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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风华绝代自从容第一章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第4页）

兴元府地处汉水上流的汉中平原，是中原、陕西和四川商业流通的必经之地。北宋中期文同说，这里有各地来的商人互相“贸迁有无”，“天下物货种列于市”，“公籴私贩，辇负不绝”，附近的洋州（陕西洋县）也是个“四方商贾”贸易毕至之地。兴元府是西北地区的重要商业中心。

地处运河南端及钱塘江入海处的杭州，每年商税有十多万贯。

著名词人柳永《望海潮》词上阙，有“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等句，形容北宋中期杭州的繁华。杭州是东南地区的一大商业中心。

除了上述四个商业中心外，运河沿岸的寿州（今安徽凤台）、楚州（江苏淮安）、扬州，长江沿岸的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鄂州（湖北武昌）、江陵府（湖北江陵），沿海的密州（今山东胶县）、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福建泉州）、广州等城市，都有相当繁荣的商业。其他约300个州、府、军、监所在的城市及其所属的县城，也都有数目不等的商税定额，说明这些城市的商业，都有不同程度的繁荣。

在县城以下，则有众多的镇市和乡村的草市。

镇在五代以前，主要是作为军事据点设置的。入宋以后，镇的军事性质基本消失，许多旧有的镇都变成商品经济活动的集散地，宋朝政府也在这些镇市设立税场征收商税。由于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乡村集市也发展成镇市。据《宋会要·方域》记载，北宋时新置的镇市有106个。就整个北宋辖区而言，据《元丰九域志》记载，有镇l884个。

草市是农村的定期集市，它出现于唐代，入宋以后更在广大乡村普遍出现。苏轼在《乞罢宿州修城状》这个奏疏中说“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众”。他后来到了海南岛，也有一首诗说：“籴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这里的“市”也是草市。宋仁宗时，因为广南这类墟市众多，有的官员曾上书建议取缔这种集市，让买卖都到城邑中进行，以增加商税收入。宋仁宗因为这事牵涉面太大，没有同意。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草市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交换市场了。

在北宋时，不仅镇市、草市大量涌现，还有许多草市发展成镇市，许多镇市发展成城市。开封府延津县草市镇，就是草市发展成镇的。密州高密县板桥镇，因北宋中期商业活动繁盛，升为胶西县，就是镇升为县邑的例证。这一切都反映了北宋商业的发展。

开封、兴元府、成都、杭州及沿江、沿运河、沿海的商业城市，通过大运河、长江、沿海航路及内陆的蜀道、湖南通广州的驿道等水陆交通干线联结起来，又通过各少州、县的商业市场，联系乡村的镇市和草市，使北宋境内形成一个遍布城乡的商业活动网点。

这个商业活动网的出现，既是北宋商业发展的结果，又对北宋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

对辽、西夏以及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是北宋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初年，曾先后在同辽接界的镇州（河北正定）等地，设置过“榷务”或“榷署”，沟通同辽朝的商业联系。在澶渊之盟订立后，又正式设置雄州、霸州（天津霸县）、安肃军（河北徐水）、广信军（河北徐水西遂城镇）四个榷场，组织对辽的贸易。对西夏的贸易，则有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镇戎军（今宁夏固原）两个榷场。宋辽、宋西夏之间民间贸易的渠道，更不限于这些榷场。在西北和西南，北宋还先后在古渭寨（今甘肃陇西）、熙河、兰州、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设置市易务、折博务或博易场，作为同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贸易往来的场所。

开封既是北宋最大的商业中心，也是当时中国各族经济交流的中心。除了辽、西夏使臣到开封兼营商业贸易外，还有许多回鹘商人长期居住开封经商。可见，北宋尽管同辽、西夏处于对峙状态，但同国内各民族的商业往来还是相当活跃的。

海外贸易在北宋时期也有显著发展。北宋政府实行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的政策。当南汉割据政权一削平，宋太祖就下令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作为主管广州港海外贸易的机构。两浙地区并人北宋后，宋朝又在明州、杭州及秀州华亭设立市舶机构。宋太宗还于雍熙四年（987年），派遣内侍四人，带着金、帛，分头到海外蕃国宣传宋朝发展海外贸易的政策，邀请海外国家来华贸易，这些使臣还直接从事购买香药、犀角、象牙、珍珠、龙脑的贸易活动。由于宋朝的鼓励政策，北宋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又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比前代更加丰富的出口物资，北宋的海外贸易迅速繁荣起来。东亚、东南亚、南亚、西南亚乃至非洲东海岸，都有中国海商活动的足迹，许多海外国家的商人和政府贸易使团也航海来华贸易。宋朝的沿海港口，除广州、明州、杭州空前繁荣外，泉州港也发展成重要海外贸易港。山东半岛的密州板桥镇也发展成一个贸易港口。北宋中期，为适应海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宋朝政府还分别在泉州、密州板桥增置市舶司。宋朝政府的市舶收入也迅速增加。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年）的岁人为53万余。到北宋末年，九年间的市舶收入达到1000万，每年竟达100万以上。中国历史上的海外贸易，入宋后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北宋所流通的主要货币是铜钱，局部地区使用铁钱。四川是使用铁钱的地区，铁钱与铜钱的比值是十比一，分量又重，小钱每十贯就有65斤，街市买卖，三五贯铁钱就难以提携。这种货币显然不适应商业繁荣、大规模交易的需要。于是，北宋初年，成都的十几户富商就联合发行一种铁钱代用券，代替铁钱在贸易中使用，称为交子。交子可以兑换现钱，但兑换时每贯要多交30文，作为手续费。到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宋朝政府在成都设立益州交子务，交子由私商发行变为官府正式发行。

交子最初只在四川地区流通，后来又在陕西地区使用。这种交子，就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早的纸币。

纸币的出现，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有利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北宋时期，它虽然还只是局限在川、陕地区流通，但它的出现，却为中国货币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南宋的商业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南宋时南方的商业也进一步繁荣。这突出表现在海外贸易的空前繁荣、许多商业都市呈现繁华景象及国内商品流通的加强等几个方面。

据南宋人的记载，当时同南宋有海上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五六十个。东至日本，南至印度尼西亚诸岛，西至非洲东海岸的坦桑尼亚，都有中国海商同外国贸易往来的足迹。当时从海外运入南宋的货物计400种左右。由南宋运往海外的商品，以丝绸及陶瓷器为大宗，还有各种金属及金属制品、农副产品、各种日用手工艺品等等。泉州、广州和明州，是当时海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南宋的海外贸易，是我国海外贸易史上空前繁荣的一个时期。

1-10南宋街市

南宋境内许多商业都市的繁华景象，是当时商业繁荣的集中表现。

南宋的都城杭州，取代了北宋汴京开封的位置，成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商业中心。当时四方士民、商贾都集中到杭州，使南宋时的杭州及其属县户口整整增加了一倍，达到100多万人。这就使得杭州的消费量激增。杭州所需的柴炭、干鲜果子等物要从严州（浙江建德县东）、婺州（浙江金华）、衢州（浙江衢县）、徽州（安徽歙县）等地运来；所需的海鲜来自明州（后改名庆元府，今浙江宁波）、温州、台州（今浙江临海）；每日所需的数千石粮食则要从苏（江苏苏州）、湖（浙江吴兴）、常（江苏常州）、秀（浙江嘉兴）等州及淮南、广南等处运来。每天通过钱塘江、长江、运河及海上航路载运各种货物来到杭州的船只不计其数，杭州成了钱塘江、长江、运河及海上交通的集汇枢纽，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

除杭州外，长江中下游的鄂州（今武昌）和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市），也是重要的商业都会。

鄂州是联系湖广陆上商路及长江、汉水、湘江水路的都会，商业非常繁荣。南宋诗人范成大到过鄂州，见到这里“列肆如栉”，店铺比比皆是，川、广、荆、襄、淮、浙各路的商人都到这里贸易，所有货物都有出售，而且不问多少，一日之内就可以售完。另一个大诗人陆游入蜀时路过鄂州，也看到每天停泊在这里的“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船只首尾相俟，有数里之长。比陆游稍后的王炎也说，鄂州位于水陆要冲，南面的潭（湖南长沙）、衡（湖南衡阳）、邵（湖南邵阳）等州，西面的鼎（湖南常德）、澧（湖南澧县）、江陵（湖北江陵）、安（湖北安陆）、复（湖北天门）、襄阳等州府，“数路客旅兴贩，无不辐凑鄂渚”。可见，鄂州在南宋时商业的繁荣是众口皆碑的。

建康府的商业贸易在南宋中期也相当繁荣。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为适应商业活动的需要，建康府重修秦淮河上的镇淮、饮虹二桥，时人所作修桥记说：“二桥横跨秦淮，据府要冲，自江淮、吴蜀，游民行商，分屯之旅，假道之宾客，杂沓旁午，肩摩毂击，穷日夜不止”。其中的镇淮桥更是桥上“车马如云”，桥下“千艘鳞鳞”。秦淮河上两座桥梁商旅往来繁忙的景象，是建康府商业活动繁荣的写照。

从湖南到广南的驿路，在南宋时也进一步加宽，沿途一些城镇的商业活动也很繁荣。南岳的岳市，市区遍及南岳的四周，江浙川广的各种货物都集中到这里，凡人们日常所需无所不有，商业更是繁盛。

除了大小中城镇以外，乡村草市之类的集市在南宋时也有进一步发展。南宋人的记载说：“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乡民在这些米盐之市互通有无，交易的虽然仅仅是“圭黍勺合之利”，但这种交易在当时已被视为“世道之常”，已经是乡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了。

南宋境内各民族的商业联系也很密切。海南岛的黎族人民经常到汉族人民聚居的墟市，用他们的名香、槟榔、椰子、棉布等土特产，换回耕牛、生产工具及日用品。黎族制造的一种青红间道的棉布“黎单”，深受两广人民的欢迎，桂林人都买这种“黎单”作为卧具。广州税场所征收的海商贩运黎人槟榔的税额，每年达数万缗，可见贸易额之大。西南各少数民族也经常以马匹、名贵木材、珠、犀、水银、麝香、披毯、云南刀及各种药材，与内地汉族人民交易，换回锦缯之类的丝绸及文书、茶、盐、粮米等日常生活用品。南宋政府在雅州（四川雅安）、宜州（广西宜山）、邕州（广西南宁）等地设置“博易场”，同西南各族人民互市。雅州的碉门寨（四川天全），成了四川的富商大贾尽皆向往的市场，商业交易相当活跃。

随着商业的发展，商品流通对作为流通手段的铜钱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但在南宋时，铜钱却大量减少，远远不能满足社会流通需求量激增的需要。这是因为，当时有大量铜钱被销毁制作铜器，许多富家又竞相蓄藏铜钱，使许多铜钱发挥不了流通手段的作用，偷运铜钱出口到金统治区及海外的问题，也十分严重。当时官府铸钱的数额又因许多坑冶废弃而大大减少。因此，南宋时的“钱荒”一直十分严重。商品流通扩大同钱荒的尖锐矛盾，就使得北宋时仅在局部地区使用的纸币，逐渐成了广泛流通的货币。

1-11南宋纸币

宋室南渡之初，只有北宋时期流通纸币的四川继续通行纸币，称为“钱引”。南宋官府虽然发行过“见钱关子”、“交子”“公据关子”，但这些都只是为临时应付军事开支而发行的代用券，只具有票据的性质，还不是流通的货币。到宋高宗统治后期，杭州的富商鉴于当时商业流通同铜钱短缺的矛盾，联合发行一种“便钱会子”，代替铜钱在市场上流通。南宋政府见发行纸币有利可图，遂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在杭州设立“行在会子务”，把发行会子的权利收归官府，正式在东南各路发行会子，分一贯、二贯、三贯三等，与铜钱同时流通。后来为流通的方便，又增印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三种票面。规定以三年为一界（期），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额，每界都以旧兑新，称为“东南会子”。此外，在湖北为“湖会”，两淮有“淮会”，这两种会子都同四川的“川钱引”一样，只在特定地区与铜钱并行流通。

南宋纸币的流通，开辟了中国货币史的一个新纪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