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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行走（第1页）

我的行走

我1958年大学毕业从北京来到宁夏，进入《宁夏日报》做工商方面的采编工作，外出行走是常有的事。

没有沥青路，多是“水泥”路

1958年8月下旬，我到银川的时候，银川没有沥青路，最大最好的中山街、解放街是双向砂石路，没有红绿灯。有的地方有很窄的人行道（可以并肩走三四个人），少数人行道铺砖块。更多地方压根儿没有人行道。

所以，只要下雨，车和人都在泥泞中行走。

宁夏工委是派卡车到火车站接我们的，我在宁夏第一次“行走”就是乘卡车从银川火车站到银川老城。大约是自治区成立（1958年10月25日）后，银川市区才能见到少量的轿车公交车，间隔时间至少是半小时。所以在银川市内采访，乃至到永宁、贺兰采访都是骑自行车。到中卫、平罗去，有时将自行车火车托运，我也坐火车去，从火车行李车厢取出自行车，推出火车站，骑上就走，也算方便。

到固原的班车走两天

我在《宁夏日报》工商部分工采编手工业、机械工业、冶金工业、地质勘探，以及工业手工业支援农业的报道，到固原的时间相对多一点。银川到固原起初只有不定期班车（后来才有定期班车），车况不好（轿车，但密封不严），路也不好——全是砂石路，间有沙坑、搓板、水毁路面等，走得较慢，颠簸很厉害。班车走到中宁，最多到同心就不走了，住一晚，第二天中午或下午才能到固原。

有时为了赶路，就到邮局找熟人搭邮车去固原，可以当天到达。有一次，我被安排在帆布篷卡车车厢里，坐在邮包上。邮车跑起来贼快，在砂石路上颠簸，颠到固原，腰都直了。那时机要邮件随邮车走，机要员背着邮袋，挎着驳壳枪，坐在驾驶室，边上就不能再挤坐任何人。他神情严肃不说话，瞪着眼睛环顾左右，警惕性不亚于今天运钞车的武装押运员，我没敢跟他说一句话。

“黄龙”，弄得你灰头土脑

1937年1月，范长江经宁夏赶赴西安时曾说到宁夏的公路：“道路路面铺起两三寸深的浮土，汽车驶过后面立刻跟上一条黄龙。”20世纪50年代，宁夏公路上汽车驶过，还是那个样子。

下乡坐班车，如果轮到坐敞篷卡车，必然有人要吃浮土。坐在敞篷卡车最后一二排，甚至最后三四排的人，会叫“黄龙”弄得灰头土脑，等你下车的时候，只有两只眼睛不沾土。如果是冬天，扬起的浮土还能与你的鼻涕眼泪混合成土蛋蛋，挂在你的眼角和鼻孔下面。记得1960年以前，固原县到固原专区所属各县的长途班车中，一直有敞篷卡车——乘客靠两边车帮坐两排，都坐在自己带的包上，没包的只能坐在车厢板上；车厢中间再背靠背坐两排。夏天还可以，冬天朔风刺骨，车跑起来真是冻死人啊。

冰天雪地坐敞篷卡车，那个罪，没法说。我坐过倒数一二排，尝过被“黄龙”

裹挟的滋味，现在“纸上谈兵”，难以描述其“原汁原味”于万分之一。

那时，没有全国统一的记者证，《宁夏日报》也只发工作证，像我们这样的一般干部，“职务”一栏空着。为了优先买车票，自己在“职务”

栏写上“记者”二字，有时能顶事，如在海原县汽车站，那位卖票的老先生打开售票窗口喊“军警界有没有”“新闻界有没有”，他知道要给这两“界”

的人优先售票。有的农民看“新闻界”能先买票，挤上去说“我是新闻界的”，老先生倒也不骂，只是瞪着眼睛问“证在哪达？”他认我们那个“证”，让先买票。

过黄河，常遇麻烦

20世纪50年代，宁夏境内黄河上没有公路轿，过河得摆渡。从银川到吴忠、固原的班车，在永宁仁存渡摆渡。没有真正的渡轮，只有稍大一点的木船，靠一只固定在木船侧面的小汽艇带过河去。车子上下木船很是费事，要耽误不少时间。

从平罗到陶乐，得在平罗摆渡，因为那里河岸被河水来回冲刷，经常塌方，摆渡的风险大一些。1960年春，我骑自行车从平罗县城东行约1小时，到达黄河岸边，登上一条木船，向对岸下游方向的陶乐县城漂去，快到陶乐岸边的时候，船工才用篙撑船，以掌握方向好靠岸。谁知岸边塌方，地形改变，靠不上去，船工急了，呼叫“年轻的下水！”我们这些年轻人卷起裤腿，跳进齐膝深的黄河里，硬是推着渡船靠了岸。上岸后骑车半个多小时才到陶乐县城，城里有1000多居民，没有电，只有县委、县政府晚上用自备发电机发电，有几盏灯丝发红的电灯。

这次陶乐之行，还有一个巧遇，就是我在渡船上见到北大侯仁之教授。

上船后，见到几位别着北京大学校徽的学生和一位老师模样的人。出于好奇，我说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刚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来到宁夏。他们说他们是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学生，随系主任侯仁之教授来宁夏调查沙化情况，那位老师模样的就是侯仁之教授，他们要到陶乐去看一下。那时，我的报道视野很窄，没有意识到这是新闻，同时，在北京大学时也不认识侯教授，在渡船上也只打了个招呼，上岸后就分手了。48年后的2008年4月，我看到杨森翔先生发表在《吴忠日报》上的连载长文《向沙漠进军——1960年侯仁之宁夏河东沙区考察回忆》，第一次看到侯教授来宁夏的正式文字记载。稍感遗憾的是，以侯仁之这样的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地理学界的前辈、泰斗来宁夏调查沙化问题，并没有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他走以后六七年的光阴，宁夏就开始登峰造极“沙化大发展”，直到“**”结束，才逐步走上治沙的道路。

那时，宁夏人过黄河还有两种方法：一是冬天黄河结冰后，从冰上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