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曾问过其中一个老差役说:“大家对受刑受绑的既没什么深仇大恨,目的只不过希望弄点钱而已;犯人果真拿不出钱,最后又何妨放人一马,不也算积德吗?”老差役说:“这是因为要立下规矩以警告旁的犯人,并警告后来的犯人的缘故。如果不这样,便人人都心存侥幸了。”
这个令人发指的黑色幽默,固然使我们为当时的黑狱状况毛骨悚然,但是仔细一想,却又不能不对差役区别对待犯人的手法发出一丝苦笑。手段固然可恨,但是却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点策略思维的影子,那就是分离均衡机制的运用。
在前面我们已经介绍,斯宾塞提出的信息传递是解决逆向选择冲突的一种途径。事实上还有一种解决方法,那就是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分离均衡”。
在市场上,拥有信息的一方主动通过做广告等方式来发布信息,从同类中分离出来,这样才有利可图。可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不具备信息的一方,除了信息传递,应如何建立机制来筛选有信息的一方,从而实现市场效率呢?斯蒂格利茨是把信息不对称的概念引入保险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研究,从而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保险市场上一个人去投保,其目的是为了弥补可能发生的危险的损失;而保险公司也不可能在亏损的情况下承担保险,它要追求利润。如果这时信息是完全的,即投保人的信息也为保险公司所知道,那么投保人应该选择完全保险,即应该使投保后和不投保的收益水平是一样的。
比如我投了自行车的保险,那么我看管自行车的努力可能会因为投保而发生改变。如果没有投保,丢车以后200元钱的损失我完全承担;如果花20元钱投了保,丢车后保险公司将赔我150元,这时我的损失只有130元。而看管自行车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要多买一把锁,花20元。
然而由于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问的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难以确切地知道投保人的真实情况。一旦和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约,他们往往会不再像以往那样仔细看管家中的财产了。当出门的时候,他可能不再像以前没有保险时那样仔细地检查煤气是否关好,因为现在如果屋子着火了,他将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
作为极端的例子,有人甚至故意造成火灾来骗取保费。在这里,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人们在投保后的防灾行为,面临着投保人松懈责任甚至不道德行为而引致的损失,严重的情况会关门大吉。
这样,社会中有帕累托优化的一些交易就可能不会发生。这在信息经济学里被称为道德风险:投保前和投保后投保人的行为无法被保险公司所观察到。
与之相关的逆向选择就是:每个投保人可能知道自己自行车失窃的概率,而保险公司不一定知道这种信息;那些觉得自己的自行车被盗的概率比较大的人会更有积极性投保;保险公司赔偿的概率也会变高,会更加容易亏损。
这时保险公司为什么不采取提高保费的办法来获得利润呢?
问题在于,提高保费会导致那些犹豫不决的客户选择不保险,而这部分人往往是丢车概率比较小的人。因为丢车概率越小,他所能接受的保费就越低。那些低风险的顾客群认为支付这笔费用不值得,从而不再投保;而高风险类型消费者不会在意保费的提高而踊跃投保。这样一束,高风险者就把低风险消费者“驱逐”出保险市场。
这就是斯蒂格利菠和他的合作者在1976年的文章中的重要观点:提高保费的措施不仅不能使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现象消失,反而会使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了。提高保费的办法对保险公司是一荆毒药,对保险市场同样难以消受。要解决这一问题,保险公司可以通过提供不同类型的合同,将不同风险的投保人区分开,让他们在高自赔率加低保险费和低自赔率加高保险费两种投保方式之间选择,以防止欺诈行为。
票价为何如此低
纽约的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是世界上同类博物馆中的翘楚,但是收费却出奇的低。一位作家问馆长:“这么一点门票的收入,怎么能够维持开销呢?”馆长回答:“我们根本不靠门票的收入,这只是做个样子。”作家有些诧异地问:“做个样子那又何必呢?”主管回答说:“如果我们完全不收费,必然会造成许多闲杂人员涌入,因而破坏了整个博物馆的气氛,所以我们要求象征式的买门票,钱虽然不多,却表示了对博物馆的尊重和诚意。”
那位作家认为,这个故事说明了人们所需要的经常并不是钱,而是那小小几块钱后面的一点诚意、一些温情和一片真心。这种理解固然不错,但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博物馆这样做的目的,恐怕更多的还是为了通过收费的形式,把真正的艺术爱好者与所谓的“闲杂人员”甄别开来,以更好地保证高效服务。
市场交易的目标就是利益的均衡。而均衡有两种模式:混同均衡和分离均衡。所谓混同均衡是使所有人都愿意接受的选择,分离均衡则是向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选择。上面故事中的博物馆虽然是非赢利的公共服务部门,分离均衡的思路也是不错的。
斯蒂格利茨证明了在竞争市场上,混同均衡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之所以不存在一个使高丢车概率的人和低丢车概率的人同时选择的保单,是因为保险市场存在竞争。
在前面的例子里,有的人因为经常丢车,所以积极投保,哪怕要为此付出相对较高的保费支出。不经常丢车者,就只会选择赔率较低而保费也较低的投保合同。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份保费标准统一的合同肯定会流失一部分客户——或者是嫌保费高的客户,或者是嫌赔率低的客户。为了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保险公司一定会设计出更多的合同,吸纳不同要求的客户,而不会使用千篇一律的标准合同。
风险的投保人区分开,让他们在高自赔率加低保险费和低自赔率加高保险费两种投保方式之间选择,以防止欺诈行为。
建立信息甄别机制是胜出之道
《黔之驴》寓言中,贵州的老虎从来没有见过驴子,不知道驴子到底有多大本领。老虎采取的方法是不断接近驴子进行试探。通过试探,修正自己对驴子的看法,从而根据试探的结果选择自己的策略。
一开始,老虎见驴子没什么反应,它认为驴子本领不大;接下来老虎听见驴子大叫,又认为驴子的本领很大;然而进一步试探,老虎却发现驴子的最大本领只是踢踢而已;最后,通过不断试探,老虎得到关于驴子的准确信息,确认驴子没有什么本领,就选择了冲上去把驴子吃掉的策略。
这显然是老虎的最优策略。它所采用的方法,其实就是信息甄别的一个典型选择。
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博弈的每一参与人可能知道其他人的存在,并知道参与人的不同类型与相应选择之间的关系,但是,参与人并不知道其他人的真实类型。
在动态博弈中,由于行动有先后顺序,后行动者可以通过观察先行者的行为,获得其信息,从而证实或修正自己对先行者的策略。在博弈一开始,某一参与人根据其他人的不同类型及其所属类型的概率分布,建立自己的初步判断。在博弈进行中,该参与人就可以根据他所观察到的其他人的实际行动,来修正自己的初步判断,并根据这种不断变化的判断选择自己的策略。
信息甄别是需要成本的。在上述故事中,老虎在不断试探过程中花费的成本很小,它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试探下去,直到得到对驴子所属类型的准确判断为止;如果这一过程花费的成本很高,老虎可能就不会轻易去试探。这种获取信息所花费的成本归根结底是由于“黔驴”的环境条件,也就是信息的不完全性造成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完全信息可以导致博弈参与人之间的合作。因为,当信息不完全时,参与人为了获得合作带来的长期利益,通常不愿意过早地暴露自己的真实类型。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有办法来加以甄别的。
当然。他也想了解对方的一切,包括优点和缺点。但是他也深知,如果对方同样是个约会博弈的高手,也会同样地展示最好的一面而隐藏最糟糕的一面。仔细思考所面临的情形。才能发现哪些迹象代表了真正的高素质,哪些只是为了获得良好的第一印象而伪装出来的。
最邋遢的家伙在重要的约会场合也可以摇身变得衣冠楚楚,但要整晚模仿所有细节上的谦恭和礼貌却并非易事。鲜花是相对廉价的,赠送更贵重的礼物也许是值得的。倒不是因为内在价值方面的原因,而是它代表了一个人乐意为对方奉献多少的可靠证明。礼物值多少“钱”在不同背景下有显著差异。对一个千万富翁来说,一颗钻石可能比忙里偷闲来陪你的时间牺牲来得便宜得多。
所以他宁愿送你钻石,而不愿陪你一起看电影。
同时也应当意识到,约会对象同样会挑拣一番。因此必须得采取能真正代表具有高素质的行为,而不是谁都学得来的那些行为。
探询、隐藏和发现对方内心深处的想法,不仅在初次约会时很重要,在整个关系发展的过程中都很重要。下面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
一对青年男女住在纽约,分别租住公寓。他们的关系已发展到同居的地步,女人向男人提议放弃他租来的公寓。这位男士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向女人解释了一个经济学原理:有较多的选择终归是比较好的,尽管他们分手的概率虽然很小,但是只要有分手的风险,则保留第二套廉租公寓还是有用的。然而女人对这种说法非常反感,立刻结束了这段关系。
用策略思维来解释,女人无法确认男人对关系的忠诚度有多高,她的提议是发现真相的一个精明的策略机制。语言表达的爱总是很廉价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说“我爱你”。如果男人用行动实践诺言,放弃了廉租房,这将是爱情忠贞的证明,这正是女人所希望的;而他拒绝这样做实际上是给出了负面证明,女人结束这段关系是明智的。
这类博弈中,关键的策略问题是对信息的操纵。传达关于你的正面信息的策略称为信息传递;诱导对手传达关于他们私下拥有的真正信息(无论正面或负面)的策略称为甄别机制。女人要求放弃一套公寓的提议就是一个甄别和筛选机制,它将男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要么放弃公寓,要么表明他缺乏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