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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境内有无汉长城（第1页）

宁夏境内有无汉长城？

宁夏境内的汉长城见诸汉代文献记载。汉代称长城为“塞”，“塞”即塞垣之意，《汉书》中专指汉代长城烽燧。

汉高祖时期，西汉以秦陇西塞（徬洮、徬河长城）为其西北边防。《史记?高祖本纪》载：“二年，缮治河上塞”。汉高祖修缮的是秦始皇徬洮、徬河长城西段。

汉武帝势力尚未渡过黄河以前，西汉边防是“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马邑之谋”成为汉与匈奴冲突的导火线，“匈奴绝和亲”打破了秦昭王长城两侧的安定局面。匈奴攻武州塞、当路塞、上郡塞，汉武帝派卫青、公孙贺、公孙敖、李广等出上谷、云中、代郡、雁门、朔方一线，将匈奴逐出河南地。汉武帝在朔方修缮秦皇长城，并将汉朝的防线推进到朔方秦皇长城一线，“以拒河逐胡”。《史记?匈奴列传》载：“其明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是岁，汉之元朔二年也。”云中以西至陇西，即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以西至今甘肃陇西地区，朔方治今内蒙古抗锦后旗黄河西北岸。这一地段的黄河内外沿河长城，正是秦始皇派蒙恬修筑的秦皇长城阴山段、并河以东段、榆中段、临洮段。汉武帝“复缮”的“蒙恬所为塞”，正是遗存于今内蒙古的阴山长城、内蒙古乌海至宁夏黄河东岸、南岸长城及甘肃陇西长城。

汉武帝势力渡过黄河以后，西汉新修筑了宁夏、甘肃黄河西岸、北岸的贺兰山、卫宁北山至河西走廊长城。这一地带新修汉长城的始筑年代，从一些史料记载中，可以窥见其踪迹。《汉书·匈奴列传下》《后汉书·西羌传》载：“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令居县属金城郡，令音零）。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酒泉、武威、张掖、敦煌），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这里已经说明汉武帝是渡过黄河、湟水修筑障、塞、亭、燧这类长城墙体的，并说明汉武帝修筑的长城超出秦皇长城外数千里。《史记·卷一一一·骠骑列传》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数破居於河西一带的昆邪王，“昆邪王与休屠王谋欲降汉。”“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这则记载告诉我们，元狩二年，汉军渡过黄河后，李息开始在河西修筑长城。宁夏地在河西，自属李息所筑河西长城之内。李息所筑的河西长城，在汉武帝对霍去病的嘉奖中可以证实。汉武帝说：“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十万之众咸怀集服，仍与之劳，爰及河塞，庶几无患，幸既永绥矣”。汉武帝所说的“河塞”，就是指汉朝渡过黄河后李息所筑的河西长城。今甘肃武威以西的古长城，也是大行李息、徐自为始筑。《汉书·匈奴传下》载：“时先零羌与封养罕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抱罕。汉遣将军李息、朗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这里的“因山为塞”，就是李息、徐自为在河西走廊沿山形地貌始筑的汉长城。随着西汉国力的强盛，汉武帝将河西长城一直延伸到酒泉以西。《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载：“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票（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载：“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令居塞位于匈奴右地，东起陇西长城（陇西塞），西至酒泉郡。这道长城即是从今宁夏中卫黄河北岸长城西接甘肃河西走廊的汉武帝长城。正是这道长城，切断了西羌与匈奴的南北交互作用，保护了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畅通。

汉宣帝时期，上距汉武帝始筑河西长城已60年。此时，汉武帝长城大成规模，世所瞩目。《汉书·赵充国传》载，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年七十余，以后将军至金城平羌乱。其秋，赵充国患病，汉宣帝咨询平羌诸策，赵充国上奏曰：“窃见北边自燉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宁夏西北边塞自在“燉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之内，有汉长城自不待言。

宁夏河西汉长城现存遗迹位于黄河外中卫、中宁北山、贺兰山一线。它西自今甘肃省景泰县入中卫境，东向沿中卫迎水镇营盘水村红湾墩、老营盘水长城、双墩梁烽燧、长流水村三道墩、二道墩、头道墩一线，“因山为塞”，利用甘塘、北长滩、孟家湾一线黄河北岸高山险峻、沿腾格里沙漠南缘的卫宁北山、贺兰山出宁夏境，长约800里。沿线“因山为塞”长城、烽燧络绎不绝。宁夏河西汉长城西接甘肃河西走廊汉长城，东接内蒙高阙汉长城。这道长城是汉武帝长城的遗迹、遗址。

到了明代初年，河西汉长城遗迹仍然存在。其中的甘肃、宁夏河西汉长城，成为明代河西走廊长城、中卫、中宁北山长城、贺兰山长城修补利用的主体与基础。《五边考》载：“若按明初旧址，自镇番（今甘肃省民勤县）直接宁夏中卫，通树长边，则外钥尤壮矣。”这里所说的“明初旧址”，就是指遗存于明代以前的汉武帝长城遗迹。对此，明朝嘉靖时期的边防重臣李承勋说的更加清楚：“宁夏自镇远关（贺兰山北端老关疙瘩）至大沙沟（今甘肃景泰县），旧有台堡相接，以断北虏西行之路是也。”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明朝取得松山战役胜利后，时任兵部尚书、三边总督的李汶实地踏勘这一地区的长城防线后，在其《计处松山善后事宜疏》中上奏朝廷说：“勘得自镇番以至中卫，烽堠相望，迄今旧址犹存”。明代宁夏西长城位于黄河北岸，是以“自镇番以至中卫”的汉长城“旧址”为始基，故贺兰山、卫宁北山、河西走廊一线明长城亦非明代始筑，它是在汉长城“旧址”上修缮、改筑或新增而成。

明代对河西汉长城的修缮利用有明确记载。一些学术著作依据明代修补河西汉长城的时间将河西汉长城定为“明代长城”是没有根据的。根据明代以前的文献记载，这道长城始筑于汉武帝时代。

关于宁夏境内的汉代长城，既有文献记载可证，又有现存遗迹可验。钟侃倘若不知道，请翻阅一下自己所抄引的史念海先生的原文：“西汉的边塞自敦煌以至辽东（《汉书》六十九《赵充国传》），较秦时的规模更为宏大，贺兰山和阴山山脉间也必然会筑有边塞。现在西汉的边塞和秦长城一样，皆不可复睹，然不能因此而谓这里就没有西汉边塞的遗迹。”经我实地调查，卫宁北山、贺兰山一线的西汉长城，不但皆可“复睹”，而且还有长城沿线的汉代石刻文献为证。现中卫城北高墩湖长城及其延线上，还有外侧的烽火台所在地区，地上地下的汉代遗址、遗物遍布。在长城外侧通湖山西万图峰顶上，耸立着一座汉代烽火台。“西万图”，蒙语为“战壕，打仗的地方。”烽火台底座10米见方，顶宽5米见方，残高约7米。其东侧为烽火台及守军住所，基址6米见方。烽火台及守军住所均为石块垒砌工程，规模巨大，周围遍布汉代陶片，俯拾皆是。尤为重要的是，在烽火台下的山崖石壁上，遗存有一块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的石刻隶书记事文献。这是宁夏中卫与内蒙阿拉善左旗及其毗邻地区唯一现存的汉代山体岩面石刻文献。石刻文献凿刻在红砂岩山体岩面上，岩面约1。7米见方，字幅高104厘米，宽70厘米，竖刻16行，其中正文15行，每行23字左右，部分字迹脱落，现存120余字。从现存石刻文字释读，其内容大致记述了汉武帝在河西设置郡县、障塞的情况，后经王莽之乱，从北地郡、武威、张掖至敦煌的长城障塞、烽火台遭到毁坏。东汉光武帝建武初年，为了使民无警，边郡太守加强了长城障塞的恢复与防御，北虏（即北匈奴）就很少骚扰虏掠了，大家都很欢喜。这块石刻文献，就是宁夏黄河北岸、西岸的卫宁北山、贺兰山长城始筑于汉武帝时代的铁证，也是秦汉文献中的“北地郡”见于山体石刻的最早记载。这块石刻文献，为汉代北地郡辖境已跨越黄河北岸提供了实物例证。在西万图烽火台的两侧延伸线上，还分布有用石块、黄土垒砌或混筑的汉代长城、烽燧，如卫宁北山、贺兰山涝坝沟、老关疙瘩等长城、烽燧。

综上所述，钟侃对宁夏境内黑山峡秦长城、秦皇长城、卫宁北山、贺兰山汉代长城的基本史料茫然不知，其“质疑”既无历代文献依据，又无实地调查证据。钟侃立论时仅断章取义的抄录了史念海一篇文章的一小段语句中的二句话，偏巧这两句话原文各属史念海文章中的两个推测。钟侃拼凑时又将这两句原意相反的语句拼凑错了，致使拼凑起来的观点与史念海先生的原意恰恰相反。更让人不能不指出的是，他向读者隐瞒了他摘引的这一小段语句中史念海先生的两个极为重要的推测：即黑山峡长城可能始筑于秦始皇时代。钟侃的这种做法，不但“与考古学的实证原则根本风马牛不相及”，而且犯了史家引用原文时有意断章取义的大忌。这就不是治学“严谨”不“严谨”的问题了。一位名人说过：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