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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改革枝头春意闹（第2页）

包拯了解这一弊端，遂下令衙门正门打开，但凡有告状者他老人家亲自接见。为老百姓大开方便之门，吏不敢欺，规避了很多问题。官与吏之间存在着很深的矛盾，帝国上层向是由官员来管理，但基层权力掌握在吏员手里。官与吏之间，经常发生冲突。

譬如包拯曾立下规矩，有民犯法，别说没用的，先吃一顿杖脊。一民犯罪，贿赂开封府的工作吏员，求解脱。小吏跟他说：“等会见了大人，大人必让我先审问。你就自辩没罪，我自有办法。”罪犯点头称是。果然包拯让小吏先审问。罪犯大声呼号，自己冤枉、没罪、是清白的。突然，小吏怒喝道：“少废话，拉出去杖脊伺候。”堂上坐着的老包一想应该我发号施令才对，哪轮到你个小吏，越权了。于是包拯急忙免去了罪犯的杖脊，以此抑制吏员气焰。殊不知已经没人家卖了。

包拯为人正直，用度节俭，看惯的他要说两句看不惯的他要管，最后弄得没朋友，亲属断绝往来，人际关系搞得非常僵，遗言说“后世子孙有当官的，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后不得葬于祖坟中。不从吾志，非我子孙②。”恰恰如此，致使名声在外，少数民族兄弟非常佩服他。话说神宗年间，那时候包拯已去世。西羌一少数民族头头于龙呵降宋归朝，面见神宗，说：“我平生只听说过包拯乃朝廷忠臣，请赐我姓包。”神宗准奏，遂赐名包顺。

树的影人的名，老包就这么狠毒。

第三件事即发生在嘉祐四年（1059年），宋廷改革的节骨眼上。

嘉祐元年，张方平担任三司使，风平浪静地度过三年，忽然来了个发家致富占便宜的机会。宋代禁止私人酿酒，想要酿酒只能到官方去买酒曲。刘保衡在京师开了一家酒场，共计赊欠官府的酒曲钱一百余万文。欠了这么多钱，酒场竟然没黄，真乃奇迹也。三司派吏员追债，刘保衡还不起，只好变卖房产。三司使张方平看到了机会，连唬带蒙把刘氏房产便宜地买了下来，堂而皇之地搬进新房。刘保衡的姑姑扎刺了，说刘保衡并非刘家人，状告到开封府，要求拿回被张方平便宜买走的房产。权知开封府事的陈升之立案，结果情况属实。

六十岁的包拯一听怒了，老爷子宦海一辈子脾气不改，怀揣着炸弹逮着谁跟谁玩命，张方平这会倒霉了。包拯上疏弹劾张方平，身为三司使竟然趁人之危，寡廉鲜耻，臭不要脸的。这种小人怎么可能委以大任呢？财政部长给他干简直是帝国的耻辱。在包拯地猛烈进攻下，张方平被贬知应天府，滚出了中央。

张方平罢黜，三司使职位由工部尚书、集贤院修撰宋祁接任。

包老爷子又怒了，宋祁怎么能行呢？文史造诣可圈可点，但知益州时游山玩水，不理政事，典型不着调不作为。不单单包拯上疏，就连宋祁亲哥宋庠也上疏，要求给宋祁调换岗位，因为宋庠时任参知政事。兄弟俩一个副总理，一个财政部长，你们让其他兄弟们情何以堪？

处于多方面的考量，宋仁宗罢免宋祁，三司使位置空缺。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该由谁来担任呢？这还用问吗？明摆着的事儿，只要包拯同志适合，满朝文武不会有人反对。宋仁宗遂任命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任命刚刚下达，另一位老愤青炸了，撸起袖子向包拯发起了猛烈进攻，什么事都能看到他老人家的身影，欧阳修老爷子。

宋祁被罢免，欧阳修看着心里发赌，毕竟宋祁和他同修《新唐书》，建立深厚的同志感情。翰林学士欧阳修上疏称，人说包拯为人重义轻利，珍惜名节，不看重官禄，洒家却不那么认为，老包明显居心叵测。包拯接二连三的弹劾，目的直指三司使，足见居心不良。更何况包拯才疏学浅，连个诗文都没有流传，恐难当三司使之重任，希望官家能够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劄子上去，没有回信，宋仁宗并未采纳他的意见，过了一段时间，包拯走马上任三司使。这个职位，已然位极人臣。

包拯上任后提出改革策略，主张淘汰冗兵，减少国库开支。

河北转运使李参裁撤了一万名冗兵，副作用立刻显现出来。

某日，老包正三司大堂里看公文，突然有一禁军士兵闯进大院，破口大骂，点名道姓，矛头针对三司使。士兵这么一吵闹，所有工作员都跑出来。

年事已高的包拯第一个反应是，这人有精神病。对于眼前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保持了高度克制，急忙委托江湖郎中为该士兵做精神鉴定，结果显示他是正常人。

士兵骂累了，包拯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张玉。”

“你这厮因何辱骂本官？”

“你自己心里清楚。”

老包纳闷了，他不清楚，十分不清楚。

按说三司与士兵不是一个系统，没有统属关系，为什么这样？

最后张玉移交到枢密院殿前司，宋仁宗下旨由开封府审理此案。事情很快水落石出，张玉是个泼皮，朝廷招募军士，他参加混口饭吃。没成想赶上裁军，因此失业了。被裁军的士兵们满腹怨气，吃闷酒闲唠嗑，大家一致怀疑三司使包拯暗中支持李参裁军，以节省帝国财政开支。二货张玉有带头大哥范儿，要给被裁撤的战友们讨个公道，所以闯入三司衙门大骂包拯。

张玉的冲动情有可原，但御史谏官们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张玉目中无人，欺凌朝廷重臣，杀无赦！如果把他放过，日后再有人前来闹事怎么办？必须严惩不贷。最后，张玉被判处死刑。看似文弱的文官们在改革的关键时刻绝不手软，因为改革是帝国的唯一出路，不容任何人破坏。

三、愤青的苏辙与仁厚的赵祯

王安石在京这几年更像一个幕后演员，躲在角落里孤芳自赏，少与人交流。先后历任三司度支司判官、知制诰、修起居注。与他同修起居注的还有司马光，日后的劲敌。但在这一时期两人相安无事，司马光出镜率较高，人家在谏院干过一段时间，表现抢眼。

司马光经常上劄子拐弯抹角地称赞宋仁宗，人都喜欢听好话，皇帝也不例外，尤其宋仁宗这种颇有些作为的仁君。司马光的奏疏说的较为实在，不是通篇阿谀奉承，就事论事，点到为止。宋仁宗龙颜大悦，甚嘉之。司马光逐渐成了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取得宋仁宗信任其实是第一步，一切准备工作完全是为日后那个目标做铺垫。

宋仁宗的确是宋代少有仁君，每次郊祀时都要大批量赦免囚徒，为了表现皇帝的仁德却牺牲了受害人的利益，对他们太不公平。司马光洞烛了这一问题的利害，建言道：“今国家三年一郊，未尝无赦，每岁盛夏，皆有疏决，猾吏贪纵，大为奸利。悍民暴横，侵侮善良，百千之中，败无一二；幸而发露，率皆亡匿，不过三岁，必遇赦降，则晏然自出，复为平人。使愿悫之民愤悒惴恐，凶狡之群志满气扬，岂劝善沮恶之意哉③！”

司马光说国家每三年一次郊祀祭天活动，大赦天下，形成了一个定制，那些暴徒已经掌握了这个规律，反正国家会有赦免，杀人放火抢劫随便干。只要不是造反或者十恶不赦，基本上能漂白身份，出来继续作案。长此以往，皇帝的仁德看成了犯罪嫌疑人的保护伞。善良的老百姓那是没辙，公平何在？法制何在？总这么下去，天下岂有不乱之理？只有改变这种现状才能规避犯罪风险，让那些暴徒明白皇帝并非二百五。

司马光说得很对，仁宗甚悦，他的才能与态度进一步得到了皇帝肯定，距离实现那个目标也愈发的近了。对同事而言，宋仁宗是个好上司，他执政的三十余年里政治环境少有的宽松，能够采纳群臣意见，也能够接受官员撒泼，做到这点着实不容易。

有人捧，必然有人骂，这次出场的骂人专家——苏辙！

苏辙是一愤青，典型的，他与欧阳修、包拯等老愤青还不一样。欧阳修、包拯愤然因为在乎，在乎帝国每一项政治举措，可谓心如明镜台，带着忧国忧民的伟大抱负理性地去愤。苏辙不同，他看不惯就骂，骂得极其刺耳、骂得有理有据、骂得空前绝后，皇帝也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