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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春联（第1页）

写春联

过了腊八，就开始写春联，这是我多年来的习惯。要说这个习惯的养成，还得从童年讲起。

我家祖上大约都不识字。听爷爷说，由于不识字，曾经闹出了把“人寿年丰”贴在了羊圈门上的笑话。

父亲开启了家族识字、读书的先河。父亲只在三舅爷的私塾里念了不到两年的书，就因家里缺少劳力而“毕业”回了家。但父亲好识字、爱看书，也喜欢写字。父亲靠“白识字”成为闻名乡里的“草根文人”，右手犁把左手书，一生手不释卷。

父亲识字以后，家里的过年对子就不再求人写了。村里的老先生三舅爷去世后，父亲还帮左邻右舍写对子。后来二哥上学更喜欢书法，毛笔字也写得漂亮，就担起了大半个村子过年对子的书写大任。

我记事起，过了腊月廿三，家里的人就络绎不绝。为了不让来人等太久，二哥经常脸都没洗，就摊开八仙桌，研墨，裁纸，然后开写。我还不识字，就帮二哥按着纸，看二哥写大字。父亲、姐姐喊我干活，我就支对说：“哎呀，我给二哥捉对子着呢。”

很显然，这是找借口不想干活。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看着二哥写对子是一种精神享受。尽管那时还不知道有“享受”这么个词，但感官传递来的那种感受是真切的、强烈的、美妙的。无论横平竖直、规规矩矩写楷字，还是龙飞凤舞绕行草，我都觉得二哥很潇洒、很牛气。看那些围观二哥写字的人，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仰慕的表情，不时还说出几个赞美的词。这时，我觉得二哥是那么的高大、潇洒，甚至还有几分神秘！于是，不由自主地开口问：“二哥，我啥时候也能像你一样写对子？”二哥停下笔，抬头看看我说：“那你先得识字。”一不小心，一滴墨汁滴在红纸上，二哥对我做了个鬼脸：“都你搅的，赔！”我赶快缩起脖子，不敢再说话。

我注意看二哥怎样继续写下去。当他写到刚才那个墨点时，巧妙地把那个墨点套进一个字里。我心里赞叹：二哥好能呀！

从那以后，二哥边写对子边教我认字，“天地人文”“大小多少”“日月水火”“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二哥反反复复地写、教，我跟着反反复复地认、记，再加上后来对着门上的对联“复习”，一个年过了，还真认识了百八十个字。父亲笑着说：“不错，就算没白给你二哥捉对子。这就叫‘新年进步’。”这个词组我一直记到今天，每年写春联都不忘了写“新年进步”四个字。

来找二哥写对子的都很客气：“过年了，我这双手不会写个大‘八’字。老先人留下这规矩还得守，对子还得贴，麻烦秀才给写几副对子。”

勤快细致的人会把纸裁好、分开，一一向二哥交代：“这是大门的，这是马头（房檐两侧立柱）的，这是正房的，这是耳房的，这是伙房的，这是柜子的，这是炕帖，这是斗方，这是斜梁子（横批）。这是仓库的，这是水窖的，这是磨窑的。这是车车的，这是犁的，这是耧的。这是羊圈的，这是牛槽的，这是鸡窝的……”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半块墨锭放在桌上，然后自己就跟爷爷抽烟拉话去了。

也有马虎的人，一卷大红纸放在柜盖上，来一句：“王二，给写两副对子。我是个睁眼瞎，咋裁、咋写啥也害不开（不懂），你向端着弄去。”

还有些人家干脆就指个小孩子来，红纸往炕上一撂，自己把冻得发红的手伸进毛毡下的热炕上焐着，啥也不说。你问他，他啥也不知道，只说：“我大让你写对子呢。”二哥就这样被赋予了极高的自由裁定权。

那时我太小，除了捉对子，其他的啥也帮不了二哥。这样，裁纸、折叠都是二哥的事。渐渐长大些，这些就由我承担了。春联一般都是五言或七言，按照二哥的要求，我通常把大门、大房的裁成宽幅，折叠成五言方格；其他的裁成窄幅，折叠成七言方格。如果是写楷书，还要折叠出“米”字格。过去的红纸质量很差，易碎而且墨汁渗透不好，我就学着二哥，拿湿抹布在红纸的背面缓缓擦拭两遍，这样红纸会柔和许多，着色性会好很多。

一个人、一支笔，等着要春联的人一个接一个。二哥顾不上喝水、吃饭，甚至撒泡尿的时间都没有。在等候写对联的时候，表叔、姑父、表兄弟们念叨着“有钱没钱，剃个光头过年”，给让大哥就他们剃个“过年头”。于是，家里又开辟了第二战场。后来，四哥刻了块烧纸印版，有的人既要对子，又要印烧纸。于是，家里又开辟了第三战场。

其实对于小孩来说，扶对子也不是个轻松活。一个姿势，一站就是半天、一天，少不了腰酸背疼。但我从不说出口，唯恐失去了这个好营生，而被使唤着扫柴、烧炕、推磨、拉风箱、打扫猪圈、筛猪苡子。

每家春联写好了，二哥都要逐个安顿哪副贴哪、上下联咋贴。其实安顿得再清楚，每年都有不少贴错的。等拜年时去他家一看，大门的贴在正房，正房的贴在大门，这是常事。犯错误最多的是把上下联贴反，几乎年年有、家家有、处处有，真叫一个没辙。

在农村老家那地方，庄稼上场入仓后农民就彻底闲了下来，时间也就不值钱了。谁帮谁家打个水窖、裹个墙皮、盘个锅灶、杀个猪、宰个羊，包括写个对子、剪个窗花、滚个鞋口、撅个脸、剃个头啥的，都算不上干活，更没有什么报酬。叫你帮忙，那是抬举你、看得起你。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没人会计较干多干少、吃亏便宜，所以也没有那些“麻烦”“劳驾”“感谢”之类的虚话，所有的感谢都体现在“你有事我就到”上面。农村的和谐就体现在互助上，陕北土话叫“驴抠痒痒——工便工”。

不计较归不计较，但相对的还是能者多劳，老实人吃亏。管理者都说不让老实人吃亏，其实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追求，根本就做不到。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吃亏和占便宜从来都存在，聪明人总是要占便宜，而且很多情况下是占上了便宜。那便宜哪来的？按照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两个定律，便宜这东西肯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自然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老实人。对于占便宜的人来说，占了便宜自然是喜形于色、心安理得。但对于吃了亏的人来说，他并没感觉到吃了多少亏，或者即使感觉到了，不但不觉得难受，反而会觉得愉快。虽然体力上、物质上付出了一些，但他从精神上全都找回来了。他吃亏但他开心呀，所以他乐意付出，乐此不疲。这也许就是传统延续的内在逻辑。

二哥写对子、大哥四哥剃头、三哥盘锅台，就是这么快乐。虽然嫂子们有时嘟囔两句：“年近无日了，家里活摆下一大堆，你整天弄别人的闲事，这年还过不过？”哥哥们总是简单地回一句：“婆姨家的，懂个屁。”

中华民族是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劳动从来都是被尊重的。在老家那个缺少文化人的地方，智力劳动更受尊重。爷爷不识字，但对识字人很是高看。爷爷脾气不大好，在我印象中，家里人几乎没有不挨骂的，唯独二哥是个例外。每当二哥摊开笔墨给人写对子时，爷爷就会笑着说：“犁把重，稍微的人都能扛动；笔杆轻，些许的人都拿不起。哈哈，有智的吃智，没智的吃苦嘛！”

随着识的字越来越多，我写毛笔字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看着写着我从老师那里学的大楷毛笔字的纸，二哥一把扔在地上，说：“这也叫大楷？”于是决定教我写毛笔字。

多干点活从来就不是问题，但在那个大家都勒紧裤带过日子的年代，物资是个大问题。练字意味着消耗物资，对于二哥这样的农民和我这样的农家穷孩子，“文房四宝”实在是不敢奢望，但要写毛笔字，墨汁、纸张、毛笔还是必不可少的。

毛笔问题不大，消耗较小，最多半年一支。二哥从他用过的毛笔中，挑一支笔头不是太秃的给我用。纸张主要是从石油队钻井场捡来的装水泥的废旧牛皮纸袋，把纸袋拆下来、裁整齐，订成几个大厚本子。虽说难看，但能用来练字就行。最难的是墨汁，找个替代品都没有。想了好久，二哥决定带着我自制练字用的“墨汁”。我们找来锅底灰、碳沫子等，用蒜窝捣碎，用箩过滤，再用醋泡、用锅熬、用榔头捶……各种办法用尽，颜色还是不够黑，着色性还是很差。最后找到了一个相对能凑合的办法，就是在锅底灰里加上烟煤子、少量的糨糊，再少少加一点墨汁，总算能在纸上着点色。糨糊后来改为用钻井场捡回来的“塞米赛”（一种工业糨糊）代替，效果更好。有人建议加入猪油、鸡蛋清，且不说效果如何，猪油、鸡蛋人都没得吃，还往墨汁里加？纯属土豪思维！算了吧，反正是练字，也无所谓好看不好看，省钱、不花钱就行。灌满两个大瓶子，我们愉快地收工了。

几番折腾下来，我就像个“卖炭翁”，从头到脚、从外到内全黑了。看我这样子，一家人忍不住地笑。笑完了，姐姐指着村口涝坝说：“去，给我洗去！把你身上的‘成绩’也搓一搓！”我去涝坝里洗了个澡，身上的黑点、黑坨洗掉了，但衣裳上的污垢却怎么都洗不掉。我一边揉搓一边骂：“你个狗日的烂‘墨汁’，该染的染不上，不该染的倒染得挺牢！”我骂完了“墨汁”，该回家挨姐姐骂了。躲是躲不掉的，因为肚子早都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