)节度使,封为“夏国公”。1038年,李元昊称帝,定国号为“大夏”,自称“白上国”。宋、辽、金人都称西夏为“河西”或“唐古”,蒙古语称合申(即河西的音译)或唐兀惕。西夏有“塞上江南”之称,是一个农耕国家,农业发达,河西走廊和河套一带畜牧业繁盛,疆域东至黄河,包括河套(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地区,西至玉门关,南至兰州,北接大漠,都城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在宋与辽、金南北对峙时期,一直割据西北一隅。其境内主要有党项、汉、吐蕃、回鹘等民族,军队有六七十万人。
1205年,成吉思汗以西夏收容其仇人克烈部王罕之子桑昆为借口发兵侵扰西夏边境。1207年,又以西夏不肯称臣纳贡,攻破西夏斡罗孩城(兀剌海,在阿拉善右旗境内)。1209年,蒙军再次入侵西夏,攻下克夷门(今贺兰山山口),进围兴庆府。西夏襄宗李安全纳女请和,蒙古军撤走。西夏改都城为中兴府。蒙古在征伐金朝的战争中,不断征调西夏军从征,消耗了西夏大量人力、物力,逐渐引起朝野上下的不满。1218年,成吉思汗决定西征,命西夏派兵从征,西夏朝中抗蒙派强烈抗议,故没有出兵。成吉思汗遂派一支军队突然袭击中兴府,西夏神宗遵顼逃至西凉府(今计肃武威),遣人求降。后来,成吉思汗西征期间,大将木华黎又不断征调西夏军队征伐金朝。由于西夏抗蒙派在朝廷又占据上风,于是,西夏献宗李德旺决定联金抗蒙,于1224年与金朝议和。成吉思汗闻讯,即密令木华黎之子南征军统帅孛鲁率军攻西夏,孛鲁率军攻破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夏军伤亡惨重。
到了郊外,成吉思汗命令部众就地设围,他亲自行猎。突然,一只野猪跑到成吉思汗的鬃马前,马受惊,成吉思汗被掀翻马下。部将赶忙救护,扶起成吉思汗,换了一匹马。成吉思汗感到头昏目眩,神志不安,就下令罢猎,扎驻军营。当晚,成吉思汗就患起寒热病来。
次日清早,也遂皇后担心大汗的身体吃不消,就对众将说:“昨夜大汗患病,南征之事是不是暂停为好!”众将一合计,觉得也遂皇后的主意不错,暂停南征西夏,让大汗好好养养病,便去告诉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说:“如果西夏知道我停止南征,一定会认为我是害怕了。我先在这里养病,遣使到西夏责问他们不送质子、拒绝派兵从征之故,看他们怎么说?”
此时,西夏襄宗李安全早已去世,神宗遵顼继位,再传位次子李德旺。蒙古使臣来到西夏后,对西夏献宗李德旺说:“先前你同我约定,情愿归降。我军出征西域时,让你派兵,你却不来,而且还收留王罕余众,你可知罪?”德旺昏庸无能,面对使臣的诘问,已吓得战栗不已,而德旺旁边闪出一人,大声说:“这一切都是我主使的!想与我厮杀,就请到贺兰山来战;要金银缎匹,就到西凉来取,多余的话就不要说了,快快滚回去!”此人就是阿沙敢钵。
使臣回报,成吉思汗大怒,立即下令大军前往贺兰山。众将都来谏阻,成吉思汗呵道:“他们说这般大话,你们叫我如何回去?我就是死了,魂灵也要前去责问他,更何况我还未死!”便带病上马。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到达贺兰山前,西夏兵已扎在山麓,领兵的头目就是说大话的阿沙敢钵。阿沙敢钵见蒙古军来了,立刻率众下山,先打头阵。然而,蒙古兵岿然不动,只击射西夏军,阿沙敢钵只得退回。等阿沙敢钵再次冲阵时,蒙古兵仍旧用箭射击。直到第三次冲突,蒙古军才千军万马一起杀来。西夏军士气已哀,而蒙古军气势正盛,如潮水般涌来。阿沙敢钵无计可施,率军狼狈逃上山寨。蒙古军奋力上山,杀入寨中,杀死阿沙敢钵部下一大半,阿沙敢钵落荒而逃。蒙古军占了贺兰山,攻下甘州、肃州、沙州及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西夏献宗李德旺忧惧而死,其侄南平王李【目见】继位。
成吉思汗率军继续攻打西凉府与绰罗和拉等县,在灵州城(今宁夏宁武)大败西夏军。1227年春,蒙古军又破临洮府,攻占洮河、西宁,进攻德顺。西夏节度使马肩龙坐镇德顺城,以9000乡兵守御,开城出战,与蒙古兵酣战三日,不分胜负。他派人报知西夏幼主李【目见】,请求支援,李【目见】未派援军,马肩龙守城不住,城破自刎。成吉思汗又进围中兴府,因一时难以攻克,只留少量人马继续围困,便到六盘山避暑。1227年6月,中兴府在被围半年后,因城中粮尽,军民多患病,又遇强震,宫室均被震塌,李【目见】只好投降,请求缓一个月再献城。7月,成吉思汗在六盘山避暑期间,不幸染上斑疹伤寒,病情日益严重,终于气息奄奄,病逝于度夏之地六盘山,时年66岁。李【目见】出城投降,并不知成吉思汗已死,就被蒙古将领说是遵成吉思汗遗命杀死。蒙古兵又入城大肆屠杀西夏军民,西夏亡。
成吉思汗的灵柩在从六盘山返回漠北的途中,为了不走漏消息,沿途遇到的人一一杀死,许多无辜的百姓被杀害。成吉思汗的遗体埋葬在克鲁伦、鄂尔浑、土拉三河的发源地肯特山的山谷里。坐落在内蒙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甘德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是一座衣冠冢,它历经多次迁移,直到1954年才由湟中县的塔尔寺迁回伊金霍洛旗。由于蒙古族盛行“密葬”,真正的成吉思汗陵究竟在何处,至今仍是一个谜。
耶律楚材的西域诗篇
耶律楚材(1190年~1244年),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人,辽朝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后裔。他的父亲耶律履博学多才,在金朝历任礼部尚书、参知政事、尚书右丞等职。耶律楚材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从小博览群书,精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术之说,信奉佛教。
1206年,耶律楚材出仕金朝为官,历任省掾、开州同知、左右司员外郎。1215年5月,蒙古军攻下中都,耶律楚材成为俘虏。成吉思汗听说耶律楚材很有才能,特意召见他,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做事,并戏称他为“美髯之人”。1218年,他应成吉思汗之召,前往漠北。1219年,追随成吉思汗西征,在寻思干、蒲华(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停留过,以征伐、治国、安民之道,屡立奇功,备受器重。1224年东返。1226—1227年随军出征西夏,谏言禁止州郡官吏擅自征发杀戮,使贪暴之风有所收敛。耶律楚材的才能逐渐得到了成吉思汗的欣赏和重用,成吉思汗曾指着耶律楚材对自己的继承人窝阔台讲:“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
耶律楚才不愧为“治天下匠”,窝阔台汗即位后,耶律楚材受到重用,完备了礼乐制度、改革军事制度、改掉了蒙古人的一些不文明的陋习、制定了初步法令、建立赋税制度、倡导儒学、恢复科举考试,为整顿中原的社会秩序、恢复生产、保护士人和文化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也为后来忽必烈建立元朝奠定了基础。
耶律楚材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著名的文学家,在文化艺术方面也高度修养,并做出多种贡献。他多才多艺,是我国提出经度概念的第一人,编有《西征庚午元历》;主持修订了《大明历》;勤于著述,著有《湛然居士文集》共14卷。
耶律楚材在西征途中被高山大川的奇异景色所倾倒,在闾居河时,写下了《过闾居河四首》其一“河冰春尽水无声,靠岸钩鱼羡击冰。乍远南州如梦蝶,暂游北海若飞鹏。隋堤柳絮风何处?越岭梅花信莫凭。试暂停鞭望西北,迎风羸马不堪乘。”在金山时,写下了《过金山和人韵三绝》:“金山前畔水西流,一片晴山万里秋。萝月团团上东嶂,翠屏高挂水晶球。金山万壑斗声清,山色空蒙弄晚晴。我爱长天汉家月,照人依旧一轮明。”阴山雄奇秀美的景色给耶律楚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留下了多首《过阴山和人韵》,其之三写道:“八月阴山雪满沙,清光凝目眩生花。插天绝壁喷晴月,擎海层峦吸翠霞。松桧丛中疏吠亩,藤萝深处有人家。横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百里镜湖山顶山,旦暮云烟浮气象。山南山北多幽绝,几派飞泉练千丈。大河西注波无穷,千岩万壑皆会同。”描绘了赛里木湖、果子沟、伊犁河的壮丽风光。
蒙古军过阴山后攻下了花剌子模国的新都寻思干、蒲华等处,耶律楚材未随大军继续南下,而是留在寻思干、蒲华,专注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写下了《西域河中十咏》、《赠蒲察元帅七首》、《河中春游有感》等著名的诗篇。
记录西域风俗的诗篇有:《西域河中十咏》中的“寂寞河中府,西流绿水倾。冲风磨旧麦(西人作磨,风动机轴以磨麦),悬碓杵新粳(西人皆悬杵以舂)。春月花浑谢,冬天草再生。优游聊卒岁,更不望归程。”“寂寞河中府,西来亦偶然。每春忘旧闰,随月出新年(西人不计闰,以十二月为岁)。强策浑心竹,难穿无眼钱。异同无定据,俯仰且随缘。”“寂寞河中府,声名昔日闻。城隍连畎亩,市井半丘坟。食饭秤斤卖,金银用麦分。生民怨来后,箪食谒吾君。”以及《赠蒲察元帅七首》其五:“筵前且尽主人心,明烛厌厌饮夜深。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轻分茶浪飞香雪,旋擘橙杯破软金。五夜欢心犹未已,从教斜月下疎林。”等等。
记录西域物产的诗篇有:《赠蒲察元帅七首》其一“忙唤贤姬寻器皿,更呼辽客奏筝竹秦。葡萄架底葡萄酒,杷榄花前杷榄仁。酒酽花繁正如许,莫教辜负锦城春。”其三“主人知我怯金觞,特为先生一改堂。细切黄橙调蜜煎,重罗白饼糁糖霜。几盘绿橘分金缕,一椀清茶点玉香。明日辞君向东去,这些风味几时忘。”其七“闲乘羸马过蒲华,又到西阳太守家。玛瑙瓶中簪乱锦,琉璃钟裏泛流霞。品尝春色批金橘,受用秋香割木瓜。此日幽欢非易得,何妨终老住流沙。”等等。
耶律楚材东返以后,对这一段西征行程仍念念不忘,在《怀古韵一百韵寄张敏之》、《赠高善长一百韵》等诗篇中对这段西征之行加以记述。如在《赠高善长一百韵》中写道:“一住十余年,物我皆相忘。”说明他十分留恋这段生活经历。
耶律楚材记录他的西域行程的传世作品还有《西游录》上下两卷,记述了西征的随军见闻,是研究蒙元帝国时期中亚历史、地理、习俗的珍贵资料,可和他的西域诗篇相互参证。上卷千余字,记录作者从永安(燕京西郊,今北京香山一带)出发,取道漠北,然后随军西征的经过。由于作者曾久居寻思干,故上卷详细介绍了寻思干位置、名称由来、物产、环境、居民习俗等诸多方面。下卷字数较多,通过主、客问答的形式,叙述丘处机西行的经过、在西域的活动,揭露和批评了丘处机东归后借着成吉思汗的名义壮大全真教声势,压制佛教的情况。
耶律楚材辅佐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近30年,窝阔台汗晚年,耶律楚材就已逐渐失去信任,被剥夺权力。窝阔台去世后,皇后脱列哥那摄政,耶律楚材不再被重用。1244年,耶律楚材因心力交瘁,病故于蒙古帝国首都和林,享年55岁。耶律楚材逝世的消息传出后,举国悲哀,人们都如丧考妣般痛哭不已,凭吊着这位功勋卓著的契丹族政治家。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遵照耶律楚材的遗愿,将他的遗骸移葬于玉泉以东的瓮山(今北京颐和园的万寿山)。元文宗时,追封耶律楚材为广宁王,谥文正。
丘处机劝谏成吉思汗
丘处机(1148年~1227年),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今属山东)人,早年师从全真道教的创始人王重阳,在王重阳之后,他先后在陕西磻溪与龙门苦修13年,名声渐著,成为全真道教的领袖。王重阳在山东传教期间,曾在当地先后招收了马钰(丹阳子)、谭处瑞(长真子)、丘处机(长春子)、刘处玄(长生子)、王处一(玉阳子)、郝大通(广宁子)、孙不二(清净散人)七大弟子,被后世誉为“七真”。丘处机是“七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金代,北方先后兴起了太一教、大道教与全真教三支影响较大的新道教,其中以成立时间最晚的全真教势力最大。蒙古入主中原后,全真教成为中原最大的道教团体,其规模和影响远大于太一教和大道教,在当时社会上影响深远,成为北方宗教团体中最早受蒙古统治者青睐的一支。
成吉思汗虽然征服了许多民族,统一蒙古草原,但要统治被征服的各民族,除了依靠武力镇压外,还必须借助宗教来征服人心,达到统治的目的。成吉思汗看到丘处机统领的全真教,在中原人民中有很大影响,就极力拉拢。1219年,成吉思汗派遣侍臣刘仲禄到莱州,邀请丘处机去西域相见。丘处机对时局权衡利弊后,觉得金与南宋皆不足恃,对二者来召拒不赴命,决定接受蒙古使臣刘仲禄的邀请。1220年春,丘处机怀着劝诫成吉思汗勿杀掠、敬天爱民的目的,率领门人弟子尹志平、李志常等18人,从莱州出发,长途跋涉,不远万里,终于在1222年,与成吉思汗相见于西域,坐而论道。
已到暮年的成吉思汗看到跋涉万里前来的丘处机,非常欣慰,便高兴地问:“真人远道而来,有没有给我带来长生不老之术。”然而,丘处机如实答道:“我有可以延年益寿的养生之术,而没有长生不老之术。面对成吉思汗急于求取长生不老之术,丘处机巧妙地利用蒙古人敬天的原始习尚,将敬天与全真教内丹学说结合起来,阐述修身养性与治国保民的思想,极力劝成吉思汗不要大肆杀掠,应以敬天爱民为本,以清心寡欲为要。丘处机向成吉思汗系统地讲述了全真教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的修持大要,劝诫成吉思汗说“大汗是天子,是上天派到人间行使除凶残,去暴恶,做百姓的父母等职务的使者。我所说的修行之道,仅仅是一般人所要遵循的道理,而大汗作为帝王,更应该减声色,节嗜欲,才能确保圣体康健,生命长久。”
接着,丘处机又说:“天地创造了人类,人是自然界最可贵的生物……虽然帝王和百姓的尊卑不同,但性命都是宝贵的。大汗欲求长生不老之术,没有别的方法,唯有外修阴德,内固精神,体恤黎民百姓的疾苦,使人民得到安定。”此外,丘处机还建议成吉思汗道:“中原的先进文明,在历经战火后已残破不堪,希望大汗派遣了解当地情况、善于管理的官员,去管理中原的事务,免除当地3年赋税,使经济得以复苏,百姓休养生息。”
丘处机的劝谏使成吉思汗大为信服和赞赏,尊称丘处机为“神仙”,任命丘处机管理天下的修道者,赐其象征着大汗权威的虎符,并且在丘处机返回中原时,还让他带回了免除全真教徒差税的玺书。
1224年,丘处机回到燕京(今北京)后,凭借蒙古统治者的支持,以燕京长春宫作为全真教总部,建立平等、长春、灵宝、长生、明真、平安、消灾、万莲八会,开始大规模发展会众,一时间,发展二三万人。从此,全真教在北方各地迅速传播开来,开始步入其鼎盛阶段。
1227年7月,丘处机在燕京太极宫(今北京白云观)去世。其弟子李志常编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2卷,详细记载了丘处机会见成吉思汗的经过,以及东归后的活动。
丘处机去世后,弟子尹志平接任教主,李志常出任都道录兼领长春宫事,负责具体工作。后来,李志常由接任教主之位。尹志平和李志常当政期间,全真教在蒙古统治者的支持下,不断发展扩大,在全国各地广设宫观。
一般来说,中国历史上历次《道藏》的修纂,均为官府所为。然而,全真教在发展鼎盛时期,以一派力量重修过一部《道藏》,这在中国道教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充分体现出全真教在当时的强大实力。丘处机在世时,就有意重修《道藏》,后因无暇顾及,就把这一重任交由弟子宋德方主持。丘处机去世后的1237年,宋德方和其弟子秦志安在平阳玄都观开始修纂《道藏》。他们以藏于管州(今山西静乐)的金朝《大金玄都宝藏》为底本,又从各地搜集遗经,加以补缺、校勘、编辑,于1244全藏刊竣,称为《玄都宝藏》,全部经文总共7800余卷,比金朝《大金玄都宝藏》的6455卷多出1400多卷。《玄都宝藏》刊刻完成后,全真教遭到蒙古统治者的打击,蒙哥时代和至元十八年(1281年)《玄都宝藏》遭到焚毁,经版和多数经书被毁掉,藏经亡佚甚多。
《蒙古秘史》
《蒙古秘史》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典籍,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的历程,被中外学者誉为解读草原游牧民族的“百科全书”。由于是以蒙古人记蒙古事,真实生动,其中关于蒙古社会生活和蒙古人思想意识的刻画,对于了解历史上北方游牧文化,具有典型的意义。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此书列为世界名著。
此书是“鼠儿年七月”写毕的,究竟成书于那一年,众说不一,有1228年、1240年、1252年、1264年、1276年、1324年等说法。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个“鼠儿年”应是1240年,即窝阔台汗十二年。此书的作者没有留下名字,然而从书的主要内容来看,显然作者对成吉思汗及其家族的情况非常熟悉。
传世的《蒙古秘史》是用563个汉字(译音)拼写的蒙古语本,分为12卷本和15卷本,虽然分卷不同,然而分节都是282节。前58节记载铁木真先人的谱录,从22代传说始祖说起,直到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和母亲诃额仑,包括许多关于蒙古氏族部落起源的优美传说和实录。第59节至268节,记述铁木真“金色摇篮”、“汗父倾倒”的窘境、“日月为轮”的婚姻、“水干石碎”的家境、“五箭训子”的母育、“雏鹰被擒”的遭遇、“寻马结义”的伴当;以及“婚礼之歌”、“三次遇难”、“破镜重圆”、“巧遇英才”、“初得汗位”;包括历次征战、戎马生涯、札撒立法、巩固汗权,直到病逝为止。第269节至282节,记述的是元太宗窝阔台汗时期的历史,包括二次西征、灭金、重申“怯薛”制度、制定赋税、设立驿站等。最后一卷为窝阔台汗总结自己一生的四功四过。第282节是书后款识:鼠儿年(1240年)七月,大聚会时写于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剌勒之地。
《蒙古秘史》既是一部历史著作,又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文学作品,书中的故事、寓言、诗歌、格言、谚语、宗教信念和仪式在蒙古族中一直长期流传,对于以后的蒙古族史学和文学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由于《蒙古秘史》涉及民族的天机和隐秘,在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元代秘而不传,又因为文字变化妨碍了其在本族中的流传。
据历史学家考证,《蒙古秘史》的原始版本是用回鹘式蒙古文书写而成,具有浓厚的游牧民族的语言特色。《蒙古秘史》蒙古语原始版本早已失传,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汉字音译旁注本。《蒙古秘史》以其特有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文献价值,以及完整系统的文化价值,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持续至今的研究热潮,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秘史学”。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有不少学者从事《蒙古秘史》复原翻译的研究,以汉字音译为据,复原为蒙古畏兀儿文,然后再译成现代文字。并对书中的史实、语言、文学特色等展开多方面的探讨。
《蒙古秘史》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世袭谱册,在当时称作“金册”,珍藏于皇宫之中,由皇帝代代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率军北伐,围攻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妥懽帖睦尔仓皇出逃,仓猝中来不及携带《蒙古秘史》。朱元璋在攻占元大都后,得到了这部祖传秘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命人依据《蒙古秘史》编纂了《元史》,还令翰林侍讲火原洁、编修马懿赤黑二人将《蒙古秘史》原本翻译成汉文音译的蒙古语本。后来,《蒙古秘史》的原始版本便神秘失踪,至今都没有下落,而汉文音译的明朝版本却流传了下来。清朝时期,明朝版本的《蒙古秘史》被全书载入了《永乐大典》。清代以来,汉族译者张穆、何秋涛、叶德辉、顾广圻、钱大昕、洪钧、谢再善等在刻印、校勘、注释、翻译和研究《蒙古秘史》方面,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跋语、解说和其他研究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