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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时期（第2页）

在元代诸皇帝中，仁宗是一位受汉文化影响颇深的皇帝，他的汉学素养明显高于他之前的元代诸帝。书法至少从两宋以来就被视为中原皇帝最重要的修养之一，仁宗有《御书除官制》传世，似乎是最早掌握了书法技艺的元朝皇帝。仁宗喜欢结交和重用儒士，元人称仁宗“初未出阁，已喜接纳儒士”。即位后，仁宗“述世祖之事，弘列圣之规，尊五经，默百家，以造天下士，我朝用儒于斯为圣”。正是有了这种汉文化背景，使得仁宗施政大不同于武宗，前已述及，仁宗即位后转变施政方针，纠正武宗朝遗留的各种弊政。但仁宗本人却无法改变元朝政治体制以蒙古法为内核的现状。他即位伊始便进行的改革，效果并不显著，在执政后期，他甚至还有所倒退。（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

即位前，仁宗身边已聚集大批的儒士和受汉文化影响颇深的色目人。即位后，仁宗重用儒士，这些潜邸旧臣纷纷得到重用，这与武宗朝儒士基本上被排挤在国家统治中枢之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仁宗曾对群臣讲：“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仁宗掌权伊始，至大四年正月，首先任命自己的老师，汉族儒士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同时诏谕中书省大臣说，翰林院、国史院的儒臣由他本人亲自选用，中书省不要介入。人们都言御史台责任重大，而他却认为国史院更为重要，因为御史台“是一时公论，国史院实万世公论”。至大四年闰七月丁卯，中书省平章政事完泽、李孟等奏言，今天任用的儒士年老日衰，望征集天下有才能的儒士擢任国子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这样可以激励儒士为国家效力。对此仁宗十分赞同，下令自今不受朝廷选官资历、品级的限制，对那些贤能的儒士，即便是普通百姓，也要加以重用。（《元史》卷一百七十五《李孟传》）

不仅如此，仁宗还特别注重儒学的传播。元代国子学主要是培养蒙古贵族子弟的学校，国子生的教育实际上关系到将来蒙元帝国的整个政治文化倾向。至大四年夏四月辛酉，仁宗敕命，国子监儒学老师的选用，只要是贤能之人，不受品级的限制，“虽布衣亦选用”。二月又曾命中书平章李孟领国子监学，谕之日：“学校人材所自出，卿等宜数诣国学课试诸生，勉其德业。”七月，仁宗又诏谕中书省臣说，当年世祖皇帝就十分重视国子学，如平章政事不忽木等皆是蒙古人，均在国子学中受教成才，“朕今亲定国子生额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经者，以次补伴读，著为定式”。至大四年十二月乙未，仁宗又命李孟整饬国子监学。延佑二年八月，元廷增国子生百员，岁贡伴读四员。除李孟外，仁宗朝中书省平章政事张硅、参知政事许思敬、参知政事赵世延均统领过国子学，而不管李孟、张硅、许思敬、赵世延，都是具有较深儒学素养的汉族人。延韦占四年，仁宗还在国子监学的北面兴建崇文阁，作为国子学的藏书之所。吴澄《吴文正集．崇文阁碑》：“仁宗皇帝文治El隆，佥谓监学椟藏经书，宜得重屋以庋，有旨复令台臣办集其事，乃于监学之北构架书阁。延事占四年夏经始，六年冬绩成。”（《元史》卷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仁宗本纪》；《滋溪文稿》卷二十三《元故资政大夫中书左丞知经筵事王公行状》；《圭斋文集》卷九《曲阜重修宣圣庙碑》；《清容居士集》卷十七《仁庙御书除官赞》；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李瑞杰《元朝国子学的设置与沿革》，《张家口师专学报》2002年第8期）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仁宗积极倡导以民为本，而对于一些能够辅助治国理政的汉文典籍，他也是积极学习和传播。至大四年四月丁未，仁宗以太子少保张驴为江浙平章，并告诫他说：“以汝先朝旧人，故命汝往。民为邦本，无民何以为国？汝其上体朕心，下爱斯民。”至大四年六月，仁宗览汉文典籍《贞观政要》一书，诏谕翰林侍讲阿怜铁木儿说，此书有益于国家，应该译成蒙古语刊行，让蒙古人、色目人研习。延佑元年四月，仁宗以《资治通鉴》载前代兴亡治乱之事，命集贤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及李孟挑选重要篇章译写，供仁宗御览。延韦占二年八月，仁宗又降诏江浙行省印行农书《农桑辑要》万部，颁降给相关机构，供其遵守劝课。延裙四年四月，翰林学士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刘赓等译写《大学衍义》上呈仁宗，仁宗看后，对群臣说，《大学衍义》议论甚嘉。令翰林学士阿怜铁木儿译成蒙古语。延佑六年十一月，仁宗又谕御史台大臣日：“有国家者，以民为本。比闻百姓疾苦衔冤者众，其令监察御史、廉访司审察以闻。”（《元史》卷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仁宗本纪》）

延佑二年十一月，左丞相合散等奏言，彗星出现异常，这一天象的出现皆因他们无能，请求辞官让贤。仁宗的回答是，这是他本身的过错使然，与诸大臣无关，并激励大臣们尽心尽职，即使是施政出现了问题，也必须马上改正，今后只要有可以安抚百姓的言论，均可直言不讳，这样经过上下齐心协力，一定可以消除天变。延佑四年春正月庚子，仁宗对身旁的人说，中书省近奏百姓贫苦乏食，应该加以赈恤，这是不是因为他的施政出现了过错，“向诏百司务遵世祖成宪，宜勉力奉行，辅朕不逮，然尝思之，唯省刑薄赋，庶使百姓各遂其生也”。延事占四年四月，仁宗常常夜里坐起，对身边的侍臣说：“雨饧不时，奈何？”正在身旁的中书省平章政事萧拜住回答，这是因为宰相犯有过错。仁宗反问道，你不也是中书省的宰相之臣吗？萧拜住惶恐惭愧，无以应对。（《元史》卷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仁宗本纪》）

仁宗十分注意人才的选拔以及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至大四年四月，仁宗诏谕集贤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说，不久前召老臣十人询问政事，你将老臣们的言论整理译写进呈。仁宗还诏命中书省认真听取老臣们的意见。同年六月乙巳，仁宗又命近侍之臣咨访内外“才堪佐国者，悉以名闻”。皇庆二年六月己卯，河东廉访使赵简言：“请选方正博洽之士，任翰林侍读、侍讲学士，讲明治道，以广圣听。”仁宗认真听取了赵简的建议。延佑元年春正月庚子，仁宗“敕各省平章为首者及汉人省臣一员，专意访求遗逸，苟得其人，先以名闻，而后致之”。

仁宗还特别注重监察机构及监察官员的作用。至大四年七月。敕御史台臣选更事老成者为监察御史，超授中散大夫、典内院使孛叔荣禄大夫。皇庆元年春正月庚子，帝谕御史大夫塔思不花：“凡大臣不法，卿等劾奏毋避，朕自裁之。”次年三月，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论时政，仁宗欣然采纳，并褒奖了郝天挺直言不讳的行为。延佑二年正月乙亥，仁宗下诏遣宣抚使分十二道问民疾苦，黜陟官吏，并给银印。同月，御史台臣奏言，近来地震、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民间出现不少流民盗贼，皆是因为监察官员失于纠察，“宰臣燮理有所未至，或近侍蒙蔽，赏罚失当，或狱有冤滥，赋役繁重，以致乖和。宜与老成共议所由”。于是仁宗下诏给御史台，弄清事情的缘由，上奏如何处理。五月，仁宗还拒绝了御史中丞王毅的辞官请求。延韦占三年秋七月壬子，命御史大夫伯忽、脱欢答剌罕拯治台纲，仍降诏宣谕中外。延佑六年三月，诏以御史中丞秃秃合为御史大夫，谕之曰：“御史大夫职任至重，以卿勋旧之裔，故特授汝。当思乃祖乃父忠勤王室，仍以古名臣为法，否则将坠汝家声，负朕委任之意矣。”又谕御史台臣日：“有国家者，以民为本。比闻百姓疾苦衔冤者众，其令监察御史、廉访司审察以闻。”仁宗虽然重视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员的作用，但由于以皇太后答己及权臣铁木迭儿为首的势力专权朝堂，仁宗朝御史台监察机构作用的发挥仍受到了很多的限制。（《元史》卷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仁宗本纪》）开科取士被誉为仁宗文治的主要标志。为了整顿吏治，改革由吏入仕制度带来的某些弊端，仁宗主张以儒治国，重新提出“求贤取士，何法为上”（《黄金华集》卷43）的问题。

皇庆二年（1313年）末，元廷以行科举诏颁天下。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元代地方一级考试沿用金朝“乡试”之名，于八月举行。其科目，蒙古、色目人试二场。第一场经问五条；第二场策一道。至正时改经问五条为三条，另增本经义一道。经问只在《四书》内出题，增本经义一道，须在《诗经》、《尚书》、《周易》、《春秋》、《礼记》内明一经，难度较前增大。汉、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至正时改古赋外于诏诰、章表内又科一道；第三场策问一道。答题时《四书》、《诗经》采朱熹注，《周易》主程颐、朱熹之说，《尚书》用朱熹门人蔡沈之说，《春秋》用程颐弘淑胡安国作的传。这样，除《礼记》尚用古注疏，《春秋》许用左传、公羊、谷梁三传外，其它儒家经典一律以程朱理学的阐发附会为本（《元史》卷81《选举志？科目》一；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

乡试科场，全国共设17处，从赴试者中选合格者300名到大都会试。其名额分配，如辽阳行省为蒙古人5名，色目人和汉人各2名共9人；江浙行省为蒙古人5名，色目人10名，南人28名共43人；云南行省为蒙古人1名，色目人2名，汉人2名共5人；河东宣慰司蒙古人5名，色目人4名，汉人7名，南人16名；直隶省部大都蒙古人15名，色目人和汉人各10名等，全国11个行省、2个宣慰司和4个直隶省部全部合计：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均占75名（共300名）。元朝之会试（“会试”之名亦始见于金）定于乡试次年二月举行，科目与乡试同。会试共取录100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25名，参加殿试，其内容为试策一道。殿试诸生不再被黜落，只是以所对策第其高下，重新厘定等次，以“国人暨诸部”（即蒙古、色目人）为右榜。以汉、南人为左榜，唱名公布。两榜各分三甲。第一甲各一人，赐进士及第，秩从六品；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秩正七品；第三甲同进士出身，正八品。元统元年（1333年）殿试曾稍异其制，右、左榜第一甲各三人，皆赐进士及第。

元代科举考试，共举行过9次（其间由于伯颜擅权，执意废科，还曾停科两次）。科举规模，无论就取录人数或进士的地位前途，都和唐、宋相两朝难以相比。元代后期50多年，科举取士（包括国子监生员会试中选者）共1200余人，占当时相应时期文职官员总数的4%。按比例，只相当于唐代和北宋的十分之一强。元行复科举后54年间，可以确定以科举进身参相者共9人，其进士中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行省宰相及路总管者，据目前所知，亦不过六七十人（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

元朝科举制度的规模很小，它对有元一代的既定用人格局，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不过，元朝最先把程朱理学规定为考试取士的标准，“非考亭（朱熹--引者）之学”的作品，被当作“邪说”而毁掉（《金华先生文集》卷26）。此后经明代直到晚清改革科举制度，以理学科士，维持了将近600年。所以，从元代开始，程朱理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几乎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

《元史》赞仁宗说：“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尝曰：……‘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其孜孜为治，一遵世祖之成宪云。”

儒臣楷模揭傒斯

人们常说盛世修史。进入元代中期，战争的创伤逐渐平复，政治局面趋于稳定，经济得到较大的恢复和发展，文化也更迅猛地冲出地域的局限，形成了南北大交融的态势。这一时期，元惠帝亲自下诏修撰辽、金、宋三史。承担这个浩繁重任的总裁官，是一位来自洪州的翰苑名儒揭傒斯。虽然没能够走完修史的全过程，但是他出色的才学、深厚的功力、端庄的“史德”，在历史上树立了一个敬业修德的儒臣楷模。

揭傒斯，字曼硕，宋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出生于江西丰城。王勃《滕王阁序》写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其中“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说的就是在丰城出现了龙泉、太阿双剑。自隋朝以后，丰城先后属洪州、隆兴府、南昌府。这些地方虽然地名有所变更，但治所都在南昌。1949年5月，丰城解放后仍由南昌专署管辖。直到1958年，丰城才划归宜春。

揭傒斯幼年家境贫苦。其父揭来成是宋朝的一个“拔贡”，母亲黄氏。5岁从父就读，刻苦用功，昼夜不懈，十二三岁博览经史百家，至十五六岁时已是文采出众，尤其擅长诗词、书法。年纪差不多的人，均敬佩他，拜他为师。

揭傒斯青年时期，远游湖南、湖北，讲学谋生，直至39岁。一些名公显宦很器重他，湖南宣慰使赵琪素把揭看作“知人”，说他将来必为“翰苑名流”。湖南宪使卢挚、湖北宪使程钜夫也非常赏识他。程钜夫称揭傒斯为“奇才”，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他为妻。程钜夫是元朝的一代名臣，宏才博学，诗文兼擅，在文学、史学上都很有建树。元皇庆元年（1312年），程钜夫（字文海）在朝做官，其公馆设在宫廷门前。揭傒斯常居馆内少出，执主宾之礼十分谨慎，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程钜夫的肺腑亲戚。那时元代开国遗老尚在，听说程公有佳客，都想见识见识。程钜夫只得引见。他们从交谈中发现，揭傒斯论文时意象飞动，气势豪放，论政时骋议驰辩，理正辞严。大家认为揭傒斯才华横溢，是国家栋梁之材，纷纷向朝廷推荐。知中书李益，看了揭傒斯写的《功臣列传》，赞叹不已，“这才是修史书的名手笔啊！别人修史不过是誊抄其它版本的史书而已！”。程钜夫的莫逆之交，深受元廷敬畏的集贤大学士王约（字彦博）力荐说：“与傒斯谈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当无施不可。”

元延祐元年（1314年），揭傒斯由布衣授为翰林国史院编修。三年（1316年），升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四年（1317年），迁升为国子助教。六年（1319年），朝廷提升揭傒斯为“奎章阁”供奉学士。不久，又提升为侍讲学士，主修国史，管理经筵事务，为皇帝拟写制表。当时提升不能超过两级，可是揭傒斯却连进四级，直至二品“中奉大夫”，实为罕见之事。

元天历二年（1329年），图帖睦耳在“奎章阁”内聚集功臣于弟和皇亲国戚子孙就学，要揭傒斯担任授经郎。“奎章阁”设在兴圣殿西，揭傒斯每日早起，步行最先到达，从学的公于王孙共同商议；集资为老师买一匹好马。揭傒斯听说后，自己随即购置一匹马，反复让人看，然后又把马卖了，以此举表示自己不愿牵累别人。在揭傒斯门下求学而入朝做官的人，后来大都成为国家的重臣。他们之中很少有求人声援的，都不贪图功名利禄。揭傒斯任投经郎时，图帖睦耳经常来到阁中咨访，与揭傒斯交谈，每次都对答如流。至顺元年（1331年）预修《皇朝经世大典》皇帝看到揭傒斯写的《秋官宪典》，惊讶地说：“这不是唐律吗？”又看到《太平政要》四十九章，更是爱不释手，把它放在床头，经常阅看。并把《太平政要顺》发给文武百官观赏，说：“这是我们的揭傒斯所写的，你们都得好好看看！”皇帝不直呼“傒斯其名，而以“曼硕”唤之，以示亲重。

惠宗时，揭傒斯仍然受到重用。揭傒斯在短时期内接连升迁四等九级，由此创建了一个破格提拔人才的纪录。当时的经筵没有专门的教授官，一般由宰相一类的大臣承担。当他们遇到疑难之处，必定要请揭傒斯订正之后，才敢去给皇帝讲。揭傒斯在订正经义时，往往在其中寄寓着劝善规过的诚意，力求对治理天下之道有所裨益。惠帝称赞他的忠恳，曾多次给以赐赏。

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元惠帝下诏修撰辽、金、宋三史。面对这项繁重的工作，揭傒斯义无反顾地出任总裁官，这时他已年届七十。揭傒斯认为：有学问文章而不了解历史事实的人，不能参与修史；有学问文章而了解历史事实，但心术不正的人，也不能参与修史。编修史书要以用人为本，用人又要以心术为本，也就是说要心术端正，要有“史德”。在具体的编写过程中，他还对属下说：“欲求作史之法，须求作史之意，我们应当效法古人作史，小善必录，小恶必记。否则，就不能够体现惩劝之意。”他亲自动笔修改文稿，对于政事得失、人才评品都进行反复推敲辨论，“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也就是说力求达到最真实准确为止。

第二年，《辽史》修撰完成。惠宗下令嘉奖，同时督促早日完成《金史》、《宋史》。皇帝的奖赏，无疑给揭侯斯带来了更加沉重的责任。为了加快进度，他留宿史馆，夙兴夜寐，呕心沥血。由于年事已高，劳累过度，不幸感染寒疾，七天之后就去世了。为了表示悼念之意，皇帝特派驿舟将他的灵柩送回江南故里。又制赠护军，追封豫章郡公，谥文安。

在文学上，揭侯斯与黄溍、柳贯、虞集同为“儒林四杰”；又与虞集、杨载、范柠齐名，号称“元诗四大家”。虞、杨、范、揭在大德、延祐年间（公元1297一1320年），先后任职于京城，他们相互唱和切磋，在诗坛上形成了“有元一代之极盛”的局面。他们四人的诗风各有不同，明人胡应麟评说：虞集“典而实”，杨载“整而健”，范梈“刻而峭”，揭傒斯“丽而新”。他们四家的诗又呈现出明显的统一性，不像宋诗那样长于议论，而是在艺术上讲求法度，一般不追求情感或个性的激烈表现，正如杨载所主张的“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揭傒斯诗风清婉丽密，《渔父》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夫前撒网如车轮，妇后摇橹青衣裙。全家托命烟波里，扁舟为屋鸥为邻。

生男已解安贫贱，生女已得供炊爨。天生网罟作田园，不教衣食看人面。

男大还娶渔家女，女大还作渔家妇。朝朝骨肉在眼前，年年生计大江边。

更愿官中减征赋，有钱沽酒供醉眠。虽无余羡无不足，何用世上千钟禄。

这首诗很像一曲乐府民歌，用朴实的语调记述江边渔家的生活状态，用平缓的节奏徐徐道来。先说渔家谋生艰难，托命烟波；然后说他们安于辛苦贫贱、骨肉团聚的生活；最后写他们惟一的愿望就是官府能够减轻租税，这样虽然没有多少剩余，但也没有什么不足，用不着去追求官场上优厚的俸禄。其中用了不少重复的字词，如生男、生女、男大、女大、朝朝、年年，从而达到了一种更加口语化、更加质朴的艺术效果。

揭傒斯的诗作有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内容，在思想情感上有接近平民的一面。如《雨述》、《临川女》、《杨柳青谣》、《梦两雏》，描写贫病交加的人物、凄凉悲惨的事件，读来令人潸然泪下；《高邮城》、《祖生诗》、《渔父》，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和平与安宁生活的向往。

此外，揭傒斯的诗作还有许多吟咏山水、酬唱题赠之类的内容，其中不乏鲜丽清新的佳句。如：“老树风生舟正泊，空江日落雁初飞”（《楚山秋晚》），用老树、空江、落日、飞雁，表现苍凉的情景；“船头放歌船尾和，蓬上雨鸣蓬下坐。推蓬不省是何乡，但见双飞白鸥过”（《武昌飞舟》），以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现出一种远离世事纷争、宁静悠远的心境；“大江东汇彭蠡来，昼夜崩腾奔海甸。笳鼓遥闻日月动，帆樯忽度乾坤转”（《小孤山次韵》）写得开阔畅达，让人感到一种目极神开、乐观明朗的情绪。

揭傒斯的文章叙事严整，简练精当，很有气度。他还擅写楷书行草，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其散文多为应酬赠答、碑铭序记之作。当时朝廷的大典、元勋的功德铭辞，必定要请他执笔。《宋史·揭傒斯传》中记载：“殊方绝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为荣云。”就是说，天下人仰慕他的名声，以得到他的文章为荣耀。

总之，由于家境贫寒，揭侯斯无法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但是他天资聪颖，勤学不倦，正如有人预言的那样，日后他真正成了翰苑名儒。作为辽、金、宋史的主修官，揭傒斯重视“史德”，精业、勤业、敬业。但是他出师未捷身先死，最终倒在史馆，为修撰国史耗尽了心血。当年文宗只是把他当作一个衡量才学的准绳，事实上揭傒斯已经成为元代儒臣的一大楷模。

权奸铁木迭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