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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英宗硕德八剌时期（第2页）

铁木迭儿死后，丞相拜住执掌大权，于是向英宗揭发此事，借以打击铁木迭儿余党。至治二年十二月，铁木迭儿的两个儿子，宣政院使八刺吉思、前治书侍御史锁南，均因刘夔冒献田案被杀。至治三年二月，司徒刘夔、同佥宣政院事囊加台也涉案被杀。在追查这一案件时，涉案的御史大夫铁失则被英宗赦免。不过，当时仍不断有人上奏英宗揭发铁木迭儿，以致英宗对铁木迭儿的憎恨与日俱增。至治三年五月，监察御史盖继元、宋翼奏请击毁铁木迭儿的墓碑，英宗表示同意，并下令追夺铁木迭儿所受官爵及封赠制书。六月，元廷派人毁坏了铁木迭儿的墓碑。七月，又籍没铁木迭儿的家产。

随着英宗对铁木迭儿一党的追查，以及对铁失渐渐疏远，铁失越来越感到不安。铁失为了自保，曾怂恿喇嘛僧侣劝英宗实行大赦，赦免大批罪犯。当时英宗在上都，夜里坐卧不宁，准备命喇嘛僧作佛事祈福，而丞相拜住则认为作佛事会耗费大量的钱财，劝英宗取消了这一计划。铁失指使僧侣进言英宗：国家有危难，只有作佛事、实行大赦才能挽救。对此丞相拜住坚决反对，并训斥这些僧侣说：你们只不过是想获得钱财而已，难道还想庇护有罪之人吗？拜住的坚决态度更加剧了铁失的恐惧，促使其铤而走险。（《元史》卷二十八《英宗本纪二》；《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四《拜住神道碑》；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从参加南坡之变的人员来看，既有朝中得势的大臣，又有大批蒙古诸王，英宗新政把越来越多的蒙古官僚、贵族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这说明朝中蒙古守旧势力巨大，强行推行吸收汉法的改革无疑有着巨大的阻力。这也是诸多蒙元皇帝不愿彻底吸收汉法的重要原因，因为这样就丧失了蒙古执政的根基所在。即便像英宗那样对蒙古旧制实行部分改革，也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和高超的领导策略，而年轻气盛的英宗和拜住还木完全具备这些。英宗新政推行过于迅速，打击面过广，这在蒙古官僚、贵族充斥朝堂并掌握国家政权的背景下，无疑会激起蒙古勋贵的愤怒。铁失之所以能够顺利发动政变，一方面因为他是侍卫军的统领，而更主要的是，朝中有众多铁失的支持者。泰定帝即位后，曾对南坡之变进行追查，诛杀涉案者，但随后又不得不下诏：逆党同谋太多，怎么能够一网打尽，以后就不要再追究这件事了。泰定朝中书右丞相旭迈杰就此事向泰定帝进言道：“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元史》卷二十九《泰定帝本纪一》；《元史》卷一百七十五《张硅传》；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元史·英宗本纪》谈及英宗被害的原因时，说英宗“以果于刑戮，奸党畏诛，遂构大变”。意思是英宗用法严苛，导致奸党害怕被诛杀，进而铤而走险。事实也确实如此，英宗既是一位乐于接受儒学汉法的皇帝，又是一位颇为严厉的皇帝，史称“英宗临朝，威严若神，廷臣懔懔畏惧”，“大臣动遭谴责”。英宗还经常酗酒，甚至乘醉杀人，喜怒无常。至治元年二月，御史台四名监察御史上书建议停止修建寿安山佛寺，结果上奏御史中两人被杀，两人被流放，造成了轰动朝野的四御史之冤案。（《滋溪文稿》卷十二《董守简墓志铭》；《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四《答失蛮神道碑》；《吴正传集》卷一《至治四御史诗》；姚大力《元仁宗与中元政治》，《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尽管如此，由于英宗吸收儒学汉法，众多汉族儒士对英宗被弑颇感悲痛和惋惜。苏天爵在《题忠献王传》中写道：“呜呼，以先帝之刚明英断，丞相之公平秉直，使天假以年……则其规举施设将大有客观者。自古忠臣义士，欲除奸邪，率为小人所构，宁非天耶，宁非天耶？”而张养浩多年以后观英宗的画像仍不禁感慨：“封章曾拜殿堂简，凛凛丰仪肃九川。回首桥山泪成血；逢君不忍问龙颜。”（《滋溪文稿》卷二十八《题忠献王传》；《归田类稿》卷二十《赠李秘监·至治问画御容》；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

铁失等人发动南坡之变是经过精密筹划的。铁失在发动政变前夕，已遣急使密告出镇漠北的晋王也孙铁木儿及晋王亲信倒刺沙，并相约“事成，推大王为皇帝”。也孙铁木儿立即囚禁来使，派人到上都告知英宗，不料使者未到上都，南坡之变已经发生。铁失等弑杀英宗后，马上赶到大都，深夜从北门入城，直接到中书省，收封全部印信以控制政权。铁失等人深知要想自保，必须拥立一个能保护自己的皇帝，因为弑君行为一旦泄漏，必会有杀身之祸。于是，参与政变的诸王按梯不花、淇阳王也先帖木儿奉玉玺到漠北迎请晋王也孙铁木儿即位。不久，也孙铁木儿在漠北克鲁伦河畔即皇帝位，是为泰定帝。（《元文类》卷五十三《张硅墓志铭》）

对于晋王也孙铁木儿是否参与了南坡之变，历来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实际上是铁失等人背后的支持者。也孙铁木儿是晋王甘麻剌的长子，燕王真金之孙，长期镇戍漠北，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正因为如此，也孙铁木儿既是蒙古诸王中最有实力的人，也是蒙古守旧势力的代表。英宗吸收儒学汉法，限制和剥夺蒙古诸王的特权和利益，这种情况下，众多守旧宗亲、官僚自然而然会想到利用晋王来代替英宗。也孙铁木儿通过王府内史回回人倒刺沙侦察朝廷动向，倒剌沙则让自己的儿子哈散跟随丞相拜住宿卫宫廷。后来哈散回到漠北，通报了御史大夫铁失准备谋害拜住一事。

倒刺沙等回回贵族想必对英宗重儒崇佛的政策十分不满。延佑七年四月，英宗裁罢回回国子监，十二月下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规格在孔子庙之上。至治元年五月，朝廷下令拆毁上都回回寺，以其地建帝师殿。伴随着英宗对诸王的限制，英宗与晋王的关系也日益紧张。至治三年三月，宣徽使探忒来到晋王府邸告诉倒刺沙：“主上将不容于晋王，汝盍思之。”这些都可能促使晋王也孙铁木儿参与铁失等人的谋划。

在泰定帝之后，文宗在即位诏书中十分明确地宣称，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是南坡之变的主谋，“至于晋邸，具有盟书，愿守藩服，而与贼臣铁失、也先帖木儿等潜通阴谋，冒干宝位，使英宗不幸罹于大故”。似乎很多证据都表明也孙铁木儿参与了南坡之变，至于也孙铁木儿一开始拘押铁失来使，派人往宫廷告知英宗一事，也有可疑之处。至治三年八月二日，铁失的使节来到身在漠北的也孙铁木儿处告知弑杀英宗的计划，也孙铁木儿随即拘押使臣，派人去告知英宗。不过，南坡之变在八月四日就发生了。也就是说，也孙铁木儿十分清楚此时派出使节通知英宗，为时已晚。（《元史》卷二十八《英宗本纪二》；《元史》卷二十九《泰定帝本纪一》；《元史》卷三十二《文宗本纪一》；周良霄、顾菊英《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那是否也孙铁木儿真的参与南坡之变了呢？也有一些学者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泰定帝参与南坡之变的记载都是文宗朝杜撰的，武宗之子文宗通过宫廷战争夺取了政权，对泰定帝怀着很深的仇恨，或许是为了证明自己夺取皇位的合法性，文宗杜撰了泰定帝参与南坡之变一事。据学者考察，在文宗即位诏书颁布之前，社会上很少或根本没有关于泰定帝参与南坡之变的传闻，相比之下，泰定帝即位诏书的可信度要大得多。泰定帝在即位诏书中讲自己作为世祖皇帝的嫡系，在英宗被弑杀后，是在诸王、大臣的拥戴下即位的。至于泰定帝没有立即处决参与南坡之变的逆臣，很有可能是稳定政局的权宜之计。也有学者认为泰定帝之所以能取得帝位，既因为晋邸具有宗盟之长的地位且重兵在握，也因为倾向于蒙古本位文化的蒙古诸王、大臣，对于仁宗和英宗以牺牲他们的既得利益来推行汉法深为不满。除此之外，也孙铁木儿历武宗、仁宗、英宗三朝，“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所以在蒙古贵族中口碑较好。（杨讷《泰定帝与南坡之变》，《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

英宗流放高丽忠宣王

1231年开始，元廷发动了多次征伐高丽的战争。1259年，高丽高宗派世子王典入元，表示臣服。之后世祖忽必烈扶植王典，即高丽元宗继承高丽王位，并帮助王典铲除高丽国内的武臣势力。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应高丽元宗的请求，将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嫁与元宗之子王椹，王堪即为高丽忠烈王。高丽忠烈王之子忠宣王王璋，是忽都鲁揭里迷失所生。王璋三岁时被封为高丽世子，长期在元廷生活。成宗元贞二年十一月，王璋娶元晋王甘麻刺之女为妻，这样有着蒙古血统的王璋又成了元朝的驸马。成宗大德二年正月，元廷遣使册封王璋为高丽王，即高丽忠宣王，可就在同年八月，元廷又褫夺了王璋的王位，复以其父忠烈王为高丽国王。究其原因，乃是王璋即位后擅自进行官制改革，及与元朝公主的矛盾激怒了元廷。（《高丽史》卷三十三《忠宣王世家·前言》）

王璋被褫夺王位后十年间一直在元廷宿卫，他长期与爱育黎拔力八达生活在一起，并参与了拥立海山即位的元朝宫廷斗争。至大元年五月，武宗以“定策功”封王璋为沈阳王（后改封为沈王）。同年七月，高丽忠烈王去世，王璋在阔别高丽十年后回高丽奔丧。十月，元廷又册封王璋为高丽国王。可王璋在即高丽王位后仅一个月，便又回到了元朝。奇怪的是，王璋从此再也不愿回到高丽，其间高丽不断派人到元廷请王璋还国，武宗和皇太后答己也要求王璋回国，无奈之下，为了能继续留在元廷，王璋便在至大四年三月将高丽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王焘，即高丽忠肃王。

至于王璋宁愿放弃高丽王位也不愿回国理政的原因，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是由于当时元廷对高丽的政局有决定权，王璋留在元廷，是为了在元廷展开外交活动以更好地控制高丽，其基本的依据是王璋在退位后仍然不断干涉高丽的内政。事实并非如此，虽然王璋在元廷中的地位对他能否控制高丽具有决定性作用，但他也不必非得一直生活在元廷不可。王璋为了奔丧回到高丽仅几个月，有生之年就再也不愿回高丽了，这似乎说明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他已不再愿意在高丽生活了。王璋是蒙古公主所生，且长期在元廷生活，可以说他对元廷的感情并不亚于对高丽的感情，在武宗和仁宗朝，王璋又备受元帝与皇太后答已的宠爱，王璋不愿回国很可能是他贪恋在元廷的生活。

王璋对儒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喜欢与名儒交游。王璋在将王位传给高丽忠肃王王焘之后，便“构万卷堂于燕邸，招致大儒阎复、姚燧、赵孟频、虞集等与之从游，以考究自娱”，并曾向仁宗进言主张设科举，仁宗甚至准备任命王璋为右丞相，因王璋固辞才作罢。

仁宗延佑七年六月，刚刚即位的英宗突然将留在元廷生活的王璋逮捕，并于同年十二月将他流放到吐蕃撒思结之地。1322年，又将在位的高丽忠肃王王焘扣留在大都。1323年，泰定帝即位，大赦天下，才将王璋从流放地召回，并恢复忠肃王的王位。1325年，王璋在大都去世。（《高丽史》卷三十四《忠宣王世家》；《高丽史》卷三十五《忠肃王世家》）

至于英宗流放高丽忠宣王的原因，根据《高丽史》的记载，起因系元廷高丽宦官任伯颜秃古思曾对忠宣王无礼。忠宣王奏明皇太后答己后，任伯颜秃古思受杖责，答己皇太后并将任伯颜秃古思侵夺的田产归还其主，故任伯颜秃古思十分憎恨忠宣王。在仁宗死后，皇太后答己亦逐渐丧失特权，任伯颜秃古思就想方设法陷害忠宣王。最终任伯颜秃古思奸计得逞，英宗归还了他被夺去的田地，流放忠宣王于吐蕃。从以上史料大体可以看出，高丽宦官任伯颜秃古思与高丽忠宣王遭流放有着直接的关系；英宗即位，太皇太后答己丧失特权，是高丽忠宣王遭流放的政治背景。（《高丽史》卷一百二十二《任伯颜秃古思传》）

皇太后答已在仁宗朝就干涉朝政，尤其庇护为非作歹的右丞相铁木迭儿，而仁宗对太后一党的活动表现得较为软弱。答己同意立仁宗之子为太子，主要考虑到硕德八刺年幼容易控制，不过英宗上台后的举动却令答己大为失望。英宗即位后，与太皇太后答己的势力展开了斗争。这样看来，王璋遭流放又很可能与英宗打击太皇太后答己一党有关。

从现有的史料看，王璋显然是属于答己一党的。前已述及1298年高丽忠宣王王璋被召至元廷宿卫，之后十年间他主要与太后答己和仁宗生活在一起，“帝（武宗）及皇后（答己）、皇太子（仁宗）待王（王璋）甚宠”，当王璋与元朝大臣发生矛盾时，答己也总是庇护王璋。至大二年三月，“辽阳行省右丞洪重喜诉高丽国王王璋不奉国法恣暴等事，中书省臣请令重喜与高丽王辩对。敕中书毋令辩对，令高丽王从太后之五台山”。王璋不用辩对乃是皇太后出力，据《宦者·方臣韦占传》载，当时辽阳行省右丞相洪重喜向中书省诉高丽王不法，欲与高丽王廷辩，由于高丽宦官方臣事占向皇太后答己进言，“皇太后悟，言于帝，敕中书毋令对辩，杖重喜，长流潮州”。这样看来，英宗出于打击太皇太后答己一党的目的而将属于答己一党的王璋流放才是较为合理的解释。（《高丽史》卷三十三《忠宣王世家》；《元史》卷二十三《武宗本纪二》；《高丽史》卷二百四《方臣祜传》）

传统上认为高丽忠宣王王璋是喜欢与名儒交游的正人君子，其实王璋也有不光彩的一面。《朝鲜史略》载，“上王（忠宣王）自记其德十余条，密下式目都监，令上笺陈贺”。对此，史官评论日：“忠宣以聪明强记之资用之于不善处身接物，无一可称。乃欲求誉于上国，自记其德，密令臣下上笺陈贺，其所记之德，不知何德也？灵殿之营先扬父恶，谓之德可乎？转输燕京，财殚力痛，谓之德可乎？以谓孝则失父子之亲，以为仁则杀无罪之子，常在元朝，不亲国政，则无克勤之德也。重营一宫，私占食邑，则无克俭之德也。饭佛点灯，万僧之会，糜费钜万，谓无一日之游丝毫之费可乎？”至于王璋与元朝儒士的关系也未见得多好，其行为也为元朝一些名儒所不齿。《元史·姚燧传》云，当时在元廷生活的高丽沈阳王王璋父子，联姻帝室，利用钱财结交朝臣。一日，王璋想求得姚燧的诗文，姚燧一开始不愿意给，后来王璋拿来了圣旨，姚燧无奈只好答应。王璋为此赠给姚燧大批币帛、金玉、名画，姚燧随即将王璋馈赠的物品分给了属吏侍从，留下金银交付翰林院用来购买公用器皿，自己一无所取。当别人问起此事缘由，姚燧回答说：“彼藩邦小国，唯以货利为重，吾能轻之，使知大朝不以是为意。”高丽忠宣王王璋颇贪图利益，魏王阿不哥被流放到高丽大青岛，王璋听说魏王高丽住所庭砖光彩斑斓，皆成牡丹花状，十分好奇，命人回到高丽，欲抢夺这些庭砖。有人将这件事禀明仁宗，仁宗遣吏部尚书卜颜必着赤、买驴责问王璋，并安抚魏王。而彼时已经退位的高丽忠宣王王璋及其亲信，更是不断干涉高丽的内政，从而招致高丽忠肃王的极大不满。（《蒙兀儿史记》卷一百三十四《高丽传》；《朝鲜史略·高丽纪·忠肃王八年》）

吴澄，字幼清，晚字伯清，学者称草庐先生，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县）人。他20岁应乡试中选，翌年春省试下第，乃归家讲学著书；大德末年除江西儒学副提举；至大年间授国子监丞，升司业；至治末年超拜翰林学士；泰定初年任经筵讲官，敕修《英宗实录》；元统元年因病逝世，享年85岁，谥文正。平生著作有《吴文正集》100卷、《易纂言》10卷、《礼记纂言》36卷、《易纂言外翼》8卷、《书纂言》4卷、《仪礼逸经传》2卷、《春秋纂言》12卷、《孝经定本》1卷、《道德真经注》4卷等并行于世。吴澄是元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与当世经学大师许衡齐名，并称为“北许南吴”，以其毕生精力为元朝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吴澄的人生经历和出仕具有如下特点：

（1）出仕实属无奈

吴澄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受程钜夫劝说，尽管与之同赴京城，但其拒绝出仕元朝的态度十分坚决，并非矫饰。此后屡遭荐举都百般推辞，大德六年，为了让吴澄出仕，“春，有司奉旨，朝命趋行，督迫邑里，具邑舟敦遣”。武宗至大元年（1308）吴澄再次出仕，其原因虞集《行状》记载较为简单，只有“朝命行省敦遣”六字，而危素《年谱》的记录则较为详尽：“二年己酉正月丁未，次子衮卒……既殡，郡县以都堂移江西行省遣官礼请，给驿舟，日八礼敦遣。公哀痛，未欲行，督趣不置。”此时吴澄已经六十一岁，丧子之余，仍不能免官，可见朝廷敦请的力度。

（2）为官辄思有为

美国学者DavidGedalaecia认为，“为了使他的思想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吴澄才被促使倾向于接受官职”。但有其它学者以为，吴澄出仕的目的不止于此，因为吴澄早年就有“获大用于世”的愿望。至元二十三年（1286），吴澄辞京返乡后，给程钜夫去信，表明他对做官的看法：

忠贤得路，自古所难。畏天命，悲人穷，君子大公至正之心也。事业不必出于己，名声不必归于己，竭吾诚，输吾所学，有能用之，天下披其福，则君子之志愿得矣。

可见，宋亡十年后，虽然吴澄自己坚决不仕，却不反对别人出仕，并且希望出仕者能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才干，造福天下。吴澄晚年也曾说过：“夫侯以才吏，而有志于儒术；予以腐儒，而亦有志于吏事。”显然，吴澄的“有志于吏事”，并非为了“钓名声，干利禄”，而是关心民生、不忘世事的仁者情怀的表现。因此，虽然吴澄每次出仕，都属情非得已，但一旦出仕！还是想有所作为。

至大二年，吴澄为国子监丞，兢兢业业教学。至大四年（1311年），吴澄升任国子监司业，着手改革教学内容：一曰经学，二曰行实，三曰文艺，四曰治事。吴澄还多次上书，奏请减免江西赋税，在他辞官后还向地方官建议，终于得以“除豁”。至治三年！朝廷“敕撰金书佛经序”，吴澄进言：“今列圣之神，上同日月，何待子孙荐拔？且国初以来，凡写经荐拔之事，不知其几，若超拔未效，是无佛法矣；若超拔已效，是诬其祖矣。撰为文辞，不可以示后世。”泰定元年（1324年），朝廷开经筵进讲，吴澄任讲官，朝廷“以经学属之先生”，而吴澄却讲《帝范君德》、《通鉴》，希望泰定帝能以汉高祖、唐太宗为榜样，爱惜百姓。这些所作所为，虽然并未有很大的效果，但其一片为国为民的儒者情怀，表露无疑。

吴澄每次出仕，都很快“称疾”辞职，其真正原因是客观环境的制约使吴澄无法实现理想，遂义无反顾，挂冠而去。第一次出仕，辞去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是由于“学校教育各有其职，钱谷出入总之有司，提举之官，本为虚设，徒糜廪粟，故勇于去职”。第二次出仕，辞去国子监司业，是因其兼综朱陆的思想不为朝臣所容，其教学改革未得实行的缘故。而最后一次出仕，吴澄奉命纂修《英宗皇帝实录》，“时汉人承旨缺，先生总其事。分局纂修。既毕，先生有归志。中书左丞奉旨赐宴史院，致勉留之意。宴毕，命小车出城”。其诗作《与张仲美别仍用前韵》（之二）表明了他此次辞职的原因：“已了公家事，归寻小洞天。交吟留别句，官办送归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吴澄所说“已了公家事”不过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任务，而非其政治理想的实现，吴澄以此为借口辞职不过是他选择的一个合适的时机罢了。

纵观吴澄一生，其出仕和隐居都只是表象，他真正的人生选择其实是以承传道统为己任，在著述和讲学上投入了莫大的精力，这是他的志趣所在，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能找到的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相结合的最佳方式。吴澄十九岁，做《道统》一文，按照自己的理解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传承谱系，并绘出自伏羲至朱熹的道统承传图。与众不同的是他没有把朱熹视为宋代理学的殿军，而是说：“朱子则我朝之利也。然则孰为我朝之贞乎哉？未有也。然则其责可以终无所归哉？不可也。”从中既可以看出吴澄为往圣继绝学的追求，也可以看出他有意将自己置于宋朝道统之贞的位置，欲将道统做一收束。因此，《元史？吴澄传》就此感叹道：“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吴澄十七岁时自言：“予始读《朱子训子帖》，而得勤谨二字，每常思之。窃谓此二字真持养之要经，为学之先务也。勤则德性无所懈，问学无所倦；谨则宅心无所放，处事无所失。苟能依此二字行，则与圣贤之道庶乎其可至矣。”为此他终其一生，孜孜以求。虞集称许吴澄：“历观近代进学之勇，其孰能过之。”确是知者之言。

作为理学家，吴澄的学术根底是朱子之学，但他没有狭隘的门户之见，能够自觉地兼综陆氏心学之长，从理学体系内部促使理学向前发展，对明代心学起了直接的孕育作用，陆文圭称：“皇元肇兴，先生时超道程朱之问学，参王陆以游遨。”而现代学者则将吴澄在宋明理学史上的地位确定为“吴澄的理学可以说是从宋代程朱理学到明代王学的过渡”。吴澄的著述有《孝经定本》、《道德真经注》、《五经纂言》等，其《五经纂言》被黄百家誉为“有功学术，接武建阳”；其中的《三礼纂言》“盖本朱子未竟之绪而申之，用功最勤”。其文章，存世百卷，为元人文集之荦荦大者；其诗歌，邓绍基先生评论为：“虽然不能和元代的诗家名流的作品争短长，但自有其意义在。”而其讲学，更是无一日或辍，吴澄晚年，“四方学者日益众，公虽疾，必强起教之，又衣食之。故学者多至卒业而后去”。其中著名者有虞集、元明善、贡师泰、危素等。著述和教育上的卓越成就，证明吴澄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人生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