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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长滩是不是秦朝和汉初的西部国界前沿（第1页）

南长滩是不是秦朝和汉初的西部国界前沿？

2011年，记者采访了“宁夏考古所原所长、著名文物专家钟侃”，钟侃先生借助《银川晚报》又发表了许多质疑南长滩历史文化的观点（以下均见《南长滩，梨花深处的冷与伤》银川晚报2011年6月8日）。

记者写道：“有专家撰文指出，南长滩村西的军堡是汉代的。不仅如此，我们在黑山峡谷中又发现了类似军堡的几处遗址，结合这里的地理形势和军事位势，只能说它们是明代时期为了防止蒙古残余势力乘冬季黄河结冰过河而建的。钟侃一针见血地说：‘汉代的疆域已经扩到了居延一代，南长滩根本就不是国界前沿，用得着在这里修筑长城或军堡吗？’”一看这句话，就知道钟侃先生不懂秦汉疆域变化情况，信口开河。这句话的正确说法应是：秦始皇时代，南长滩是秦朝陇西塞的国界前沿。汉高祖时代，南长滩也是汉朝陇西塞的国界前沿。汉武帝时代，“汉代的疆域已经扩到了居延一代，南长滩根本就不是”汉武帝时代的“国界前沿”。

秦始皇时代的西部国界前沿。《汉书·西域传》载：“（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书·匈奴传》载：“杨雄曰：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西河，即《禹贡》所指流经雍州的一段黄河，亦即流经今甘肃兰州至宁夏石嘴山的这一段黄河。

汉高祖时代的西部国界前沿。秦汉之际，汉与匈奴界于故塞。《史记·匈奴列传》载：“当是之时，东胡疆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死于前210年），诸候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於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於故塞。”所谓“故塞”，《史记·卫将军骠骑传》载：“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所谓“五郡”，【正义】说：“五郡谓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并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由此可知，“故塞”这道长城的线路位置应在上述五郡的内边沿线，方称得上“故塞外”。“故塞”的上述线路位置，正是今固原长城及其向两侧延伸的长城。汉高祖时代，汉朝西部边防与匈奴以“陇西塞”为界，南长滩长城即其国界前沿之一段。《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二年（前205年），汉王东略地……於是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关外置河南郡……缮治河上塞。”《前汉书·高帝纪》载：“二年冬十月……汉王如陕，镇抚关外父老。……汉王还归，都栎阳，使诸将略地，拔陇西。以万人若一郡降者，封万户。缮治河上塞。”关于汉高祖“缮治河上塞”的具体位置，唐代训古学家颜师古转引晋灼曰：“晁错传秦北攻胡，筑河上塞。”用宋祁的话说：汉高祖在黄河补修长城的具体地段是在“北河灵、夏州地也，秦时缮治。”这就确指了秦始皇修筑、汉高祖补修的“河上塞”是在今甘肃、宁夏境内的“陇西”、“灵、夏”黄河段上，今甘肃、宁夏黄河南岸至今尚存的红山峡、黑山峡长城、宁夏沿黄河南岸、东岸长城遗迹自在其内。该段长城，秦汉称“陇西塞”，南长滩当然是汉高祖时代的国界前沿，所以汉高祖才“缮治河上塞。”汉孝文帝时代，汉朝与匈奴以朝那塞为界。朝那塞即今固原长城。《史记·孝文本纪》载：“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卬。”由上可知，“陇西塞”“朝那塞”是汉高祖父子时代的汉朝西部国界前沿。

汉武帝时代的西部国界前沿。汉武帝即位以后，“马邑之谋”成为汉与匈奴冲突的导火线，“匈奴绝和亲”打破了秦昭王长城两侧的安定局面。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皋兰、北地进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远出陇西、北地秦皇长城“二千里”。经过反复争夺，“汉击走单于於幕北”，“而幕南无王庭。”“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霍去病“度河”夺取了“自朔方以西至令居”的土地以后，汉朝开始在这一带黄河外至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修筑长城。

钟侃为了否定中卫黄河南岸南长滩一线长城是秦始皇修筑、汉高祖修缮的秦汉遗迹，便将汉武帝时代西部国界前沿“居延一代（应为“带”）”错说为汉高祖时代的西部国界前沿，并由此质问：“汉代的疆域已经扩到了居延一代（带），南长滩根本就不是国界前沿，用得着在这里修筑长城或军堡吗？”岂不知汉高祖时代的西部国界前沿是在包括南长滩在内的“陇西塞”“朝那塞”一线，汉武帝时代的西部国界前沿才扩展到了居延一带（《史记·骠骑列传》）。所以，《史记》《汉书》记载汉高祖修缮了包括南长滩在内的“陇西塞”“缮治河上塞”，钟侃真不值得大惊小怪，提出这样不符合历史常识的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