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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历史之谜（第4页）

宰相吕夷简对前不久因郭后一句话而被罢相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这次正是报复的机会，怎肯轻易放过。于是他不但赞同废后，以为“皇后如此失礼，不足母仪天下”，他还提出了两条强有力的理由：一是皇后在位九年，却无子嗣；二是汉唐故事中，光武帝素称明主，其皇后郭氏只是怨怼就被废黜，何况陛下被伤颈脖。就这样，宋仁宗终于下诏废掉郭后，降其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

居于长乐宫。

废后诏书公布后，引起朝臣们的轩然大波。主要是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范仲淹等十余名谏官、御史，向皇帝上了很多道奏折，认为皇后没有大过，不应轻率废黜，请求重新审视此事。吕夷简指示有关部门，不得接受台谏官的奏折，所以反对废后的奏疏根本无法到达仁宗手中。于是御史们准备进殿面奏，要求仁宗接见。然而吕夷简与阎文应等人早有布置，殿门紧闭不开。孔道辅等人只得拍打门环，大呼：“皇后被废大事，奈何不听台谏人言？”仁宗便令宰相去向台谏官当面说明情况。

吕夷简只得硬着头皮到中书去与台谏官们商谈。孔道辅、范仲淹等台谏官指斥夷简道：“大臣服侍皇帝和皇后，就像儿子服侍父母，父母不和，只可劝解，怎么能顺父出母呢？”夷简答：“后伤帝颈，失礼太甚。且废后亦汉、唐故事。何妨援行。”道辅厉声说：“此乃汉、唐失德事，如何引为法制？”辩论中，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最后吕夷简只得同意他们明天直接向皇帝进谏，然后拂袖而去。

吕夷简回去对仁宗讲述了台谏官的要求，认为实非朝政太平之幸事，要仁宗早做准备。第二天清晨，台谏官们早早上朝，准备与皇帝、宰相当廷辩论。不料，仁宗先下了即日起不许台谏官进谏的诏书，同时对为首的台谏官员进行了处分：孔道辅、范仲淹出知地方州郡，其他台谏官员分别给予罚金处分。在皇帝与宰相的联手打压下，这场废后风波得以平息，台谏官的进谏未能见效。

有关学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有四：

一、从郭后方面看，她骄妒有余，涵养不足，为自己种下了苦果。

郭后一入宫，就受到大权独擅的刘太后的庇护，颇为骄纵。特别是不让血气方刚的仁宗沾染其他嫔妃，在仁宗心头留下了积怨。《长编》二年十二月乙卯条载：“初，郭皇后之立，非上意，浸见疏，而后挟章献势，颇骄。

后宫为章献所禁遏，希得进。”司马光也说：“后恃章献骄妒，后宫莫得进，上患之，不敢诘。”感情上留下了厚重的阴影。

刘太后死后，郭后未能及时调整“战略”，仍是一味地霸强，实际上是惹火烧身。在中国传统中，“嫉妒”被视为女子最大的恶行之一，列入“七出”之条。一户之主，尚有三妻四妾，何况贵为天子，后宫佳丽三千，哪容得你郭后独霸乾坤？无论是从丈夫的角度看，还是从天子的角度看，骄妒成性的郭后都非得出局不可！

二、从深层原因看，郭氏的被废，是仁宗长期积郁的对刘太后不满的一种情感宣泄。

刘太后是个女强人，对并非亲子的仁宗，自觉地扮演了一位“严母”的角色。司马光《涑水纪闻》云：“仁宗幼冲，章献性严，动以礼法禁约之，未尝假以颜色。章惠（杨太后）以恩抚之。上多苦风痰，章献禁虾蟹海物，不得进御，章惠尝藏弆以食之，日：’太后何苦虐吾儿至此！‘上由是怨章献，而亲章惠，谓章献为大娘，谓章惠为小娘。”

随着年龄的增长，仁宗对朝政是非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但在刘太后眼里，二十三四岁的仁宗仍然是个孩子，一切都不容置喙。政治上的压抑，生活上的管束，仁宗的不满在内心郁结甚多，但无论是出于“孝道”、亲情或是保守皇位的政治需要，仁宗对这位强势母亲都只能隐忍不发。

刘太后去世后，仁宗意外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亲生母亲并非刘太后，而是已经去世的李宸妃。在外人眼里很有戏剧性的“狸猫换太子”，在仁宗身上却成了摧心之痛。

尽管后来得知，他母亲李氏是正常死亡并得到厚葬，但他对这种满宫、满院、满朝、满野对他隐瞒得严严实实的愚弄怎能释怀？他悲哀，他愤慨，他狂暴的感情需要寻找一个宣泄口！

首先，他把刘太后生前宠信的内侍江德明、罗崇勋等人驱逐出宫，不解恨；接着，他把刘太后生前重用的宰执大臣，包括吕夷简、张耆、夏竦等人驱逐出朝，仍不解恨；再接着，矛头就自然指向深受刘太后关爱的郭皇后了。

三、宦官、宰执的挑拨、怂恿。

阎文应也是刘太后重用过的旧人，曾任给事掖庭，后迁至入内副都知，他野心勃勃，正好趁此后宫权力中心转移时大捞一把。一方面，江德明、罗崇勋等内侍被黜，使他有兔死狐悲之感；另一方面，他决不希望再出现一个强势女人，来统治后宫。所以他反复挑拨，使得本来就犹豫不决的仁宗，把后宫家事推向前台。

而吕夷简，曾因郭后一语而被罢相，尽管半年之后他又被召回朝廷，官复原职，但他仍然怀恨在心，他从阎文应处得知“批颈”事件后，遂极力怂恿仁宗废掉郭后，以报当日罢相之仇。

宦官、宰执联手夹击，使本来就生性柔懦的仁宗坚定起来。

四、台谏的介入帮了倒忙，使仁宗废后的念头演进为事实。

尽管宦官与执政异口同声，但“上意未决”（见《长编》），直到废后之时，仁宗还下过一道诏书，称：“中宫有过，掖廷具知，特示含容，未行废黜，置之别馆，俾自省循。供给之间，一切如故。”这道诏书言辞闪烁，以致臣僚上疏质疑：“未审黜置别馆，为后乎？为妃乎？诏书不言，安所取信？”（《宋朝诸臣奏议》卷二十八）--一可见仁宗犹豫之迹。

台谏不仅累章论奏废后是“失德之举”，还声称：“夫废后谓之家事，而不听外臣者，此唐奸臣许敬宗、李世勋谄佞之辞，陛下何足取法？”（《宋朝诸臣奏议》卷二十八）》如此再三，反倒刺激了仁宗一人独尊的意志。就仁宗来说，显然不愿刚摆脱太后的阴影，又重陷大臣的掣肘。事情发展至此，废后与否已非正题，仁宗欲借此立威逞强，才是题中真意。与废后接踵而至的贬黜台谏，其用意也在于此。

明道二年十二月，仁宗一纸诏书，废掉了郭皇后。随后，范仲淹、孔道辅等被贬官出京，其余人等各被罚铜、富弼等众多官员交相上疏论争，均无结果。

真假包公案之谜

在民间关于“包青天”的故事有很多，但其有史可查的审案断案的故事极少，割牛舌案恐怕是其正史记载中唯一的断案文字。

而当时宋朝法令有“禁杀耕牛”一条，所以很快有人来县衙控告该农民私杀耕牛。包公升堂，猛然喝问道：“大胆歹徒，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又来告人家私杀耕牛！”那人一听，十分惊恐，以为事泄，只好一五一十地招供了。包公就是这样采用心理分析方法，把握作案人的下一步行为方式，不用任何侦察手段，就把疑案给轻松告破了。

无独有偶，《宋史·穆衍传》中也记载了一个基本相同的案子。是说穆衍在任华池县令时，也审断了一桩牛舌案，内容几乎与包公所断之案如出一辙，且审理过程与采用方法、断案结果也都一模一样。这就使人不得不产生怀疑：有这样巧的事吗？两案都见于《宋史》，会不会其中一案是抄袭另一案呢？那么哪个是原创者，哪个是抄袭者呢？

有人推断，包公断案的故事不胜枚举，民间流传甚广，然而基本都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后人杜撰的戏曲、文艺作品。查遍宋代所有可靠史料，真正属于断案的故事，且被记入正史的只此一个。既然包公断案的故事都是人们为了神化包公而杜撰的，那么，这个审牛舌案的故事会不会也是为了神化包公而抄来的呢？

反之，如果说是《穆衍传》抄袭的话，就缺乏明确的动机，穆衍至哲宗时，累官以直秘阁为陕西转运使，后加直龙图阁、知庆州，谈不上有什么大政绩、大名声，其历史地位与包拯根本无法相比，后人应该不会为他去抄袭添彩。

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包拯年长穆衍34岁，后者就算大器早成，少年及第进士，而任华池县令，这时包拯恐怕至少也已是监察御史了，多年前的神断牛舌案早已传为民间美谈，穆衍很有可能效仿包公断案。据包拯门人张田所编《包拯集》中附录的《国史本传》，其中也早已有此案的记载，可见元朝所修《宋史·包拯传》必有所本。此外，天长县在今安徽，而华池县在今甘肃华池县东南，两地

相隔遥远，将一事二载或二事混为一谈的可能性都较小。

这样看来，两案其实都是历史事实，只是相隔在两地，相差了二三十年。也就是说，后案中罪犯是模仿作案，而穆衍模仿包公的破案方法再次侥幸巧断此案。

“八贤王”有无之谜

宋元以来，以杨家将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而在这些传奇故事中，总有一位相貌堂堂、正气凛然、仗义执言的八贤王，他经常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助杨家将一臂之力，帮杨家将摆脱困境。在戏剧作品《潘杨讼》、《寇准背靴》、《辕门斩子》等传统剧目中，八贤王虽只是一个配角，但起的作用却非常大。大家都知道，杨家将的故事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那么，这位八贤王是否有历史依据呢？他的原型到底是哪一位历史人物呢？在许多的戏曲小说中，八贤王的名字记为赵德芳。赵德芳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他是宋太祖的小儿子，但他和杨家实在是扯不上多少关系。

《宋史·宗室传》载，赵德芳为太祖第四子，曾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诸职。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病故，时年23岁。这时，杨业归宋只有两年时间，杨延昭也才二十四岁，只是供奉官，随父从军。如果硬要将赵德芳与杨家将扯上关系，那最多在太宗进攻北汉时，说是他曾献过反间计以逼降杨业。当然，这也只能是于史无证的猜测。更让人不解的是，宋太宗曾追封德芳歧王，后改楚王，北宋末徽宗又改封秦王，此“八贤王”之称呼几乎与赵德芳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