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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宁宗和顺帝时期（第4页）

这次大灾影响严重，到八月份，山东已经出现人吃人的惨景。而且祸不单行，旱灾、蝗灾、瘟疫也相继发生，许多人死亡，侥幸活着的人也朝不保夕。

为了解决黄河泛滥的问题，脱脱派工部尚书成遵到黄河进行实地勘查，专治河患。成遵回来说“工不可兴”。因为一来工程浩大，很难修成；二来目前河南一带“盗贼”成群，万一和修河的民工结合起来，不好对付。脱脱听后很不高兴，又征求水利专家贾鲁的意见。贾鲁以前曾任山东道奉使宣抚首领官，巡视过沿岸被淹郡县，考虑过治河的方案。至正四年的黄河泛滥后，再次巡视河道，考察地形。他向脱脱提出疏塞并举，迫使河水东流，回归故道的方案。这一方案虽费时费力，但可使水患得到根治，脱脱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案，并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奏请元顺帝批准，朝廷以贾鲁为建设部部长兼治黄委员会主任（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共十五万人，以庐州等十八翼两万多军队进行监督，调往黄河流域治河。一时间中原民众扰攘不已。

我们知道，自从秦汉以来，中原帝国一直坚持着“铜本位”制度，主要使用铜钱进行国内贸易，只在对外贸易上，才使用贵金属如金、银等——这和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普遍使用贵金属作为通货是有所不同的。元朝自漠北入主中原后，信用来自西方的色目人，以其主管国家财政。这些色目人也就将贵金属金融体系引入了中原。因此元朝不甚铸钱，而以贵金属为主要通货，普遍地使用银两，使中国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白银黑洞”。

然而中国并不是个大量产银的国家，当时大航海时代尚未开始，美洲的主要银产地还没有被纳入文明世界体系，因此当庞大的中国市场骤然改用贵金属银为通货，立即导致了世界性的银荒。对于通货紧缩的危机，元朝政府的应对措施是：拼命印发纸币。

纸币的印刷和使用，早在北宋朝就有记录了，在印制的技术层面上是相当成熟的。但那时候的人们对现代金融知识缺乏概念，没能真正掌握纸币流通的潜规则，在流通中总是出问题：私人发行吧，信用难以确保；国家发行吧，动辄又把钞票印多了。所以纸币一直不能完全替代金属货币。

到了元末，由于统治阶层挥霍无度，用作货币的贵金属金银等入不敷出，财政也渐趋拮据。为了转嫁这一危机，至正十年，顺帝下诏：“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两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但铸造铜钱显然比印刷钞票来得麻烦，所以元王朝趋简避繁，偷工减料，铜钱没铸多少，钞票倒印了一堆。《元史·食货志五》称为：“每日印造，不可数计……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至于汇率兑换，朝廷规定交钞对宝钞为一比二，等于是硬生生地把老百姓手中的票子贬值了一半，与打劫无异。这还不算，由于交钞印刷毫无节制，很快造成通货膨胀，“行之未久，物价腾贵，价逾十倍”，在京城五百贯交钞，还买不到一斗小米。

这就是所谓“变钞”。

元王朝这些举措，让失掉了国家、失掉了饭碗，天天在奴役中挣扎的老百姓，怨气高涨。确如成遵所预料的那样，脱脱开河，为农民起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白莲教领袖韩山童决定利用河工们对元朝的怨恨和愤怒，伺

机发动起义。“变钞”与“开河”事件，就成为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线，正所谓是：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

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元朝末年，群雄蜂起，统治阶级内部却争权夺利，混战不已。元顺帝面对内忧外患，无力回天，只好任由元朝一步步滑向灭亡的深渊。

当时在河南、江淮一带盛行白莲教。

白莲教是佛教净土宗的一个流派，得名于东晋庐山慧远的白莲社。南宋初，昆山人茅子元首创此教。因教义浅显，修行简便，宣称只要口念阿弥陀佛，死后即可到西方的极乐世界，所以教徒发展很迅速。元末起义，南方北方的红巾军都利用白莲教组织群众。“白莲教”主要在江淮一代传播，信徒很多，主要的传教者，淮东有韩山童，淮西有彭和尚。

韩山童及其信徒刘福通、杜遵道等人筹划起义，他们首先散播流言，说明王即将出世，然后刻了一个石头人，只凿了一只眼睛，背上还刻字说：“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悄悄埋在黄河河道中。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河工们在疏通河道时，果然挖出了此物，一时间人心惶惶，“白莲教”的信徒们纷纷前去寻找韩山童问计。

韩山童等人看时机已经成熟，就聚集了3000余人在白鹿庄聚义，杀黑牛白马，祭告上天。韩山童自称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而刘福通则冒充宋大将刘光世的后裔，众人共推韩山童为“明王”，约定头扎红巾为号，待时起义。

由于泄露了消息，元朝派兵镇压，韩山童被捕身亡。刘福通、杜遵道冲出重围，正式掀起反元的红旗，攻占颍州（今安徽阜阳）。他们发布文告，指出当时社会极端不公，他们要“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不久后，彭和尚也在淮西煽动徐寿辉、陈友谅等起义，各地白莲教徒纷纷响应。起义军头裹红巾，因名“红巾军”，义军转战南北，极大地打击了元朝的腐朽统治。

至正十一年（1351年），徐寿辉建国称帝，国号“天完”，其意是想要盖倒“大元”。元朝廷派兵镇压起义，屡屡失败。至正十二年（1352年），元相脱脱亲率大军南征，联合各地主武装，首先攻克徐州。元军继续推进，在汉水流域又镇压了布王三和孟海马的义军。次年十一月，彭和尚战死在瑞州。红巾军起义遭受重大挫折。

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刘福通改变了策略，采用稳扎稳打，击败了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的袭剿。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刘福通把在砀山（今安徽省砀山县）避难的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接到亳州（今属安徽），正式建立了政权，因为他们号召要恢复宋朝，所以政权的名字叫宋，年号龙凤，韩林儿被拥立为皇帝，又叫“小明王”。“小明王”是“明王出世”的意思，意为“光明已经来到人间”。韩林儿任命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政事（副宰相），刘福通的弟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最高军事长官）。不久，由于杜遵道办事独断专行，与刘福通闹翻，刘福通杀了他，自己当了丞相，后来被加封为“太保”，所以刘福通又叫“刘太保”。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遣廖永忠迎归小明王和刘福通至应天。行至瓜步，廖永忠将其二人沉人江中。宋政权由此灭亡。

元末义军遍布，除韩林儿的宋政权外，改元建国者还有方国珍、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明玉珍等人或这些人的政权继承者，最后都被朱元璋逐一击败。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降军，率领25万主力军开始北伐；同时又分出一部分兵力继续南征，消灭浙江的方国珍、福建的陈友定以及湖广地方的割据势力。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席卷河南河北。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闰七月，明军会集德州，从水陆两路沿运河北上，占领长芦，攻克青州，到达直沽，近逼大都。

七月二十八日夜间，妥欢帖睦尔弃了大都，逃奔上都。八月初二，徐达率明军进入大

都。元朝灭亡。

妥欢帖睦尔于至正三十年（明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死在应昌，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是为昭宗，仍沿用“大元”国号，史称“北元”。北元在爱猷识理达腊之后，皇位又传了六次，延续了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