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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历史之谜（第5页）

有些学者认为，八贤王其实是赵德芳的哥哥赵德昭的化身。《宋史·宗室传》等史籍载，赵德昭是宋太祖的第二子，由于其兄早夭，所以他曾被认为是皇位继承人。他聪明英武，喜愠不行于色，颇得太祖的信任，曾“赐金简一柄，如不法之属得专诛戮”。官任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诸职。太宗抢班即位后，虽封他为武功郡王，位列宰相之上，但内心对这位大侄子存有戒心，总是找机会进行排斥。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出征幽州时，因战败而太宗失踪，有人提出立德昭为帝。太宗后来回来后，得知此事大为不满，因小事就与德昭发脾气，德昭一气之下，自刎而亡。这时杨业刚刚归顺宋朝，德昭应该不会与杨家将发生过什么关系。不过，人们对这位失去皇位又死于非命的皇子颇感同情，就让他化为公正无私的八贤王，其有“如不法之属得专诛戮”的特权，正好用来上惩昏君、下打奸臣。问题是：赵德昭生前为武功郡王，死后曾追封魏王，后又改封燕王，如果以德昭为朝中公正力量的化身，那么为什么要用“八贤王”这个非常不恰当的称呼呢？

但是，这里也有疑问。赵元俨生于雍熙二年（985年），病亡于庆历四年（1044年），享年60岁。太宗攻取北汉之际，元俨还没出生，杨业殉国之时，他出生才一年，只是个婴儿，怎么可能助杨家一臂之力以对付奸臣呢？他在杨延昭身后三十年病殁，比杨延昭要小27岁，就是和杨文广一个辈分，这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小说戏曲中八贤王的形象。

史载，仁宗少年即位，章献太后临朝，元俨自以为德高望重，恐为太后所忌，便深自沉晦，阖门不出，不预朝谒，以绝人事。这种做法，似乎也不太像八贤王正气凛然、刚毅直言的性格。可以说，这八大王的生平与八贤王的故事相距甚远，也不会是杨家将故事中八贤王的原型。那么他的一些事迹，对构造八贤王这样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是否有影响？也不得而知。

这样看来，杨家将故事中的”八贤王“的出现，大概只是为了增加朝廷权力斗争的戏剧性冲突，满足了人们崇敬忠臣、惩处权奸的心理要求，这完全符合中国王权主义的文化传统。

八贤王实际上只是由朝廷宗室的一些轶闻，加上民众的有关情感渲染，再经过剧作家和小说家的艺术加工，融合而成的一个虚构人物。

起义将领李顺下落之谜

淳化五年（994年）正月，宋太宗赵光义任命他的亲信王继恩为四川招安使，率军去镇压起义。由于起义军在战略调整上出现错误，使宋军入川后进军顺利，且一路上屠杀起义军与民众。起义军在川北的州县不断丢失而全线撤退，宋军尾追至成都。

当时成都驻有起义军十几万人，在李顺的指挥下奋起抵抗，战斗异常激烈。但起义军毕竟缺乏大规模作战的训练和经验，五月七日，宋军突破坍塌的城墙，冲进城内，起义军经过街市内的浴血奋战，终不敌官兵，殉难者有三万多人，重要领导者八人被捕，后被宋军解往开封途中杀害。惟独李顺的下落，各种传说扑朔迷离。

第一种观点，成都被杀说。

首先，官军向朝廷报告”斩获贼首李顺首级“。据《宋会要辑稿·兵》载，淳化五年四月，王继恩派使者奏报：乱贼已平息，斩获李顺首级，并俘获其他首领。

其次，据《宋史·太宗本纪》载：“五月丁巳，西川行营破贼十余万，斩首三万级，复成都，获贼李顺。”“丙子，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

一些宋元时期的著名笔记，如北宋曾巩的《隆平集》，南宋李攸的《宋朝事实》、岳珂的《程史》等，都有类似记载，因此，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也沿用此说，当代许多史学家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但从宋朝开始，就有许多学者对这个结论提出了种种疑问。

首先，李顺是朝廷要犯，王继恩擒获后应验明正身，送呈京都炫耀战功。王继恩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匆匆就地杀害，这是为什么？

其次，从“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句看，有点含糊其辞。不知“李顺党”之说是否包含李顺，还是指李顺部下的八名首领。如有李顺，应有专指以凸显其地位。

再次，以上诸书的记载大多只是说“获贼李顺”、“擒贼帅李顺”、“斩李顺”之类，具体到如何斩、在何时何地斩等重要细节，却都语焉不详。

于是，又有另一种说法，李顺根本就没有被王继恩擒获，而是死于乱军之中。

杨升庵《全蜀艺文志》中载有淳化五年时任西川随军转运使的工部郎中刘锡一篇歌颂太宗的文字《至道圣德颂》，其中在述及宋军攻陷成都及李顺的最后下落时说：“李顺力屈势穷，藏于群寇，乱兵所害，横尸莫知，既免载于槛车，亦幸逃予枭首。”刘锡是亲自参加了这场镇压起义军活动的官员，深悉内幕情况，所以他说李顺并没有为官军俘获，应该是有根据的。既然是‘横尸莫知“，则死与未死，仍是留下了疑问。

第二种观点，不知所终说。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李顺在破城之时，就已失踪，后来去向不明。

王明清《挥尘后录》载，早在淳化五年五月王小波、李顺起义被镇压后不久，就有一位名叫张舜卿的官员向宋太宗上了一道密奏：“臣闻顺已遁去，诸将所获，非也。”太宗反驳他说：’平贼才数日，汝何以知之？徒欲害人功尔！“又记：“上怒叱出，将斩之。”--张舜卿差点为这道密奏丢了性命。不过，张舜卿的话，正反映了当时人的一种看法：李顺没有被杀，且已遁去。赵光义不予追问，是一种帝王权术。扬言李顺已死，则群龙无首，零星的残存反抗将逐渐平息；如果朝廷宣布李顺在逃，又不知要生出多少枝节来。

南宋陆游搜罗两川掌故，对李顺的事了解很多。据《老学庵笔记》载：“及王师薄城，城且破矣，顺忽饭城中僧数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数千人，皆就府治削发，衣僧衣。晡后，分东西两门出；出尽，顺亦不知所在。盖自髡而遁矣。明日，王师入城，捕得一髯±，状颇类顺，遂诛之，而实非也。”原来李顺是在剃度之后混在大群僧人中逃遁了。尽管朝廷捕杀了一个类似李顺的替死鬼，却不是李顺。当时川人传言，李顺逃至荆渚一带，入一僧寺，然后不知所终。

清康熙时人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发问说：“李焘以蜀人记蜀事，何以不载？”

其实。李焘作为宋朝的官，记宋朝的事，当然要同官方的记述保持一致。

第三种观点，广州遇难说。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天禧年间，有广州居民李延志常道及王小波故事，当地营卒和官员都怀疑并认定他就是李顺，便把他逮捕并押解到开封，“御史狱劾问得实”，此李顺是假的，判黥面发配安州。开始，枢密院以为俘获的是真李顺，而向朝廷称贺。然而审讯的结果却不是，枢密院大臣还是趋向于以假当真，结案上报。知杂御史吕夷简反诘道：“可以这样欺骗朝廷吗？”最后以事实上奏，而忤大臣之意。《五朝名臣言行录》也有类似记载。

此条记述留下的疑问是，既然李顺是假，又为什么要“判黥面发配安州”呢？

然而，陆游《老学庵笔记》却有另说：“及真庙天禧初，（李）顺竞获于岭南。初欲诛之于市，且令百官贺。吕文靖（夷简）为知杂御史，以为不可，但即狱中杀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陆游的文中并没有说是“假李顺”，吕夷简的“以为不可”应是不可公开杀害之意，因为早在淳化五年朝廷就宣布李顺已被处死，再杀一个李顺，岂不是自掌耳掴？所以“即狱中杀之”。

不管《续资治通鉴长编》和《老学庵笔记》哪个正确，应该可以证实，李顺确实没有在成都被官军俘杀。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说：“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覆按皆实。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陈文琏因此官升二级。沈括还称：“文琏家有李顺按款（案卷），本未甚详。……及（顺）败，人尚怀之，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宋人笔记《志雅堂杂抄》也说：“凡遁三十余年，年已七十余，复斩之。”

沈括治学较为严谨，他所处时代也较南宋诸书作者离李顺生平为近，且又称认识逮捕李顺的巡检使臣，估计沈括还可能看见过文琏家的有关案卷，否则不会说得如此确凿。

近代以来，许多学者都倾向于沈括之说。主张李顺死于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年）。张荫麟先生明白指出：“盖沈（括）识案中主要人物，而陆游但凭二百余年后父老之传说耳。”

但也有学者觉得陆游的说法更为可靠。他们认为，二人所记都是从广州捕得嫌疑犯，押送京师后在狱中秘密处死。远离四川千里之外的广州，在二十年时间里出现两桩李顺案，太巧了点，估计是一件事情记成两个时间。此假设如能成立，那陆游的说法更为可靠，因为当时吕夷简任知杂御史，王钦若为枢密使。如到景祐年间，吕夷简已为宰相，而王钦若早已作古。学者们认为，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宋真宗采纳了吕夷简的建议，一面否认捕获真李顺，判此案不过为诬告，故布疑阵；一面阴险地将这位农民领袖秘密杀害，所以李顺应死于天禧元年（1017年）。

无论是认为李顺于淳化五年死于成都或凤翔，还是认为死于景桔年间或天禧

年间，乃至认为李顺下落不明，其立论都带有不少猜测与想象的成分，难以得到确切的实证。因此，对李顺之死采取兼容诸说、同时存疑的态度，是较为可取的。