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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交友之道 选择朋友就是选择成功（第1页）

第二章交友之道：选择朋友就是选择成功

俗话说的好：“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要想做出一点事情，是必须要朋友们的帮忙的，否则他所走的路，就会越走越艰难。因此，曾国藩在家书中格外教导子孙，交友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必须选择人品好、志趣远大的人当朋友，只有这样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顺利。

1．择友是人生第一要义

人的一生如果交上好的朋友，不仅可以得到情感的慰藉，而且朋友之间还可以互相砥砺，共赴患难，成为事业的基石。朋友之间，无论志趣上，还是品德上、事业上，总是互相影响的。我们观察一个人—生的道德与事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身边人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选择朋友就是选择命运。

曾国藩的处世经可以说是他广交朋友的处世经。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个不朽，都是在朋友的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因此，他深知选择朋友的重要性，无论什么时候，都十分在意交朋友，特别是那些德才兼备之友。

曾国藩24岁以前，他的足迹从未踏出过湖南，到过的地方只有长沙，衡阳等地。他也像所有读书人一样，把科举考试看做改变自己命运的惟一途径。在湖南家乡，除郭嵩焘、刘蓉等，也没有结识几个对他以后人生有特别重要影响的人。曾国藩在1843年2月17日从北京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四弟上次来信，说想找个书馆外出教书。我的意思是教书馆废功误事，比在家中私塾还要厉害。与其出去教馆，不如待在家塾中。如果说一出家垫，就会有明师益友，而我们那儿的所谓明师益友，我都知道，并且已在深夜认真计算了一下。只有汪觉庵老师和欧阳沧溟先生，是我认为确实可以做为明师的。同学又都是平庸、卑微、胸无大志的人，又最喜欢取笑人，家乡没有朋友，实在是第一等的恨事。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习俗感化人，所说鲍鱼共处，也变得和它一样了。我曾和九弟说过，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因为有害的朋友太多的缘故。现在以四弟你的意愿，一定要跟从觉庵老师学习，那么千万听我嘱咐，只获取明师的益处，别受恶友危害!”

又说：“我少时天分不算低，后来整日与平庸鄙俗的人相处，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心窍被堵塞太久了。等到乙末年到京后，才开始有志于学习诗、古文和书法。”

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当时的友人，感到很不满。最相信有作为的老师，只有汪觉庵和欧阳沧溟先生罢了。他所说的衡阳的风俗，和轻浮浅薄相近，虽然有些近似武断，但也是确有所见才这样说的。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国藩由此感到交友不可不慎。

1843年2月15日，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在曾国藩看来慎交友的原因是“相友可知人”，“习俗染人”。他曾这样说，看到你的朋友，就可知道你的为人，朋友的好坏，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一个人在世上若有几个好朋友、相互帮助和交流，生活和事业就可能有好的局面，相反，若交了坏朋友，受到坏习气的影响，生活和事业就可能出现坏的局面。所以人才总是一批一批的出现，在某一个时代人才辈出，在某一地区人才辈出。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比另一时代的人更杰出，这个地区的人比另一个地区的人更优秀，而是因为这个时代或这个地区的人团聚在一起，相互激发，相互砥励，才出现了一个令人钦慕的群星灿烂的好局面。所以，要了解一个人，不一定非得观察这个人，只要看看他所结交的朋友就可以了。这就是“相友而知人”。古时候楚国就有一个这样的人，他给人看相十分灵验，名声大得连楚庄王也知道了，把他传召到了宫中。庄王问他，“你是怎样给人看相的?怎样能预知他人以后的吉凶呢?”他回答说：“我不会给人看相，不过是从他所交的朋友来判断他的未来。一般老百姓所交的朋友，如果是孝敬父母，尊兄爱弟，不违法纪者，那么他家就会一天一天兴旺起来，所以可以断定他日后必有福，这就是所说的好人。一般当官的，如果他所交的朋友讲信用，重德行，那么他就会帮助君王做出许多有益于国家的好事来，所以便可以判定他能升官，这就是我说的好官。君主圣明，大臣贤能，如果君王有失误，大臣们会当着您的面直言劝谏，那么国家就会一天天兴盛起来，君主也一定会受人尊敬，这样的君王才是好君王。我不会给人看相，只不过能够观察他所交朋友的情况。”

《史记》说：“不知其人，视其友。”实在是经验之谈。虽然你是好人，若是交了坏朋友，也不得不时常防备别人也把你当成坏人，于是影响了自己的事业，或是无辜坏了自己的名声。

由于对交友对于人一生贤良与否的深刻认识，使曾国藩更加自觉地去接近那些品学兼优的朋友。

他在写给家里的书信中，曾介绍过当时所结交的部分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结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睇大益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从曾国藩的话中，不难看出他谈起良师益友时是多么兴奋!良师益友在曾国藩的事业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曾国藩所交益友，对他的人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给他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从各个角度烘托着他的事业。因此，他比别人更深刻他体会到：“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

2．找到高人为自己指路

曾国藩在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不仅因为他过人的政治才能，还因为他不同于常人的文学成就。曾国藩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这同他善于通古博今分不开，更同他择友择师的观念分不开，这点可从他的家信中略见一斑。

曾国藩出身于寻常的耕读之家。从圣人曾参（约前505一前435年）排下来，他是第七十代。二十四岁那年，曾国藩到京师会试，一试不中，再试又爽。二十八岁及第，也只不过在翰林院谋了一个抄抄写写的小职。这时的他位卑言轻，官运远未腾达，就连生活上也很是有些窘迫和局促，常常不得不求人到扬州去买廉价书。进京七年之后想回家看看，但囊中羞涩，而且还担心人走茶凉，怕饭碗没了，但曾国藩是个有心人。在这段时间里，他结交了不少皇亲国戚、重臣显贵、名学硕儒、文人士子，尤其是拜理学大家倭仁、唐鉴为师，这些都令他终生受益，为日后的建功立业和逢凶化吉，建立了广泛的人际网络。

曾国藩从翰林院七品芝麻官，飞快晋升为正二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二年零两个月时间连升六品十级，当然，这主要是用笔头子考出来的。他在翰林七年历次考试成绩都很好，因此屡蒙提拔。这些对曾国藩今后的成功影响当然极大。试想，如果他不是以正二品的侍郎身份回乡，怎会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哪有资格成为湖湘士人的领袖呢?

不过，曾国藩升官如此之快，除了他不懈钻研学问外，还与他工于心计、善走上层路线有关。他到京师后，广交朋友，建立了不少关系，尽管他在日记中屡次反省，自责不安心做学问，但这些关系对他日后升官确实颇起作用。尤其是唐鉴对他官场隆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曾国藩深知：一个人的学问、事业和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生平十分注重拜师访友。其中太常寺卿唐鉴，给他一生的治学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自幼勤奋上进，学习如饥似渴。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

唐鉴潜心研究人性理学，继承了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创立的闽学派，和清代大学士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誉。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

唐鉴对曾国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影响极大。曾国藩曾向唐鉴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唐鉴告诉他，读书应当以《朱子全书》（南宋朱熹著）为宗；修身的最好办法是记日记自我检讨。为了更好地认识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还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构做了比较与论述：经世治国，主要是熟读历史，古人过去所作所为，所立的法律和戒条，历代的典章制度，都在史书中。并指出只要能在义理上痛下工夫，其余文章词曲，都是末流小技，毫无难处。

唐鉴的一番高论，对曾国藩来说，实乃至理名言。这使他初步确立了毕生为之追求的治学目标和途径。

在拜谒唐鉴以前，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博得功名，治学内容限制在八股文和试帖诗的狭小范围之内。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初次人京会试，见识稍广，由时文而专心于古文，由文学而精进之于“道”，是在岳麓书院学习中有所了解的。但那时，他似乎还未彻底明白“道”的深刻含义，因而常以“无失词臣体面”为满足。唐鉴的教诲使他茅塞顿开，耳目一新，明白了所谓“道”是一种义理之学，求“道”应以《朱子全书》为根本，最终确立了以理学为其治学的目标。

这一求道过程，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都有反映。他在求师唐鉴当天的日记中不无感慨，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初识指归。

宋代理学家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在《大学》一书中有言“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种思想影响后代无数的文人。曾国藩为使其能成为理学大师，便按照理学家“修齐治平”的理论，从“静”、“敬”、“慎独”下手，在“修己”上下了一番苦功。“修己”的真旨和方法，曾国藩是通过向另一位知名的理学大师倭仁学来的。

倭仁，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翰林出身，是唐鉴的弟子，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历任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詹事、大理寺卿，后为工部尚书，命授皇帝读、文华殿大学士。

倭仁是以学承正统、德高望重的理学名臣资历而被“命授皇帝读”的。曾国藩同倭仁认识后，与其相处的时间比与唐鉴相处的时间还多。倭仁的教导与唐鉴一样，只是在谈内省时注重实践，而且比唐鉴更严格。就倭仁的思想特征而言，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兼取思孟学派及陆王心学的某些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倭仁不仅对理学具有深刻的领悟，更重要的是他的自身道德修养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达到了高度的和谐，因此为士大夫所折服。

倭仁告诉曾国藩：“‘研几’功夫最要紧。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最后，倭仁嘱咐曾国藩，必须把读书与修己相结合，要天天“写日课”且应当即写。

曾国藩按照唐鉴、倭仁的教诲，按照从道德自省到经邦治国的法则身体力行，使自己的思想与人格得到了升华。于是，在与倭仁会面的当天，他便立志“自新”。除继续按照唐鉴教诲的方法读书外，他开始学习倭仁在“诚意”和“慎独”上下工夫。

同倭仁一样，曾国藩每天将自己的意念和行事，以楷书写在日记上，以便随时检点和克制。曾国藩将所写的日记，定期送与倭仁审阅，并请他在上面作眉批，提出不客气的批评。道光十三年（1843年）七月，他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这种楷书日记还没有写满一年，旅途匆忙，日记遂改用行书。此后的日记也没有再请倭仁批阅；但在日记中时时自讼自责的精神，却一直维持终生不变。他天天要求自己以理学的道德自省，以经邦治国的要求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封建的伦理道德方面和他所献

身的事业中，一天天地进步。

曾国藩日记，绝大部分都像一篇例行公事的“流水账”，看起来易感乏味。然而“糟粕”中所藏“精华”也很多：论修身治学，曾国藩持身之严，待人之温厚忠恕，读书之恒心毅力，日记中随处可见，足供后人终生取法；论史料，曾国藩本人的行踪交游、其所首创的水陆营制、幕僚将吏的人事，以及于当时的物价、租税、官场习俗等，都时时有值得珍视的记载，为别处所罕见。从中我们不但见到曾国藩的励志过程，同时也使我们对其《挺经》中的励志方法，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曾国藩认为：“凡人必有师；若五师，则严惮之心不生。”他告诫他的弟弟们择友需慎之又慎，因为一生的成败，都要看所结交的朋友贤与不贤，所以不能不慎、不可不慎。曾国藩认为何人可以为师呢?他所推崇的人是范仲淹、韩愈、司马迁、二程（程颢、程颐）、朱熹，曾国藩的大志由此可管窥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