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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第2页）

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的梳理，建立客观、科学、有效的创新绩效指标体系，首先应该考虑所评价主体的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考虑评价对象的主要特征和内涵等要素。因本文所要评价的是农业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创新绩效，所以更应对其内涵和特征理解透彻的基础上，研究提出农业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创新绩效评价的基本框架。

2。关于创新绩效评价方法研究的综述

（1）关于DEA评价方法研究的综述

应用DEA方法对一组同质的决策单元进行相对有效性评价时，在确定输入、输出指标方面，仅需实际的样本数据，不需要对它们进行生产函数的设定；输入、输出指标的权重可以直接从模型演算结果中产生，不需要事先通过其他方法赋予权重指标；不要求庞大的数据样本，通过模型演算可以得到全面、真实的运行效率状况。上述这些特点是很多参数估计方法不具备的，因此从DEA方法研究的提出及应用至今，在模型、理论和实际应用领域受到了国内很多学者的关注。

魏权龄（1989）在文章中总结出了多产出下的生产可能集的几个恒等式，并对有效决策单元进行了明确定义，实现了对DMU的分组评价。随后又对决策单元的数量发生变化时对决策单元有效性影响的情况进行了灵敏度分析研究。朱杰等人（1994）把DEA效率分解成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饱和效率，并分别解释了这三类有效性的具体含义。杨锋等（2007）提出了循环生产系统的网络DEA效率综合评价模型，并将其应用在城市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上。

官建成（2005）采用DEA方法对区域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他所选取的样本数据包括：我国（海南、西藏除外）在2000年的专利申请数据和1998年的技术创新投入数据。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区域技术创新效率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并且只有少数几个区域达到了规模效益递增，与科技和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对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包括技术创新投入，还包括技术创新效率。刘艳阳和刘顺忠（2007）运用DEA方法来量化评价我国各地区纺织行业的创新绩效，且结合评价的结果分析了地区间效率水平差异形成的原因，得出创新系统对财力和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相对较低，需要增加在创新财力和人力资源上的投人，以及提高各种资源的利用率是提高创新系统的创新绩效主要途径的结论。

池仁勇等（2003）通过对230家浙江省的企业做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搜集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DEA方法测算出这些企业在R&D活动中具体的技术创新效率。谢伟等（2008）采用DEA方法对我国各省的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R&D效率和规模效率做了综合评价，并得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R&D效率整体水平不高且各地方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而造成非有效的主要原因是各因素非协调发展和研发投入冗余的结论。罗亚非等（2010）构建了统一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并运用超效率DEA模型方法对不同国家1998-2005年间的R&D创新活动的创新效率进行了综合评价，总结出我国的技术进步率比较低，而比较多国家主要依靠规模效率来推动R&D的创新。因此，应该重点提高我国R&D投入的规模以此推动我国的技术进步。孙凯和李煌华（2007）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实证分析了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技术创新效率，认为我国相当多的省份利用R&D投入的程度不充分。于洁等（2009）运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分析了我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得出技术效率对此作出的贡献不及技术进步的结论。肖静等（2009）则运用超效率DEA方法比较分析了2002-2004年间中国、八国集团以及韩国等十个国家的R&D投入和直接产出以及R&D效率，研究得出我国虽然在投入和产出方面取得的进步比较明显，但R&D效率还是不太高。

师萍（2008）运用协整理论和方法、DEA理论和模型，综合分析了我国自1995年以来科技投入的创新绩效，建立了我国R&DGDP偏低的分析模型，解析制度因素对R&DGDP偏低的影响程度，并对政府科技投入影响企业R&D增长的程度作了定量分析。鲍红梅（2009）采用DEA模型评价分析和纵向比较了我国1991-2007年间的科技创新相对效率，得出我国科技创新的效率值呈现连续快速平稳增长发展态势的速度越来越快的结论。朱学冬和陈雅兰（2010）以福建省创新型企业为样本，通过搜集创新型企业2006-2008年间的相关数据，运用DEA模型评价，分析了福建省创新型企业的创新绩效。

对于DEA理论与实证方法的研究，还有不少学者尝试在评价决策单元有效性时将DEA方法和诸如序贯决策法、AHP、模糊综合评价法和灰色决策法等其他评价方法综合来进行实证分析。上述的一系列研究极大的丰富了DEA方法的理论体系，大大地增加了DEA方法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应用范围。

（2）关于其他评价方法研究的综述

李冬梅等（2003）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区域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了综合评价分析，①分别确定了科技投入和科技产出指标的权重，②计算出投入与产出的总指数（通过加权的方式计算），③运算得出投入和产出的指数比。师萍（2004）基于造成我国科技投入强度偏低的原因不是政府科技投入对企业的挤出效应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分析我国目前政府科技投入偏低原因的新思路。该思路分析的切入点是利用各国政府的科技投入制度之间的差异，运用科技投入的制度因素效率作用机理和科技投入效率等计量工具来作系统分析，并建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乔均，祁晓荔和储俊松等（2006）运用BSC（平衡积分卡）方法对江苏网通作了实证分析，他们对BSC评价模型在应用中国企业时所使用的指标做出了修正，极大地提高了BSC模型方法在中国企业评价上的适用性。胡恩华（2006）应用广义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1991-2003年间的科技投入的经济效果。王青云和饶扬德（2004）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经济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做了综合评价分析，并建立了从效益角度出发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综合评价系统，设计出改进版的层次灰色综合评判模型。张晓芳，戴永务和刘燕娜（2010）运用福建45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数据，以BP神经网络为基础建立了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模型。曹静和范德成（2010）等运用模糊积分评价法测算各指标，得出我国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状态比较良好的结论。

张宗益等（2006）利用我国1998-2003年间31个省（市、自治区）的相关数据，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来分析我国的区域技术创新效率，认为虽然我国的区域技术创新效率呈现上升趋势，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比较大，就国内而言，东、西部之间的创新效率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韩晶（2010）采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研究得出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整体创新效率的良好发展趋势是依赖科技经费投入来拉动的。

当然，也有一些文献采用了个性化方法，比如：刘和东（2003）构建了非线性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差异。聂萍（2006）采用密切值法对汽车行业的上市企业的技术创新绩进行绩效综合评价。此外，卢怀宝等采用二次相对评价分析法、邵春燕采用网络层次方法（ANP）、李文博和郑文哲采用BP神经网络分析法、梅小安和彭俊武采用弱势指标倍数方法、朱利民则采用E-V模型方法均对绩效评价进行了相关研究。

总之，通过对国内关于创新绩效评价方法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可以为本文对农业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创新绩效评价方法的选择上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研究综述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是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和日本等国家或地区兴起并蓬勃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市场间合作创新组织。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能够有效地整合创新资源，提升创新领域交流与扩散的速度，极大地降低产业技术创新的成本，快速提高本国或地区的产业竞争能力，实现高效益与低成本相统一的技术创新目标。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是产学研合作创新的高级形式，国内外学者对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联盟的内涵、模式和绩效评价等方面。

（一）国外研究现状

1。关于联盟内涵与组织模式研究的综述

学术界对于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研究起源于对战略联盟的研究。Potter和Modic（1988）认为，联盟主体基于效率、成本以及竞争优势等因素而建立的一种风险共担、优势互补、要素双向或多向流动的松散型关系网络组织就是战略联盟。Teece（1992）把战略联盟定义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伙伴企业为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等战略目标而进行以承诺和信任为特征的合作活动。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开始重点关注产业技术联盟。其中Caldeira（2003）提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是以某一产业的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以及技术产业化等成员的共同目标为基础，以适当的运作制度和组织形式，多家企业（包括企业科研机构、中介服务组织等）联合起来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组织体，这些企业都具有相同或者类似产业背景。

以知识为中心的知识联盟是伴随着战略联盟实践的发展而兴起的。Inkepen（1998）在组织学习理论和企业知识理论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知识联盟这个概念。他认为战略联盟的高级形式就是知识联盟，企业联盟不再仅限于出于分担风险、共享资源、进入新市场以及降低成本等传统的动机，而更多地是为了要跟合作伙伴学习并获取其专门知识。Narula和把知识联盟看作是一种新兴的合作创新形式。Mowery（1996）等学者将研究视角转移到组织间学习上，他们提出了联盟的知识特性与治理结构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的观点。随着知识编码化程度的逐渐提高，非股权形式的契约开始盛行。而伴随着隐性程度在知识中的比例提高，联盟采用更多的治理结构是以股权为基础的，因为只有在组织实践中企业的专有技术或能力才能得到完全体现，所以这类联盟从合作方学习专有技术或能力的条件最适合。daas（1998）实证分析了参与技术联盟的高技术企业在1992-1996年间的表现，结果表明，选择联盟的企业比选择直接竞争者的机会主义风险要低很多，所以众多企业选择参与技术标准竞争的方式倾向于采用技术联盟形式。而Blumenthal（1992）则提出大学-企业关系对学术机构而言利益和风险共存。Sakakibara（2000）则认为企业参与合作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知识在组织间的转移，并非仅仅只是传统意义上说的创新项目的成功。Atlan（1987）把产学研合作归纳成六类：①大学的产业合作计划；②协作研发；③研发基地；④一般性研发经费资助；⑤科学园区与创业孵化中心；⑥特色性研发资助。而Bolto（1995）则根据产学研合作中企业与大学的合作方式，把产学研合作归纳为七大类：①大学暂时不用的试验设施和场地给企业有偿使用；②大学的课题研究得到企业的指引，易于大学研究成果的产品化；③在校学生对实习岗位的需求企业要满足；④大学专家教授为企业做报告或讲学，避免企业家走弯路；⑤大学做课题研究所需要的研究经费和事业器材等，企业为提供必要的资助；⑥企业界的专家为学校的学生讲课或做报告，使应用领域的最新思想和技术被在校学生所认识；⑦企业的发展有必要得到大学的各种咨询服务。

在新兴的组织背景下，Nader（2005）认为企业一方面可以直接从联盟中获得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间接从联盟中得到好处。企业通过占据处在间接联盟中的中心位置才可以从联盟中获取更多有用的知识，从而可以增加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的成功率。Reuer（2000）基于价值链理论提出，企业对共同开发的需求可以通过处在同一价值链上的不同企业间或处于上下游价值链上的企业间的相互合作来实现。这些合作企业遵循优势互补的原则来共享各自价值链上的部分优势要素，从而增加其竞争优势。Gulati（1995）和Lorenzoni（1999）以交易成本理论为依据认为，企业间之间交易的不确定性一旦变大，就可以发挥战略联盟的特点，便于监督和稳定的交易关系，战略联盟自身就可以解决市场中的内部化问题，企业也以此来达到共享资源，降低技术转移成本的目的。Bower（2001）基于企业资源和能力理论提出，技术联盟为企业的能力创造和转换创造了一条正确途径，而蕴藏在人的经验性知识中和组织内部的核心能力就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Dasetal（1996）基于交易成本的角度考虑提出，经营活动中的综合风险的类型及大小和联盟治理结构的选择密切相关，企业一般在基于关系风险低、绩效风险较高的情况下应采用非股权联盟结构，而当关系风险较高、绩效风险低的情况下，企业则应该选择更加一体化的联盟治理结构。

2。关于联盟绩效评价研究的综述

在联盟绩效评价研究方面，20世纪70年代初，Satty首先提出了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多目标决策方法层次分析法（AHP），这种方法可以将复杂的评价问题变得层次化，它适用的情况不仅包括主观信息不确定性的情况，还能够通过合乎逻辑的方式运用洞察力、经验甚至直觉来作出分析。Chames，Cooper和Rhodes等（1978）最早提出了数据包络分析法（DEA），这种可以结合联盟绩效评价的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还能够评价多投入、多产出的产业经济效益，且能通过“窗口”技术找到单元薄弱环节并加以改进。RobertKaplan和DavidNorton（1992）在总结了十几家绩效综合评价处于领先的公司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平衡记分卡法（BSC），该方法要求从创新与学习、顾客、内部以及财务四个不同角度来考虑企业，建立相应指标体系和确定权重来进行评价。

Bonaccorsi和Piccaluga（1994）则提出了一个综合评价产学研合作的评价模型，这个模型中将合作绩效归纳为三个方面：知识的产生、知识的传递和知识的衍生，并把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相结合构建起绩效评价指标体系。TomasHellstrom和MerleJacob（1999）认为，发展成动态研究网络已经是产学研合作绩效评价与管理的基本态势，他们从生产力、财务效益、范围、出版物、教育和专利等六个方面指标来构建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RosaGrimaldi（2002）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后提出直接或现实效益指标，开始目标的一致性程度和最后目标的完成程度指标，间接、将来和无形的效益指标是产业化联盟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必须要具备的三个指标。

（二）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联盟内涵与组织模式研究的综述

李学勇（2009）认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作为一种新颖的产学研合作模式，通过产学研联盟成员之间的协同创新和优势互补从而构建出稳定、长效的共同利益体，并在此这基础上通过建立契约关系来构建起合作开发、联合投入、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机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内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更加持久、稳定和紧密是对比传统的产学研合作模式的优势。赵志泉（2009）认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就是产业内联盟各利益方为了达到共同的战略性创新目标，以各种股权安排、长期契约安排和彼此之间的默契而构建起的共担风险、共享利益、要素水平式流动的松散网络型组织体。同时提出联盟内各主体的作用：其中政策支持、遴选产业与技术以及通过重大科技专项是政府应发挥的作用；而企业的作用则是推广创新技术、参与研究开发，以及提供技术创新需要的资源包括技术人员、资金以及科研设施等；而通过提供智力资源来参与研究开发则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应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